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封的起因
周代尊奉天命推进了将近八百多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件事是伴随着封建政治制度：一件是西周分封制度的确立；另一件事是封建礼教制度的完善。虽然这种封建的专制并非是西周首创，但是到了西周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政治体制。西周用这样的政治制度统一了周边的国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疆域也随之扩大，国土得到了重新的整合。商末时有了接近一千个诸侯国，这些如同蚂蚁一样的小国形同虚设，很小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国家，各国之间各自为政。周天子对这些小国采取分封的办法进行兼并，使原来的诸侯割据最终归入周朝的版图初。西周大规模地分封有两次:一次在武王灭商之后，西周的政权刚刚建立，国内的局面还没有完全地稳定，这是发生了武庚之变，天下大乱。
周公子平息了叛乱，重新进行二次革命，打破原有的封建格局，分封诸侯。尚子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这些姬姓的诸侯占了新封诸侯的五分天下。周公把他们分封到全国的各个地方，如封在东方的鲁国，今山东曲阜。封在东北邢国，今河北的邢台。封在西北的虢国，今陕西宝鸡。封在东南的随国，今湖北的随县。这些姬姓的小国，以周王朝两都为核心，形成了坐西朝东的辐射状态。这些姬姓小国又和异姓的诸侯及地方上的土著民族相融合，分布在全国各地。这种分封的制度，一方面诸侯国之间可以互相钳制，另一方面可以互相渗透、拓展疆域，结成统一的联盟。
西周为什么要分封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探讨。西周取代商朝之后，推翻了是商朝的政权，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商朝遗留下来的制度，商之孓遗渗透到各个诸侯国之中，随时威胁着西周的统治和安全。西周初期的分封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而采取的必要政治措施。《吕氏春秋.观世篇》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所谓的“服国”，指的并不是由西周分封建立起来的，而是他们接受了西周分封政治制度的改革。所谓的政治制度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实际上就是西周的宗法制度、宗教、礼教制度、分封制度、军事联盟制度。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未继承王位的别子，被分封到旧的贵族势力中去，用联盟、监督、同化、改造旧势力的办法，达到西周初政权稳固地政治目的。
被封的别子成为封国之君，他们的嫡长子，建立起来的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统治集团，在宗族上是“别子”与“元子”的血统关系，在政治体制上是天子和诸侯的关系，使西周的统治可以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周王朝为了统治从属关系，使其能够得到巩固和延续，为了使分封制度长久地统治诸侯国，周天子采取以血统嫡庶及亲疏长幼来定下尊卑贵贱的身份的办法，让每个人的爵位和权力与其身份相称，在当时被称为“分”、“定分”制度。这样的政治制度是以身份和等级来划分，通过各种不同的礼制彰显出来，变成了在宗法制度下的一种姨媳舅舅的关系。在以宗法血统形成的政治骨干的架构下，某一氏族经过了长期的发展，积蓄了这个氏族在血统人口方面的绝对优势。
从而形成了子孙众多由上而下繁衍生息的模式。所以婚姻制度中的“媵”是一种特殊的多妻制，而同姓不婚制是为了防止“节生生枝”向异姓转化的一种有效办法。分封土地又附着于土地上的民众，这是分封制度形成的经济基础，也是在当时采取制约各个诸侯国的一项重要的措施。武王伐纣以后，商人的势力并没有彻底地消除。周天子一方面要保留殷嗣，无意灭掉殷族，另一方面还要逐步地扩大领地。周在商末时本是一个小国，经过了十几年的惨淡经营，联合诸侯把强大的商朝灭掉了。当时周朝的生产力并不发达，想要长期地统治商人，只能采取怀柔的政策。对于已经归附周朝的民众和邦国，加封为诸侯。对不归附的势力以武力镇压，设置“三监”监视他们的行动。同时把亲近的功臣分批送往东方，形成了一个包括黄河、淮河以及长江北岸在内的广阔的统治区域。可见分封的最大目的是把土地重新分配，把中央和地方至上而下统的属关系确立下来，以谋求整个西周政权的长治久安。
分封起源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史记 .周本纪》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武王克商以后没有来得及分封，实际上是安定殷民的权宜之计，与分封的本质没有关系。而成王靖四方是说分封始于周公东征之时，周公以洛邑作为向东南拓展的根据地，把宗法的制定作为传子立嫡、立长之上的策略。成王以前的太王、王季、文王都与商传位的情形相同，没有立嫡立长的观念。周公以周室传位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即位为王制度的确立，是西周的封建世袭制的核心所在。
夏朝时没有分封制，因为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来以亲戚为主干的封建体系。由于以氏族部落为主的“割据”其地域版块还没有统一起来，王者只争取氏族承认其天命所寄的“共主”，可见当时的夏朝在政治上不完整的一面。而西周则不同，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泱泱大国覆灭之后，如何能够统治其疆域和百姓。周公以宗法亲亲制度，有计划地分封，以王室屏藩扩大周天子政治的控制权，每封一国皆赋予某一地区政治得特别使命。
封建的所到之处，以氏族为基础，随当地的民俗民风，不采取整齐划一的规定，而是入乡随俗、避重就轻。如燕国是“因时百蛮”，鲁国是“因商奄之民”，申国是“因是谢人”。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来分封土地和民众。他们一方面逼其封地行周天子之命，让所分之地承认共主，另一方面则是用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相要挟。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看，当时的西周掌管了“殷八师”、“宗周六师”的军队，周公用这些军队应付封建领地的叛乱和兵变，同时也为他东征做好了准备。
庞大的封建体系以宗法排列次序为依据，对周公诸子受封被称为“周公之胤”。因为昭穆是庙里继承王位的大宗，周公奉还王位后，不能在周庙中续昭穆。分封的目的主要是屏藩周室，在被封的诸侯中，以鲁国最为优渥，因为周公曾经身居摄政王的地位，没有人能和他相比。西周因政治和宗法制的要求，而存唐虞、夏商之后的“三恪”，再加上了一层姻娅关系，一面是君臣，一面是兄弟伯叔甥舅所的封国，构成了当时的“中国”。而夹在中国中间的若干夷狄、戎狄，到了春秋末年，已经大体被消灭同化。
周天子给被封的诸侯三样东西：一是土地，二是土地上的人民，三是适合受封者身份的珍宝器物。《左传》记载：“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周礼的创造使整个封建系统在庞大的运行机器下趋于和谐完善。“礼”是全社会的“中枢神经”，由王室一直延续到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不仅仅是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而是从整个宗法制和封建上层建筑的需要来定位。土地的占有者，王权的尊贵以及显赫的身份是所有封国强大富庶的象征，也是诸侯和封国等级的标志。
分封以土地的大小而决定爵位的大小，《孟子.万章下》说;“天子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孟子所说天子、诸侯、伯父、子男是指划定的管辖范围大小，千里、百里不是实际丈量土地的准确数字，而是说管辖的范围相当于千里、百里，超过了这个范围和权限，就触犯了西周的法律。而管辖范围土地上的“自由民”，他们耕种的土地是“于天下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农民耕作土地是由天子授权、授土、授民，而其他的人没有这种权利。有些学者把西周分封的农民说成是奴隶，这种说法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分封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还有一部分是殷遗民，不是集体的奴隶，他们已经从奴隶变成了自耕农，西周也已经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奴隶的概念在这个时期已经不覆存在。
分封的诸侯对周王室的义务，除了尽职之外，还有征战和戍城的任务。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关系，是集权制与分权制的关系。王室把某一土地上的人民分封出去，统治的权利也就随之分封了出去。诸侯把授封土地上的农民，分给卿大夫之后，被分的食邑的统治权也冠在了卿大夫的头上。卿大夫有了家臣、邑宰、农耕者，形成了对外可以独立的经济和政治的诸侯国。王室内的卿大夫及诸侯国的卿大夫，经常与王室所属的诸侯和卿大夫往来，这样诸侯对其卿大夫的权利，就远远地超出了天子对诸侯的权利。
二、政治体制确立和完善
西周的政治体制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中央官制的建立 西周的最高统治者是“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也叫司马、司徒、司空。。三公是朝廷最高荣誉职务，相当于我们现在设立的人大委员长、政府总理、政协主席。天子的保傅不参加行政工作，但是他们可以对国家大事提出意见和建议。天子的意见是朝廷决策的主要依据，而三公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三公、三孤之下是“六卿”，相当于现在的部委。
六卿分为：天官大冢宰，掌管着宫廷的事物和六典。地官大司徒，掌管着邦教，相当于现在内政部长和教育部长的职务，春官大宗伯，掌管着邦礼和典礼，相当于外交部长，重要祭祀与仪节都由他来掌管，夏官大司马，掌管着邦政，管理国家的军政事务，秋官大司寇，掌管刑法，是国家的大法官，冬官大司空，掌管着国家建设工程，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六卿之下还有副长官，统称为：“卿士大夫”，卿士大夫再分爵位世袭，就是各级地方官员，这些地方官吏掌管着地方的行政大权，世代传承。
据《通典》统计，王朝六官所属的职位有两千六百七十二人，包括诸侯的其他官职，总数达到六万一千人。这些官吏采取层层问责的机制，用朝廷制定的“八法”来约束自己，通过对官吏三年任职的不同时间进行政绩考核，政绩优良者，受命封官加爵。《周礼》上有官吏九典的记载：“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到了七命之后就要可以赐封诸侯。这种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对西周王朝由中央到地方的两级统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西周政治体制延续八百多年的一项重要的保障措施。
（二）乡遂制度的建立
周代国土的划分依然沿袭夏商时的九州划分，按照地理区域将诸侯分封到各诸侯国。实际上是沿用了“五服制 ”，即天子居住的中心城区叫“王畿”，大约有千里之远的王畿土地归天子管辖。王畿中心城市向外五十里至一百里为“远郊”，一百里到二百里叫“甸”，二百里到三百里叫“稍”，三百里到四百里叫”县“，四百里到五百里叫“都”，郊、甸实行的是自治制度。郊区又分为“六乡”，把较远一点的甸分为“六遂”，称为“乡遂自治”。
郊甸是以地理来划分的，乡遂是以行政来区划的。一乡又分为“五州”，州有州长。一州又分为“五党”，正党有正党。一党又分为“五族”，族有族师。一族又分为“四闾”，闾有闾胥。一闾又分为“五比”，比有比长。一比又分为“五家”。一遂总共有一万两千五百家，遂和乡一样都有遂大夫，遂的地方比较大，人口稠密，乡老、乡大夫、遂大夫都是乡官。他们一方面是乡遂首长，另一方面又是王朝的命官，直接归地方司徒管辖。
乡官的职责可分为六项：一是考核，主要是考核地方上的生产、治安和武装情况，经常向王朝报告。二是布宪，颁布法律叫老百姓奉公守法。三是教育，也就是办学校，乡里有庠校，州里有序，同时负责举办各种乡射，习武和饮酒活动。四是乡民互相协助，尊老爱幼、助残助疾。五是负责征兵服役。六是税收和税赋。总之，乡官所管的事情多如牛毛，从小事到大事，样样具备。乡老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好比朝中的三公，乡遂大夫则好比朝中的大冢宰、大司徒，这些乡遂自治区域是周天子统治的延伸，也是中央集权制的具体体现。
（三）军队编制的建立
西周的军队编制天子是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一军一万两千五百人。一军又分为五师，师中设帅，由中大夫担任。一族为五卒，卒有卒长，由上士担任。一卒四两，两有司马，由中士担任。一两为五伍，伍有长，由下士担任。一伍五人，合成一军，总共人数一万两千五百人。一军配备战车五百乘，二十五人为一组，配备兵车一乘。
（四）西周教育体制的建立
西周是一个礼教的时代，教育制度十分完善，皇家的教育和地方的乡村教育各有特色。王朝教育就是中央的教育，分为大学、小学。据考证在王宫附近教太子及贵族子弟 弟子由朝廷选派师氏、保氏作为教师。主要教学内容是“三德”，即“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还有“三行”，即“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奉师长”。同时，教子弟“六艺”和“六仪”，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仪是祭祀之容，主要有：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祀之容、军礼车马之容等。另外还有“乐师”教弟子咏诗，练习歌舞。大学主要设：“上痒”、“东序”、“瞽宗”。
学生有三类：一是“国子”，主要是贵族子弟和太子，二是“乡遂贤能”，三是“侯国之贡士”。学制为九年，教育方法注重礼教和实际教学，即有活生生的教育，又有自我奋斗精神的教育。在大学教育中主要是讲授做人、做事的道理，贯彻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尤其是注重对人格的陶冶和内在修养的教育。一个大学生要知书达理，由博返约，即有丰富的知识，又有开明的思想，还要有实践经验。要培养学生的坚定信仰和意志，注重塑造独立的人格魅力。西周朝的教育体制同宗法礼教相结合，主要培养人的精神价值和内涵。
（五）西周授田制度的建立
把公田和私田分开，每家授田一百亩，八家共耕九百亩，中间为公田，形成了“井”字形和方框的“田”字形，叫做“井田制”。因为田地不能整齐划一，所以田地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井田制；另一类是划分不开的土地，采取“贡法”，就是按每年的收成平均额度，缴纳粮食给国家。田地又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不同的等级配贡菜田，同时规定二十岁和三十岁授多少田，到了六十岁还要把土地归还给国家。这样对那些游手好闲懒惰的农民给予惩罚，授田制度同兵役制度结合起来，二者互相制约、互相补充。
（六）西周法律制度的建立
西周的法律和刑律十分严谨，确定为“五刑”，即墨、鼻、非、宫、大辟，大辟就是死刑，其余的是肉刑。朝廷设立秋官司寇来掌管刑罚，同时配有法律的条文。除此之外，还有罚款，根据刑罚的轻重而定。朝廷还设立了的流刑，把犯人流放到边远地区。朝廷规定有冤假错案的人可以上诉，根据案情的轻重缓急来改判，这样可以取信于民。西周的法律制度周密而严谨，每一条法律条文紧紧相扣，形成了一个实用完整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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