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作家泥文授权勇哥读史独家发布，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
据父辈们口头言说和家谱显示，我们祖上是从湖北移民过来的。这与八大王张献忠“血洗四川”有关。
有史料显示，张献忠曾在开县（今重庆开州区）的黄陵城大战明军，伤敌无数，使明军大伤元气，让明朝加快了走向末路的步伐。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讲过一个观点：开县黄陵城之战不是名城的陷落，也不是任何大规模的会战，然而就是这籍籍无名的黄陵城下的一场伏击，使晚明国运到了最关键的转捩点。
黄陵城位于开县丰乐镇东2.9里处，地势高耸，四周陡峭，熊耳山、迎仙山为其屏障，石柱关雄踞于右，彭溪河环流于左，登山环顾，群山尽收眼底，是开县城东兵家必争的唯一制高点。
但黄陵城是不是城很难说，《开县志》记载说：五代时，当地黄姓、侯姓两户躲避乱世依山筑寨，后衍为今名。
我们穿行于那一片地方，看到的除了山地和农作物，根本看不出那里曾是一座“城”，一个曾被战争的血浸透过的地方。谁也说不清这座城具体位置何在，更说不清它究竟建于何时、消隐于何时。倒是当地人说，在土岗曾经挖出过一些石砖和青砖，曾经在一块砖的缝隙里发现过一枚生锈的箭镞，来印证一段历史，来想象那个勇猛的射箭武士。
据史料说，明代崇祯14年（公元1641年）正月，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由达州到开县，屯兵黄陵城。一个大雨滂沱的黄昏，张献忠在这里伏击了明朝的追兵，让明军血流成河，魂归异土。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等的起义，让明朝国力疲惫，加快走向衰竭的运程，给清军入关的势头起到一个间接助力的作用。
其实，后来明朝灭亡，李自成被清军所败，清朝入主中原，张献忠便依据所属势力，与清朝对决，足见他有御外辱的襟怀。据记载，当时清朝统治者，曾多次进行招降，均被张献忠拒绝。
张献忠算是有个性的主，本想以对付明军的“以走制敌”的极有创意的打法方式对付清军，奈何清军的战斗力远非明军的战斗力可比。明军处于一个没落的大季候，人心涣散。而清军铁蹄落地雷动，训练有素，势如破竹。张献忠们的败，不能不说是先天基因决定了。公元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被流矢击中而死。
坊间传说张献忠是“屠夫”，弑杀成魔。又说他们起义算不得义军，更不是仁义之师，最多就是流寇惯匪。其实，是战争就得死人，正义也好，非正义也好，其本质就是流血的政治。况且历史的真实性如何，又有几个人能说的清？政史都是为当朝政治服务的，就算民间有以事实为记录的“野史”，历经几百年，没有有力的措施也无法存活下来。在那个封建统治一切和愚民的社会，老百姓就如木偶，清政府为了打击消灭起义军制造可怕舆论也不是不可能。我们来看，满清1649年为征服四川时发布的命令：“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何为贼？在皇权眼里，任何反对既为贼。我想这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命令才是四川人也在浴血奋战中被屠戮殆尽，而此时，明朝已经于1644年灭亡了，张献忠也在1646年死了，谁屠了四川？
处于战乱不断的四川民众，肯定会招来意外横祸与灭顶之灾，我想这也是川人锐减的原因之一。如民间传说，一说张献忠第一次率军入川时，被明朝女将军秦良玉击败，心中留下了屈辱的仇恨；一说，张献忠小时候随父去四川卖枣，因自己驴子的驴粪和驴尿拉在一户人家的门前，而受擦净驴粪驴尿之辱；一说拉屎错用顺手摘的荨麻，蝎得张献忠暴跳如雷，说四川不但人可恶，连草都可恶，由此导致了张献忠屠川的恶劣行径。其实这些可信度不高。
张献忠的心真如此狭隘，又怎能有数十万之众归附于他？再说，张献忠一早就仇视四川人的话，为啥将都城定在成都？长期盘踞于四川？难道兔子不食窝边草的道理他不懂？
关于“七杀碑”有两个版本，“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理性思量，你会相信哪一个？
（泥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勇哥读史工作室专栏作家，著有《泥人歌》《我多想停下来》等多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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