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居住在深深的皇宫里，还觉得不够安全，担心人名运用他的名字进行凶巫术活动，或一边诅咒，一边念叨他的名字，或书写他的名字的东西进行践踏，焚毁等。
“明即其人”，统治者深恐人们运用自己的名字害自己，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了严格的避讳制度。避讳制度在我国延续了二千多年，避讳的事例难以枚举，其中有显得滑稽可笑，有些则渗透着血和泪。
清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入关之初，避讳之俗并不严格。比如顺治皇帝本命爱新觉罗福临。按讳法本应避“福临”二字。可是当时顺治皇帝下诏，宣布凡遇自己的名字和福临二字可不用避讳。并且在诏书中解释说，不可因他一人，而使得天下所有人无福。
可是到了乾隆期，统治者又给全国民众套上了避讳的枷锁，甚至达到登峰造极不顾祖训的程度。高宗于乾隆十三年八月，在北京月坛参加祭祀后，回宫途中在西四牌楼处，偶遇一户住家的门槛上，书写 了“五福临门”（寿，福，康宁，修好德和考终命）四字，心中愤然，平民竟然把自己祖宗的名字随意书写，真是胆大妄为。第二天便颁诏责问，并把这家门楣上的四字除去。为此特诏全国，规定以后民间门额再不可题此四字，违者治罪，若为官者革职。
避讳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更为离奇。慈禧是她的封号，并非其名。但她却非常讨厌大臣和百姓叫嬉字。当时满汉官员得到这一信息后，凡名字带有嬉字的都纷纷更易其名。慈溪好听戏，戏班里都知道慈溪恶言嬉字，因凡戏名中有嬉字者一律改名。如“鸿鸾禧”改为“秀才讨饭”“喜崇台”改为“登台笑客”。并以此推论，将“断后”改为“遇后”“打龙袍”改为“太后还朝”“斩黄袍”改为“陈桥兵变”等等，真是不一而足，贻笑人间。
清同治，光绪和宣统三帝也讲究避讳，因此还引起了民间的一些附会。如同治皇帝命载淳，讳“淳”，所以凡遇淳字，便将淳字中的子字去掉，而补写一个曰字，成为“湻”字。因此民间就有“去子而无子，所以同治无后”的附会。光绪皇帝明载湉，避“湉”字，遇湉字时，就得将湉的最后一笔去掉，而写成“湉”，于是民间附会说，光绪年间所以发大水，即因“湉”字开了口所致。末帝宣统，讳“儀”字，将“儀”字改成为“儀”，即少了一撇。民间又流传“清室无我而无了”的附会之说。
讳，尤其国讳，好像洪水猛兽常常使人唯恐避之而不及，酿成杀身之祸。历史上因此而受廷杖以至于丢了脑袋的比比皆是。
北齐高祖高欢，父名树生。有一次朝臣辛子炎和高欢议论政事，不留心把署读为“树”音，高欢勃然大怒，喝令杖责，把辛子炎打得皮开肉定，侥幸总算没有送掉姓名。
南宋的赵范和父亲赵方，皆为当时有名的将领。赵范在楚州时，一位同姓的艺伎来投靠他，赵范问她来做什么？她答到：“因求一顿饭，方才到此”。赵范因她推出斩首。这位妇女就这样无辜地丢了脑袋。
康熙初年，玄烨幼龄，未能主掌政事，鳌拜擅权，曾兴动著名的“庄延擿明史稿案”。庄延擿是浙江的富户，因病失明，以盲史自居。他与明代大学士朱国祯相邻，从朱氏后代手里购得朱国祯两朝的历史，有召集宾朋修饰，并增添了天启，崇祯两朝的历史，取书名《明书辑略》。书成，庄延擿死，他的父亲庄允城将书刊印出来。后被人告发，指斥该书对清太祖努尔哈赤直呼其名，犯了国讳。清延视为大逆不道，庄延擿被戮尸；其父允城被捕，死于京城，亦遭戮尸，其弟延钺及其子孙，年满十五以上的均被斩，妻女发配沈阳为奴。作序者，礼部侍郎李令晰被凌迟处死。该书列名参阅的十八人，除一人已死，三人未在书上署名，又事先检举免死外，其余十四人皆遭凌迟。乾隆年间，江西有个巨人叫王锡候，因他所献的一本书名《字贯》的书，触犯了康熙玄烨，雍正胤禛和乾隆弘历之讳，乾隆怒不可遏，认为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竟因此杀害了不少无辜之人。
大家都知道明清骇人的文字狱，触犯了讳禁为文字狱案中的重要部分，因此避讳的冤魂避任何时代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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