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观察者网/武守哲】一百四十多年前，大批波兰社会科学的实践家们纷纷卷入了一个相对来说很年轻的学科——史前史考古学。
触发这股考古热潮的起因，是在克拉科夫的很多考古遗迹中发掘出了相当数量的人骨手工制品。 19世纪晚期波兰考古界的领头人哥特弗雷德·奥索夫斯基勘验后，认为发掘物都是真实可靠的。
19世纪晚期波兰考古学的兴起，主要靠克拉科夫学派的推动，但很多学术观点迅速传播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放眼到当时的整个欧洲考古界，这股思潮绝非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边角地带，很值得一书。
在历史的行程走到19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候，克拉科夫一跃而起成为波兰史前史研究的中心城市，其原因较为复杂。
首先，相对于波兰其他地方，克拉科夫一度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占领地，科研资助较为雄厚，所以聚集了很多一流的波兰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科学研究的氛围相对浓厚；其次，在塔特拉山脉以南，19世纪中期之后逐渐发掘出大量的史前文物，这些发掘地点几乎环形包围了克拉科夫市，客观上让该市成为了考古学界的中心；从当时的发掘技术来说，克拉科夫肥沃的黄土底层特质也有利于有关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展开。
考虑到上述几个条件，就不难理解为何1873年波兰科学院是在克拉科夫成立的，而且成立后马上组建了波兰人类学委员会。
当时的考古学家们特别热衷于这样一个议题：发掘除了有很多当时灭绝的动物物种的遗迹，如毛犀牛，穴居熊类和猛犸象，那么在同时代，有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呢？
早在17世纪，克拉科夫市的大主教乌瑟尔（Usser）就把当时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到公元前4004年以前，对此他还写了大量的专著。
熊类的巢穴遗址主要在克拉科夫北部的约拉（wielun Jura）狭长的河谷地带，很多也散落在克拉科夫和（ojcow）之间。1871年，考古学家萨维斯卡（Zawiska）首次对此地进行系统发掘和整理。
奥依科夫这片区域成为波兰考古学家们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就此地的遗址勘探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了博洛尼亚、布鲁塞尔和布达佩斯特等市的学术刊物上。
考古界的后起之秀
1878-1879年，德国考古学家费迪南·罗默尔（Roemer）专门就其中一个命名为涅托佩尔索瓦（Nietoperzowa）的洞穴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和整理，专著出版后让此地暴得大名。由于该地区史前遗迹越来越多，波兰科学院主席玛耶尔（Majer）决定从其他部门抽调人手，组成专门的考古组，集发掘、勘探、测绘和岩石标本制作等等。这个小组的组长不是别人，就是奥索夫斯基，一个刚刚入行到波兰考古界的学者。
1835年11月20日，奥索夫斯基出生于距离基辅不远的卡萨尔诺维茨（Kazarynowce），父母都是贫苦的农民，他在兹托米尔茨（Zytomierz）读完了高中，在俄国军队中服过兵役，而且还当过中尉。之后他在兹托米尔茨的法庭中当书记员，并且还在当地的统计委员会兼职。
奥索夫斯基
就在这时期，他对搜集考古遗迹和考古材料本身产生初步的兴趣。虽然说奥索夫斯基基本上是自学成才，但波兰考古委员会还是让他主持沃雷尼亚（Wolynia）的地质学勘探工作，他在任上一干就是十年（1860-1870），期间他越来越热衷于接触和阅读考古学的知识。
1870年代早期，他在基辅和一些知名考古学家会面之前，就能在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了。
1874年开始，奥索夫斯基搬到了托伦（Torun），在该市的科学院的资助下开始正式的考古学工作。当时他的任务主要集中于发掘当地一些史前时代的墓葬，他还参与建设了托伦博物馆的建设。
在托伦工作期间，他开始和克拉科夫科学院接触，并且在1878年搬到了克拉科夫市。现存的各种传记资料显示，他是被克拉科夫科学院的人类学委员会特定招募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大规模发掘当地的上古时期遗迹。
在1879年对特定遗址进行测绘、记录和定位之后，于1880年正式启动了对目标遗迹的挖掘。在最初的三年里（1880、1881和1882）他的主要任务是勘探穆尼科夫的深沟，位于克拉科夫市的西北方，距离市郊区有四千米，这些地方的石灰岩已经被标上了诸如（泼德科山卡）“Pod Kochanka”，“Na Milaszowce”（那米拉斯佐夫茨），“Grota Dra Majera”（格罗塔德拉玛耶拉）等等。
在把他那套考古学的“理论创建”付诸实施的时候，奥索夫斯基发现其实没有必要在整个工作日都呆在发掘现场。于是他把工作重点从在现场监督甄查工作进程，转为出土资料进行重点研究，以及为第二天的工作划重点。
19世纪晚期的考古学，相对“文物到底来自哪个坑哪个洞穴”这个问题，学者们对出土材料本身更加重视。在他负责的一系列考古洞穴中，他清楚地划分出了三个地层。
当年的发掘洞穴
第一层是掺杂大量黏土的黑土腐殖质地层，厚度达15-40厘米，这一层中可以找到史前时代晚期不同年代遗留的陶器，以及铜铁人工制品；第二层主要是黏土层，嵌有很多小卵石，厚度有1-2米，这一层中可以发掘出数量不菲的打火石，不同动物种类（包括生存在该洞穴中的啮齿目动物）的骸骨，人类做饭生下来的食物垃圾，和打磨过的骨制品。很显然，人类把兽骨中比较尖的那一部分做成了锥子和针一类，但还用一些奇形怪状的骨头做成了人形和动物形骨模型；第三层也是黏土层，但是兽骨比第二层更多，而且有从墙壁和穴顶剥落下来的大量的石灰岩碎片。不过这一层没有任何的人工制品，从兽骨的形状上看，可以判断是已经灭绝的猛犸象和毛犀牛。
随着发掘的进行，奥索夫斯基把第二层设为了发掘重点，出土的文物中，制作成的人形和兽形兽骨多种多样，有鸟类和其他动物形状，人面有侧脸也有正脸。其他的骨制品多数是几何形图案，比如金字塔，而且非常类似于徽章的形状，这些出土的兽骨制品的样态，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同类型出土文物比，几乎是独有的。到底是克拉科夫一带的史前时期就是有别于欧洲其他地区，还是考古学家触探到一个之前未曾发掘过的区域？
经过了近四年穆尼科夫峡谷地带的发掘整理，共在11个洞穴和岩棚户中出土了8000多片各种兽骨人工制品。奥索夫斯基对哪些他找到的原始文物能在国际上有影响力，有相当程度的敏锐感。
1882年，他在和捷克的一群医生有过面对面的探讨，而且在布拉格和几个自然学家会晤，他都把一个名叫“那米拉斯佐夫茨”洞穴出土的兽骨标本和其他出土的人工制品拿给他们看。由于会面时间有限，双方都没有深入探讨，不过他扩展了在圈子里的影响力。
1882年的秋天，他委托布拉格的沃德里希（Woldrich）教授，从穆尼科夫出土的人工制品中选取了一部分，带到了维也纳人类学科学学大会的现场，而且在欧洲重量级的人类学学术刊物上发了，而且选取的人工制品还被带去了敖德萨，让俄罗斯的考古学家们也看过了。
没过多长时间，整个考古学界的各种反响纷至沓来。第一波来自克拉科夫当地人类学圈子，约瑟夫·勒普科夫斯基（Jozef Lepkowski）教授发文赞誉：“这批穆尼科夫的年轻人做到了！”人类学委员会的另一名会员齐耶米耶茨基（Teodor Ziemiecki）则表达了某种程度的质疑。
奥索夫斯基送往维也纳的人工制品样本，没有他预料中的那样受到足够的正面评价，沃德里希在写给奥索夫斯基的信中，这样说：
……第二天，我继续仔细研究了这些样本，没有发现任何造假的痕迹，其他人也绝不会认为它们是赝品……我想斯佐姆巴茨教授传达了我的意见，即这是真品，只不过年代推断上比你的认定要晚一些，不过斯佐姆巴茨教授却认为这些样品是假的。
维也纳学会之后对这些人工制品的真实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还写了一篇名为“Faelschungen aus Mnikow”（来自穆尼科夫的造假）的报告发在了学术刊物上。奥索夫斯基在同一期刊物上也写了一篇驳斥文章，针锋相对。
不过，来自东普鲁士哥尼斯堡的蒂舍莱尔（Otto Tischler）给奥索夫斯基施以援手。蒂舍莱尔专门发掘史前史晚期文物（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在圈内活跃度很高，他把人骨制品样本和自己在东普鲁士发掘出土的琥珀材料对比，发现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度，尤其是动物的形状。（不过蒂舍莱尔和沃德里希的观点相同，认为这些人工制物的制作时间比奥索夫斯基声称的要晚一些）。
发掘出土的人工兽骨制品
除此之外，蒂舍莱尔还为奥索夫斯基的学术能力辩护，他还邀请奥索夫斯基参加了下一届的德国人类学学术年会。
有这样一位知名的德语界考古学权威人士背书，看起来足够平息学界对奥索夫斯基那批文物真实性的质疑。不过，反对的声音又从法国传来。
来自法国的质疑
奥索夫斯基曾经在1882年1月份就其前两次洞穴发掘做过一次简报，发表在法国人卡特莱哈克（Emile Cartailhac）主编的人类学杂志上，并且附上了50张兽骨人工制品的照片。
这一批兽骨样品和在德国引起争论的那批文物不同，因为后者是1882-1883年才出土的，这批兽骨主要是被人类打磨成的针状和矛，包括吃饭用的勺子形状等等，法国考古学家也在法国中南部进行了发掘，出土的兽骨形状和奥索夫斯基那批迥异。
法国人认为刀叉形状相当稀奇罕见，而且锥子的头部还有动物形象，卡特莱哈克在奥索夫斯基简报的脚注中加了一些质疑的注释。
1883年，法国考古学家尚特里（Emile Chantre）和摩尔特里莱（Adrrien de Mortillet）在去俄国的途中路过克拉科夫，拜访了波兰科学院的博物馆，亲手鉴定一手被发掘出来的那批人工制品。那时，1882-1883年新一批的人和兽形状的兽骨已经被放进了陈列馆。
他们来访时，奥索夫斯基有事并不在场，接待他们的是亚基尔洛尼安（Jagiellonian）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科佩尔尼茨基（Izydor Kopernicki）。尚特里和摩尔特里莱当场就宣称这批出土物是假的，而且摩尔特里莱还认为兽骨“有被切削的痕迹，被折叠式小刀打过孔”（奥索夫斯基后来辩称，这两人只是隔着玻璃观看，而且文物被放置在相对封闭的箱子里，光线不明的话就认为造假，未免有些太儿戏了。）
回到法国之后，这两人把调查意见反馈给了卡特莱哈克——这位先入之见就认为兽骨造假的法国考古界权威。就在奥索夫斯基发表文章的学术刊物上，卡特莱哈克再次发文，认为奥索夫斯基只不过是个傀儡和造假的牺牲品，背后是有主谋的。他还建议欧洲整个科学院和穆尼科夫这批“学术成果”相剥离，以免让整个圈子变成笑话。
与此同时，摩尔特里莱发表了一篇“波兰人的考古造假”（Faux des cavernes de Pologne）一文，系统阐释了他对那批出土文物的看法，在文中，他特别指出骨制品的表层与深层的色差问题，认为原材料估计年代比较久远，但是出土后明显有人为润色的痕迹。有趣的是，他还发现出土文物的上色模式和波兰民间艺术给木偶刷漆异曲同工，更加认定波兰考古界有造假嫌疑。卡特莱哈克进而响应，认为波兰考古界的这次造假，相当于给有些一直质疑出土文物真实性的其他学科在“输送弹药”，极大地损害了新生的行业共同体的声望。
面对法国考古界发起的攻击，穆尼科夫方面的反应极为强烈。奥索夫斯基向卡特莱哈克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信作为回击。
萨博洛夫斯基（Zygmunt Zaborowski）是旅居在法国巴黎的波兰人类学家，他也不同意法国考古界的结论，在Blois召开的人类学会议上，他公开支持穆尼科夫这一方。
图中黑色方块为洞穴遗址
闻听消息的德国考古学家蒂舍莱尔专门造访了克拉科夫，亲手检验了陈列在博物馆的出土文物，认定其真实性，绝非造假。但是这件事引起的学界的一系列争论不但让奥索夫斯基感到不快，也让波兰科学院——考古挖掘的资金支持方感受到了很大压力。
调查委员会成立
1884年12月29日，在新一届波兰人类学委员会上，奥索夫斯基请求科学院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调查这批出土兽骨的真实性。科学院欣然答应，这个委员会成员如下：
莱普科夫斯基，考古学教授，他也是一开始就对出土文物提出质疑的学者；
阿尔特（Alojzy Alth），地质学家，主持在瓦维尔（Wawel）山的“龙穴”（Dragon Cave）的勘探发掘；
科佩尔尼茨基和萨多夫斯基，这两位都是考古理论工作者，一般不参与田野工作，他们主要负责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和波罗的海历史的理论关联性；
奥索夫斯基本人。
1884年12月6月，调查委员会开了第一次碰头会，选举出了阿尔特为主席，科佩尔尼茨基为书记员。
最初的几次调查会议，议题主要集中在兽骨的材质以及从何处入手鉴定的问题。科佩尔尼茨基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论证这批人工制品的兽骨被单纯用石器加以复制的可能性，以及用金属器械和石器制作这类兽骨形状是否有显著差别。可以说，这个工作方法在当时的考古学界还是相当有创建性的。
科佩尔尼茨基用了一块马的尺骨做实验，分别用燧石刀和折叠刀以及纯石器打磨这块骨，看看制作的不同效果。结果显示，用金属制品制作兽骨的痕迹很明显，肉眼就可以看出来，而石器制作则需要相对来说耗费更多的人力和时间，而且刀痕更加不规则。而且他还发现，用折叠刀给兽骨打孔更加容易，打出来的孔往往就是一边大一边小，很难保持两端有一样的宽度。
如果使用燧石刀打磨兽骨，会留下波浪状的划痕和平行的沟槽（主要是因为燧石刀的刀锋不够规则），如果用金属刀的话，那兽骨的表面要光滑的多。科佩尔尼茨基对比了他用马尺骨制作的同样大小的制品和出土兽骨，认为兽骨的的确确是史前制作的，先是用了燧石刀，再用了软土石打磨抛光。但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兽骨被制作成了针和锥子的形状，头部还有兽头的图案，这一点科佩尔尼茨基未能给出明确解释。
1885年3月26日，调查委员会召开了第15次会议，向外界传达了穆尼科夫发掘出土的文物被认定为真实性的判断，而且分门别类一一拿出证据，证明这批兽骨不存在被造假的痕迹，无疑都是从勘探出的洞穴中发掘并保持了出土时的原样。
出土的兽骨残片
这样一个判断还基于发掘时的土层勘验，以及兽骨的裂纹和缺口。被制作成的针和锥的尖头部分看上去很光滑，明显是长时间使用过的，而且奥索夫斯基本人作证，每一篇文物被挖出的时候，他都在场监督，也就是说，这份认证结论的最后几行，都出自奥索夫斯基本人之口。
针对摩尔特里莱认为兽骨是用了“旧骨 新作”的质疑，委员会认为是文物在出土到陈列到博物馆的过程中，材料见光后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造成了一些骨头人工制品出现了色差；至于说锥针的形状类似于波兰民间的手工艺品的制法更是无稽之谈，即便是制作成的兽骨刀叉样子和当时波兰人的餐饮用具有相似性，也说明不了出土文物就是在造假。
至于卡尔特莱哈克说波兰科学学会在故意制造行业竞争，授人以口实以“重塑”行业纪律的做法，调查委员会认为各个学科在波兰的发展都很平和，不存在恶意竞争的现象，每个学科的专业人士都可以在非竞争领域对其他学科展开调查，非科学圈子里的人也无法搞一个作家恶作剧进行炒作，因为普通老百姓都忙于过自己的生活，谁去关心哪块土挖出了什么文物呢？
即便如此，还有个小的争论就是兽骨到底是用燧石刀制作的还是铁器刀做的，奥索夫斯基、阿尔特和科佩尔尼茨基这几位都认为是铁器刀具，但绝非现代制作的新刀具。
虽然委员会对出土文物的真实性达成了全体一致，但这批文物到底出自哪个年代却分歧严重，委员会顺水推舟，力图继续研究下去把这个问题顺带搞明白。莱普科夫斯基的意见是这批文物其实并不是很古老，很可能处在中世纪晚期或者文艺复兴时期早期；萨多夫斯基基于兽骨图案上的动物头像，也认定这批文物是晚出的，因为动物形象是中世纪之后的那种艺术水平才能制作的。
而科佩尔尼茨基则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认为这批文物绝对出自上古时期，但需要划分出一个“骨时代”（Bone Age），也就是燧石刀和铁质刀具的过渡期，阿尔特也同意他这个观点。
1885年4月27日，调查委员会召开了第20次全体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集体认定出土物并非现代品仿制伪造，但具体年代的测定依然聚讼不休，眼看着讨论研究很难进展到下一步，主席阿尔特宣布解散委员会。
之后奥索夫斯基继续在克拉科夫北部地区勘探了很多年，但他再也没有发掘出土过和穆尼科夫那批同样的文物，而且他还在波多利亚（Podolia）和乌克兰也进行过考古调查工作。1891年，奥索夫斯基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克拉科夫考古博物馆从科学院中独立了出来。不过在1893年他却突然离开了克拉科夫，去了西伯利亚的托姆斯克（Tomsk）又进行了5年的地质勘探和考古发掘。1897年4月28日，因急性肺炎，奥索夫斯基死在了托姆斯克。于是，这位在19世纪中晚期在波兰和东欧刮起过考古旋风的人物彻底在学界和公众眼中消失了。
真相大白
然而，奥索夫斯基留给学界的遗产和谜团尚待揭开——直到大约50年之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1929年5月的一天，周六。三名克拉科夫的考古学家在一次长途徒步旅行中路过穆尼科夫，想去当年的发掘遗址去看看。当地一位居民把他们带到遗址入口，说“当年也是一位来自克拉科夫的考古学家曾经长期在此地工作”，这位向导还说这位考古学家忙着勘探发掘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他说的这个人就是奥索夫斯基，因为这位居民向导当时年龄太小，连最基本的杂活都帮不上忙，就在边上围观。
事实上，在那片被遗弃的洞穴中确实出土了一些考古文物，但没有一件是用兽骨做成的。那些骨头是干力气活的劳工自己做的，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骨头先埋在土里，再挖出来雕刻打磨，涂上深层土质，拿到奥索夫斯基面前，说这就是新出土的人工骨制品。
这位当地居民还给了这群路过的考古学家另外三个名字，他们都曾在奥索夫斯基手下当过考古工人，而且都还健在。
1929年11月29日，波兰科学院举行新一届考古博物馆大会，由德米特里柯耶夫茨（Wlodzimierz Demetrykiewicz），雷曼（Tadeusz Reyman）和莱尼茨克（Gabriel Lenczyk）三个博士主持，这几个人都被叫到了现场。
当时考古发掘现场
他们告诉波兰科学院，除了极少数的针锥物，其他所有的“出土”兽骨人工制品均为赝品。
动机呢？金钱、香烟和伏特加。
奥索夫斯基为人厚道大方，每天早上10点会出现在考古工地，对新挖出来的文物一一勘验，如果有特别感兴趣的，就会奖励挖土的民工香烟和伏特加。造假工程在第一批洞穴被扒开之后就开始了，其中最活跃的一个造假者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的手工活最佳，手上拿的工具也最精巧。
而且奥索夫斯基还给喜欢加班的考古工人加班费，每人三到五分钱不等，有不少考古民工借此赚了不少外块。
穆尼科夫发掘文物造假案已经结案了。事后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谴责奥索夫斯基的考古管理工作太过儿戏，不过这份谴责依然看起来太轻了。在本文结束之前，我还是要再提一句，在那个年代，考古学对本身发掘的文物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关注这些文物是从哪里发掘出来的。当时的奥索夫斯基的操作可以看成那个年代考古学家的一些“基操”：每天只是走马观花去考古现场看看。
至于他的学术能力，也许只限于把土层分层三类（和同时期其他考古学家比，他绝对不是最差的）。
他的悲哀，以及波兰考古学的悲剧，客观上充当了历史考古进程的牺牲品，因为西方考古学在20世纪30年代才逐渐确定出一套较为科学而系统的研究体系，19世纪末的这个克拉科夫“兽骨案”，只不过是整个欧洲当时考古造假狂潮中的一瞥。
(本文原载2019年第三期《波兰人评论》Polish Revie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