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读石继昌先生的《春明旧事》颇觉趣味,石先生字守常,苏完瓜尔佳氏,正白旗汉军旗人石廷柱后裔,由此感到清朝时期宗室、觉罗,及隶籍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的旗人的姓名字颇为有趣,于是借老先生的文字一起聊聊,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汉旗人的名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汉旗人的名字(旗人的姓名字)

汉旗人的名字

近来在读石继昌先生的《春明旧事》颇觉趣味,石先生字守常,苏完瓜尔佳氏,正白旗汉军旗人石廷柱后裔,由此感到清朝时期宗室、觉罗,及隶籍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的旗人的姓名字颇为有趣,于是借老先生的文字一起聊聊。

满蒙八旗子弟是属于我国少数民族中的满族和蒙族,各有其自己民族的姓氏。由于这些姓氏是满、蒙语的译音,往往长达好几个字,称呼上很不方便,所以在习俗上就出现了旗人以名为姓的情况,而其本来的姓氏除了在填写履历的时候注明外,反而不为人所称道了。例如,清末的直隶总督满洲端方,姓托活络氏,当时一般则称“端制军”、“端午桥”或“端午帅”,死后连谥号也称“端忠敏公”;又如云贵总督蒙古锡良,姓巴禹特氏,当时一般则称“锡制军”、“锡清弼”或“锡清帅”,死后连谥号也称“锡文诚公”。这样,“端”、“锡”就俨然是他们的姓了。端方之子继先,字昆侯,清末官外务部,笔者曾在旧书店里看到过他家散出来的来往函件,信封上赫然大字写着:“寄东四牌楼大鹁鸽市端宅继大人”。给人以父子两代两个姓的感觉。这类例子不胜枚举。现今不少人对此产生误会,甚至有些人每以旗人无一定姓氏相讥,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满洲姓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姓(满语中“姓氏”一词的穆林德夫转写为hala 、哈拉),一部分是基于血缘宗亲关系的族名(mukūn、穆昆)。爱新觉罗一姓中,爱新是族名,觉罗是姓。“觉罗”与“爱新觉罗”两者的关系类似汉族中 “某姓”和“某家族”的关系(李姓与赵郡李氏,谢姓与陈留谢氏,张姓与桐城张氏,翁姓与常熟翁氏等)。除爱新觉罗外,觉罗这一姓氏还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通颜觉罗、嘉穆瑚觉罗、西林觉罗等分支,都源于同一始祖。因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该族遂成望族,以全称相称,“爱新”遂变为姓氏的一部分。

清代将爱新觉罗氏分为宗室和觉罗,以示血缘远近区别,同时将一些有功之臣赐姓为觉罗,如觉罗纳木泰(原姓舒穆禄)、觉罗吴拜(原姓瓜尔佳)等。我们现在一般看到的满族宗室、觉罗都是清朝皇帝的同族。宗室的命名有“有字辈”和“无字辈”之分,大抵近支宗室自康熙之子辈起,命名时不但上一字要依“允、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排,下一字还要用特定的偏旁,如允字辈的下一字用示字偏旁,弘字辈用日字偏旁,等等。例如允祥、允礼、弘旿、弘晓、载润、载洵、溥伟、溥伦等。远支宗室命名不排字,即所谓“无字辈”,如肃顺、宝熙。觉罗则根本不排字,如伍拉纳、伊里布、耆龄。

“无字辈”的宗室、觉罗、满洲旗人,命名用满文或汉字,听从自便,只是汉字不许连用三字,满文译汉则字数不拘,可以长达四五个字,如塔齐布、额勒和布、乌拉喜崇阿。以汉文命名的旗人,则多用吉祥字眼,如福、禄、寿、祥、瑞、荣、庆等字,因为定制汉文命名不许连用三字,所以旗人用汉文命名的都是两个字,这些吉祥字眼用来用去容易重复,以致旗人同名的极多。龚自珍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故和硕礼亲王(讳昭梿)尝教自珍曰:史例随代变迁,因时面创。国朝满洲人名易同难辟,其以国语为名者,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图礼、札拉芬、色卜星额、福珠灵阿之类,相袭以万计;其以汉语为名者,则取诸福德吉祥之字,不过数十字而止,其相袭以十万计。”由此清楚地指出了这一情况。

蒙古旗人以蒙文、满文、汉文命名。大抵蒙古贵族命名用蒙文,如僧格林沁、贡桑诺尔布、阿穆尔灵圭。一般蒙古旗人命名则用满文和汉文,用满文命名的蒙古旗人,如法式善、倭仁、赛尚阿;用汉文命名的蒙古旗人,如松筠、富俊、荣庆。

满洲八旗中不独有满八旗和蒙八旗,还有汉八旗,且人数甚至超过满蒙八旗。那么汉军旗中的汉人本系汉族,自有其本来汉姓,清初的汉军旗人,多半是明代辽沈一带的官民,还有一些投诚过去的,其本来就有名姓,如范文程、宁完我、祖大寿等等;间有少数汉军旗人向往满俗,当然这是好听的说法,也有一等感觉既然已经份数满人了,那么索性就完全成为满人。这些人以满文命名,如李永芳之子巴颜,李国翰之子海尔图。至雍、乾以后,大家也都知道,在清朝时期,满人做官相比起汉人来说,还是容易得多,所以汉军旗人效法满俗者日多,命名始多不系姓,以汉文命名的,如百龄(本姓张)、莫廉(本姓冯);以满文命名的,如富明阿(本姓袁,袁崇焕之裔)、讷勒贺(本姓左,左良玉之裔),其命名实与满、蒙人无异。也有的汉军旗人终清之世始终命名系姓的,如尚可喜之裔尚其亨,范文程之裔范先彝,施琅之裔施普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清代宗室、觉罗、满洲、蒙古旗人,命名例不系姓;宗室、觉罗、满洲旗人,命名用满、汉文;蒙古旗人命名用满、汉文,间用蒙文;汉军旗人命名或系姓,或不系姓,命名用满、汉文。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如下:

旗人以数目字命名:旗人以数目字命名的例子,不遑列举,最有名的当属两部舆地风土书的作者:撰《西域闻见录》的七十一(字椿园,款署长白)和撰《番社采风图考》的六十七(字居鲁,款署白麓)。晚清南亭亭长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二回里写下了“喜敬六十四元”的笑柄,寥寥六个字,竟触犯了旗人喜元、六十四父子两代的名讳,虽是小说家言,涉笔成趣,但也是撷取实事,且从侧面反映了旗人数目字命名之风。旗人不仅用汉文数目字命名,还往往以满文数目字命名,清宗室奕赓在《清语人名译汉》中就列举了“宜兰”(三)、“得喜”(四十)、“尼音珠”(六十)、“那丹珠”(七十)、“札昆珠”(八十)、“乌云珠”(九十)等常用的人名。

满、蒙旗人效法汉人命名:满、蒙旗人羡慕汉族文明,命名效法汉人,满洲如尹泰,姓章佳氏,其子尹继善;顾纳禅,姓伊尔根觉罗氏,其子顾八代,孙顾俨,曾孙顾琮;鄂拜,姓西林觉罗氏,其子鄂尔泰,孙鄂容安,曾孙鄂津。蒙古乌鲁特部的和济格尔,其孙何天培,曾孙何钧。奕赓《寄楮备谈》载:“嘉庆丁丑翻译进士三龙泰,蒙古旗人,命名亦奇。又如傅继组、帅颜保、李荣保、耿古德、杭奕禄、朱天保、伊贵绶、徐元梦等,皆满洲旗人,命名并同汉人,今则不许三汉字连用,并不准系以姓氏。”清廷是禁止满、蒙沾染汉俗的。

满文命名不避俚俗:满蒙人民在取名上一般没有那么多的忌讳,也没有那么多的俚俗,有些哪怕是字义不雅的也是直接拿来就用。例如奕赓《清语人名译汉》中所收的满文人名,就有“阿克顺”(气味哈辣)、“席特库”(尿炕的孩子)、“付喇塔”(烂眼边)、马齐(拴铁锹的铁钩子)等等俗鄙之词,付喇塔和马齐还是清朝的大官,这在敦诗说礼的汉族之家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命名不避俚俗,就连个别满族的姓氏也是如此。如萨克达氏,“萨克达”据《清语人名译汉》为母野猪之义,以之为姓,犹可想见少数民族游猎之风。

满、蒙旗人命名系以本姓:满洲、蒙古旗人命名系以本姓者极少,根据记载,奕赓《寄楮备谈》:“满洲命名系以本姓,国初有之,近日甚少。完颜伟乾隆六年(1741年)任河道总督,后改副都统,即完颜氏也,前河道总督麟庆,即其裔孙。此后未见系姓命名者矣。”按麟庆《鸿雪因缘图记》载麟庆之祖“晓岩公讳完颜岱”,叔祖“逋庵公讳完颜泰”,完颜岱、完颜泰为完颜伟之孙。蒙古旗人命名之系以本姓者,有大学士伍弥泰,姓伍弥氏。

满文命名的拟字:按《仪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古人的名与字意义相关,如岳飞字鹏举。满、蒙旗人效法汉俗,于名、字亦然。这里谈谈以满文命名的旗人的拟字。满文命名的旗人的拟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满文的字义;另一种是依译成汉字的字面。前者如黑龙江将军果齐斯欢字益亭。按满文“果齐斯欢”译汉字为“谦”,取《易》“谦受益”之义,故字益亭;又如清末北京报人、《伶史》的作者穆都哩字辰公。按“穆都哩”译汉字为“龙”,十二属相中以辰为龙,故字辰公。后者如大学士伊里布字莘农,系依字面取“伊尹耕于有莘”之义,而满文“伊里布”译汉则为“兴起、止乐”;又如溥仪的满文师傅伊克坦字仲平,亦依字面之义取字,而满文“伊克坦”译汉则为“积蓄”。

内务府旗人的连汉姓称谓:内务府旗人在称谓上惟一不同于外八旗旗人的地方,在于称谓时须连同汉姓一起呼之。其内务府汉军(据周汝昌先生考证,内务府无汉军。但另据清代档案及历朝会典、会典事例等文献记载,内务府三旗包衣人员的旗籍是不同的:凡包衣满洲人隶内务府(包衣)满洲旗籍,凡包衣蒙古人隶内务府蒙古旗籍,凡包衣汉人隶内务府汉军旗籍。)原有汉姓,称谓上比较简单,连汉姓称之即可。如抄本《红楼梦稿》的原收藏者继振字幼云,内务府汉军杨姓,其父钟祥字云亭,官河道总督,时人称之为“钟杨”;又如明善字元甫,内务府汉军索姓,其子文锡字书田,孙增崇字寿臣,三代均官内务府大臣,时人分别称之为“明索”、“文索”、“增索”。(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谈到八大姓的时候会详细解释)至内务府满洲、蒙古旗人,除原有其自己民族的姓氏外,还要另有汉姓,以便于称呼。如俊启字星东,内务府满洲,姓辉发那拉氏,汉姓苏,官内务府大臣,时人称之为“俊苏”;又如荣廷字虞臣,内务府蒙古,姓博尔济吉特氏,汉姓尹,官苏州织造,时人称之为“荣尹”。这种连汉姓称谓的特殊情况,在外八旗旗人中是不存在的。

旗人的系姓:清代既禁止满、蒙旗人效法汉人命名,同时对于他们的姓氏也下令不得沾染汉人风气。奕赓《管见所及》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谕:八旗满洲、蒙古皆有姓氏,乃历年既久,多有弃置本姓沿汉习者。即如牛呼钮(钮古录)氏或变称为郎姓,即使指上一字为称,亦当曰牛,岂可直呼为郎,同于汉姓乎?姓氏者乃满洲之根本,所关甚为紧要,今若不整饬,因循日久,必各将本姓遗忘,不复有知者。”可见清代中叶满、蒙旗人姓氏的汉化已较普遍了。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时移势易,旗人纷纷系姓以趋时尚,是可以理解的。如满族的爱新觉罗氏系姓为金,完颜氏之为王,瓜尔佳氏之为关,伊尔根觉罗氏之为赵,于胡鲁氏之为于,钮古录氏之为郎;蒙族的博尔济吉特氏之为鲍。这些系姓并无硬性规定,如爱新觉罗氏或为赵,完颜氏或为汪,瓜尔佳氏或为管为唐,伊尔根觉罗或为伊为顾,于胡鲁氏或为娄,钮古录氏或为钮,博尔济吉特氏或为白为尹,多半是由于译音之异或其他的缘故。

最后谈谈近代两位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旗人学者的系姓易名情况。一位是《雪桥诗话》的作者杨钟羲。他字子勤,内务府汉军,是第一个指出宗室敦敏、敦诚兄弟和曹雪芹的关系的人。他原名钟广,未系姓,有“与补注谷梁者同字”小印,盖谓撰《谷梁补注》的浙江嘉善人钟文蒸亦字子勤之故。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杨钟羲改名的情况:“子勤同年钟广,汉军旗籍也。由词科截取知府,随节移江南,复汉姓为杨,改名钟羲。”可见杨氏系姓改名在辛亥革命以前。一位是《天咫偶闻》的作者震钧。他字在廷,满洲瓜尔佳氏,光绪间久官江南,易姓名为唐晏。他曾撰《庚子西行记事》一卷,有吴兴刘氏求恕斋刻本,末属“光绪辛丑五月唐晏录于白下”,则震钧改名系姓当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前,和杨氏可谓无独有偶了。

当然这只是粗略地说说,满族人的姓氏是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的反映之一,经过清朝长时间的变迁,也就逐步形成了满汉兼融的姓氏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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