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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五四前夕所论“封建”，其含义略指“宗法的、专制的、阶级的（指等级制的）”诸意，它们被陈氏一概归入“新青年”起来扫荡的对象。
1、陈独秀“封建”一词的泛化“封建”一词被陈独秀初步赋予历史分期意义，首见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刊发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的一段文字，陈氏写道：
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亦无以异焉。
这是把“封建政治”作为继“酋长政治”（即氏族制）之后的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看，并与“宗法社会”大体重合，这大略昭显了陈独秀的中国古史观：
中国没有奴隶制时代，中国是由氏族公社制直接走向封建制的，而封建制与宗法制一起，由先秦的“三代”一直延续到当下。
陈氏还指出：
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
陈氏再次把“宗法”与“封建”并用，一概列入“半开化”时代，也即指从不开化的氏族制时代到开化的近代社会之间的整个历史阶段。
很明显，陈氏“半开化”之说受到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野蛮——半开化——文明”三段论，的影响，而福泽此说则是沿用了欧洲十九世纪流行的文明史观。
陈氏将“西欧——日本”的文明史框架套用于中国历史，并将封建时代等同于“半开化”时代，视为“野蛮”（即原始社会）之后、“文明”(即近代社会)之前的“一贯”时代。通观陈氏五四时期的多种言论，大体不出此一框架。
2、反孔批儒源于反“封建”梳理陈独秀“封建观”的来龙去脉，其反孔批儒论的内在逻辑便清晰起来：
陈独秀的“封建”涵盖氏族制结束后的整个中国历史（从先秦的“三代”直至当世)，而他把孔子看作封建思想家，代表了周秦以来中国三千多年意识形态主流，这种意识形态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故必反之。
陈氏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批评康有为提倡孔教，认为孔子之道不适用于现代生活：
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
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被陈氏称之“生长封建时代”，其学说为封建时代的产物，这都是不错的，但把孔子思想流衍的整个时代（晚周至近代）都纳入封建时代，则不准确。
陈氏还举《礼记·曲礼上》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指其为“孔子之道与封建时代之铁证”，这就把“封建时代”等同于产生各种专制的、非人道的制度、思想、生活方式的“旧时代”。
五四时期的反孔批儒，其证明逻辑的三段论式是：封建等于落后、反动，而孔子等于“封建”，故孔子等于落后、反动，应予打倒。
陈独秀在一九一七年的一封信中论及：
“野蛮半开化时代，有野蛮半开化时代之道德（如封建时代之忠孝节义等是）；文明大进时代，有文明大进时代之道德（如平等博爱公共心等是）。”
在另一封信中又指出：
“及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法社会之孔教统一全国之人心，据已往之成绩，推方来之效果，将何以适应生存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乎？”
陈独秀的“封建”新说，将一切“旧道德”归之“封建时代”的产物，实开“泛化封建观”之先河，但陈氏并未作出系统的学理方面的论证。
3、“泛封建”诸短语概念紊乱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各种旧式人事，多归在“封建”名下，列入“保守”、“陈腐”、“反动”之目，皆应予以“打倒”，这便是响彻近百年，至今不息的“反封建”命题。
如果对五四以来的种种“泛封建”短语加以辨析，即可发现，这些熟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词汇，所含概念多存内在抵牾，其基本症结在于：将封建主义与集权主义、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领主经济与地主经济这三组互不兼容的概念混为一谈。
如：
构成短语“封建地主阶级”的两词即互相矛盾：既然是“地主”，土地便可以自由买卖，怎能加上前置词“封建”(“封建”义为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
一又如“封建帝王”：既然是中央集权的“帝王”，郡县制为其基本政制，又怎能冠以“封建”(“封建”义为“封土建国”，贵族分权、政权分散，是“封建”的特质)？
三如“封建皇权”与前例相类，存在将不相兼容的“封建”与“皇权”拼接在一起的问题。
四如“封建官僚”亦然：既然是朝廷任命的流官，“官僚”又怎能加上定语“封建”（“封建”义为权力、爵职由封赐所得，世袭罔替)？
“封建”的基旨是贵族分权和领主世袭掌控土地人民，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和土地自由买卖的地主经济分属两种不同的制度，因此，“封建集权帝国”、“封建地主阶级”等提法都是内在概念彼此抵牾的短语。
至于“封建礼教”、“封建包办婚姻”，也属组合错位的短语。
封建时代(周代)礼教尚未定格、婚恋保有较多的上古遗风，男女情爱较为奔放、自由，《诗经》中有多篇（如《国风》的《关雎》、《木瓜》、《柏舟》、《静女》、《野有蔓草》等)生动地展现男女自由恋爱乃至私奔的诗篇。
《周礼·地官·媒氏》更有明载：仲春三月，允许男女约会，“奔者不禁”。礼教是在专制一统的两汉以降确立并渐趋强化的，此后一再演出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那样的悲剧。将“礼教”桎梏、“包办婚姻”归之“封建”，实在是文不对题。
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
然而，在泛化封建观的长期濡染之下，上述短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反复使用，以致“封建”成了代人受过的、普遭诟骂骂的专用词。有学者将“‘封建’被污名化”。“封建性糟粕”与“民主性精华”成为概括传统文化应予批判及继承的两大侧面。
其实，与“民主性精华”相对应的主要是“专制性糟粕”，“民主”的对应词是“专制”，而不是“封建”。
4、反封建的任务自陈独秀发端，流行至今的说法是：封建主义抑制了中国人的自由精神、人文主义，是中国现代转型的大障碍，因此，现代化首先必须“反封建”。然而，此一论证逻辑的前提(“封建抑制自由”)并不一定能够成立。
在近人的“封建”语用方面，值得效法的是孙中山，孙中山终其一生反对专制，却没有提过“反封建”之类概念不清的口号。
孙中山倡导反清革命，从不以“封建”之辞指称清政府，他的标准提法是“满清政府者，君主专制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也”。
一九○五年秋在与汪精卫谈话中提出“革命以民权为目的”，要以拒绝帝制的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为榜样，创“民权之国”，并与中国历史上的夺权称帝者划清界限。
孙中山把社会批判的锋芒指向专制主义的制度性结构，而没有限于对专制君主的个人谴责。此后他还多次指出，中国的积弊是专制、贫穷、迷信、一盘散沙等，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抗御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对内革除专制制度，推进民主法治。“废除专制，实行共和”是其基本目标。
反观，陈独秀所提倡的“反封建”，并将其作为争取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题旨，与孙中山等民主运动先驱的论说大不相同；而由陈氏导引产生的以泛化“封建”为词的一系列“封建”短语，长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对象的名称，广为使用。
这些短语多半存在概念彼此抵牾的不通之处。此类短语虽然不一定直接从陈独秀那里沿袭而来（其间有多种中介环节），却与五四时期的“反封建”题旨保持着历史的继承性，人们只需把上列短语与陈氏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文字加以对照，就可以明白此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新名“封建”使用的第二阶段，其间陈独秀把“封建”的外延一直推及到中国现代，但这在当时尚属个别之论，更多的论者所称“封建”，仍指殷周分封制，或指欧洲中世纪制度，从而兼容“封建”一词的原始义与西义。
陈独秀将“封建”等同于落后、反动，在历史分期上，指从夏、商、周直至当下，故把清算“封建”遗毒作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主题。陈氏狂飙式的言论播及后世，故而今亦多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归为“反封建”，即秉承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泛封建”观。
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中心课题，或曰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并非“反封建”（此一任务已大体在周秦之际完成)，而应当归纳为：
(一)解构宗法社会，建立契约社会、法治社会；（二）变革地主租佃经济，实行耕者有其田；（三）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
这是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百年间中国近代化进程（或日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情形。泛化封建说，模糊了此一真实的历史内容。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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