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异化劳动论的提出到剩余价值论的确立，标示着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科学变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论，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劳动者日益受资本、劳动产品等支配的状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异化劳动论还未能弄清楚劳动与价值的内在联系，未能从总体上科学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从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开始，马克思在清算费尔巴哈哲学、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对劳动价值论从否定走向了赞同，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逐步明确了研究的对象，开始走进研究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深处，为19世纪50年代末确立剩余价值论作了大量的研究准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确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确立，不仅从“术语”上，而且在对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本质及其对立根源的剖析上，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揭示上，特别是在为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武装和斗争策略上，实现了对异化劳动论的超越。
马克思经济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必须有整体的视野，既要研究马克思早期的经济思想，也要研究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经济思想，更要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如何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从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得出异化劳动论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末之后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确立起剩余价值论，这一过程基本反映出马克思如何从分析资本主义“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走进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深处，如何从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走进揭示资本与雇佣劳动对立根源的深处，如何从考察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走进总体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深处，从而标示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科学变革。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这一科学变革，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这一科学变革，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一、马克思异化劳动论的形成
异化劳动论的提出及其内容的阐述，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使用异化范畴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并深刻论证了异化劳动的内涵及其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手稿》之所以使用异化范畴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既和马克思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有关，也和马克思当时的思想认识程度有关。
一方面，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中，运用他们使用的异化范畴，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现状。在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并经常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学术活动，尽管马克思是用分析的态度对待黑格尔哲学的，但他依然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真正动摇他对黑格尔哲学信仰的，是他大学毕业后受聘《莱茵报》主编时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实问题迫使马克思在寻求解决之道时不断反思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不完善之处。黑格尔的异化论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精神异化论，他运用异化范畴说明了绝对观念是和人类思维无关而独立存在的主体，自然界是绝对观念的异化。可见，在黑格尔看来，异化的实质是对象化的精神活动，是自然界、社会对精神的离异过程。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关于主客体关系的看法是颠倒的，异化的主体不是什么精神，它的实质则表现为社会关系。
就在马克思退出社会舞台回到书房重新研究黑格尔哲学时，费尔巴哈关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及异化理论的批判，对马克思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基督教的本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等著作中，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基础上，阐发了他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宗教异化学说。他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创造世界就等于基督教中的上帝创造世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基督教中的上帝在本质上是同一的，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等于理性的神论，绝对精神是人的本质异化的结果，而基督教中的上帝则是宗教的本质异化的结果。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同时，从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角度批判了宗教，从而得出了他的宗教异化理论。
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中，深受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马克思认为：“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得不到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马克思正是在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论。
另一方面，马克思虽然已经转变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但是，他的研究还未能真正走进揭示问题本质的深处。1844年初，马克思为《德法年鉴》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已经彻底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随着这一转变的完成，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只是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去研究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得出的研究结果即“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这一构成人类生活基础的问题远远不够，因而开始踏上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去探寻其内在本质的崎岖之路。可见，马克思当时虽然已经认识到“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虽然已经能够在对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批判中，冲破自我意识的哲学思辨，看到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境况，但他还未能彻底地改造哲学，真正地形成唯物史观。马克思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境地中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完成了《手稿》。
《手稿》是马克思走上研究政治经济学道路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正是在这部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立足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关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有生命的个人，运用哲学领域的异化范畴分析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现实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论，实现了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后来确立剩余价值论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然，我们看到，马克思这时关于异化劳动的研究还主要基于人本主义的视角展开，从而无法真正揭示出异化劳动这种社会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
在《手稿》中，马克思强调要“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现实。“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异化的、外化的劳动”。马克思从劳动与劳动产品、劳动者与劳动活动、劳动者与类本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内在规定性，由此揭露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揭示了异化劳动所包含着的阶级对抗。首先，异化劳动的“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异化劳动的这种规定性说明了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产品，不过是增加了资本家的资本，却使工人“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其次，异化劳动的事实还表明了劳动背离了它应有的本质，即自由、自愿, 人在劳动中可以获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但它现在对劳动者来说只是外在的东西，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与他的劳动活动处于异化状态。再次，异化劳动导致工人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在这里，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提出的 “类生活”“类本质”概念，说明了人的类特性就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但是，异化劳动却使人失去了自己的类生活和类本质。“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 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 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 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最后，“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异化劳动导致工人生产出资本家，因而工人对劳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生产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马克思认为， “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也就是说，从私有财产的物质内容来说，它的第一个形式——地产还不足以说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随着异化劳动的发展，出现了以最高形式——资本为物质内容的私有财产，才充分反映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私有财产是劳动异化的结果。“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显然，马克思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在这里，马克思把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看作人类发展特定阶段存在的现象，就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思路。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无疑有赖于马克思后来关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对劳动价值论的赞同和创新，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明确。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论的分析，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反映了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深刻地揭示了后来确立的剩余价值论所要阐明的那种劳动者日益受资本、劳动产品等支配的状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马克思初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搞清楚问题”阶段，还没有明确地将社会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对政治经济学的本质问题还未能作出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劳动价值论持有否定甚至反对的态度，归根到底，则是唯物史观还没有得到创立。他虽然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现象，但是却没有劳动是雇佣劳动的明确认识，没能发现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奥秘；他虽然剖析了异化劳动的内在规定性，但是他却不知道劳动与价值的内在联系，没能弄清楚异化劳动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他虽然分析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但是却没能从总体上科学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异化劳动论的阐释，代表了他在研究的特定时期即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所形成的研究成果，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最初表达。
二、走进研究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深处
从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开始，马克思在清算费尔巴哈哲学、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从怀疑、否定甚至是反对劳动价值论走向了赞同、探索劳动价值论，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逐步明确了研究的对象，立足客观经济事实，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马克思经历了对经济范畴的革命性变革、对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深入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的深刻把握，为19世纪50年代末确立剩余价值论作了大量的研究准备。
第一，清算费尔巴哈哲学，创立唯物史观。在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逐步认识到，必须到物质生产中去探求历史的发源地，物质的实践活动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化活动，因而他不断地清算费尔巴哈哲学的痕迹，为科学地开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辟道路。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哲学的致命弱点是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而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直观唯物主义的明显特点在于：一是自然主义，费尔巴哈把人的现实自然仅仅理解为先在自然, 而不是“人化自然”；二是人本主义，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把人仅仅理解成自然存在物，而不是从事实践活动的能动的社会存在物。讲到底，“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致命弱点的清算，强调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必须从实践出发来理解问题，从而最终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由此完成了唯物主义从“直观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马克思于1845 年3 月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清算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第一次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人和社会统一起来, 揭示了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类自己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社会实践不仅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各种社会意识形态赖以产生的根源。
1845年9月到1846年夏初，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同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中，全面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认为，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历史的基本条件，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是历史的本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它作为马克思一生中两个重大发现之一，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崭新的科学论证。
第二，实现研究的立场转变，探索劳动价值论。1844 年 8 月之前，由于马克思接受了当时已经存在的经济学发展现实，接受了恩格斯早期的经济学观点和对价值理论的认识，因而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基本上持否定立场；由于马克思接受了资本主义“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在对异化劳动进行深入分析中，并没有意识到价值与劳动之间存在着关系，因而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基本上持怀疑立场。1844 年 8 月之后，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由怀疑、否定劳动价值论转向赞同、拥护劳动价值论，最终走向发展和创新劳动价值论。1844年底，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神圣家族》，对效用决定价值观点作了否定，对商品价值问题作了尽管是不成熟的，有时甚至是不正确的论述，但却意味着马克思开始向劳动价值论靠近。《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不仅肯定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科学阐述，而且也具备了进一步探索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基础，从而对价值问题作出了概要的准确论述。马克思从靠近劳动价值论进一步走到了肯定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这一立场的真正公开，是在1847年完成的《哲学的贫困》中。在这一文献中，马克思在深入批判蒲鲁东价值理论的同时，从唯物史观方面赋予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新的内涵，并在一些理论观点上实现了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超越，为他在19世纪50年代末以后系统、完整地论述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上的立场转变，是从研究异化劳动论转向剩余价值论的关键环节。在对劳动价值论的探索中，马克思搞清楚了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劳动是产品价值的源泉，任何产品的价值都是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也认识到了与资本对立的劳动是雇佣劳动，这就意味着研究已经深入到了异化劳动的实质层面。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初步探索，使他发现了剩余价值论的萌芽，从而为剩余价值论的确立 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从研究异化劳动论转向剩余价值论、实现经济思想科学变革的重要一步。
第三，确定社会生产关系，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释，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了新的视野，形成了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理论、观念”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整体观念。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私有制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正是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在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判中，马克思认为，每一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只是社会整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不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就不能理解经济的发展及其规律性；经济范畴只不过是对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抽象，与它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
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的分析，说明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研究的内在整体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放在社会运动的整体中来认识，说明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研究的外在整体性。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多维度地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反映了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性质和所肩负的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任。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明确，使得马克思的研究日益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结构和经济关系中。
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唯物史观的创立、劳动价值论立场的转变、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明确，这些无疑是马克思走进研究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深处的关键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提到的是，最能反映马克思走进研究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深处的经典文献，即他于1847年底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的讲演——《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年4月以社论的形式在《新莱茵报》上陆续刊发）。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揭示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实质，说明了“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矛盾的内在机制和演化规律，分析了资本作为历史性生产关系的本质，剖析了工人阶级身处的结构性困境，并为其指明了改变处境、寻求解放的革命道路。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最初观点，为确立剩余价值论奠定了重要基础。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分析，已经从资本主义的现象层面深入到了社会利益关系的本质层面，从异化劳动论开始走向了剩余价值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研究，标志着马克思经济思想发生科学变革的开端，也标志着剩余价值论开始确立。
三、剩余价值论对异化劳动论的超越
科学的剩余价值论的确立，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正是沿着异化劳动论的提出、唯物史观的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创新这样的研究道路，在形成对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科学认识中，最终确立了剩余价值论。
剩余价值论的确立，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就是马克思研究了“剩余价值”范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章”的写作期间，马克思作了大量的研究准备。一是在揭示简单商品流通的要素及其基本性质中，对货币向资本转化的社会经济关系前提作了深刻阐明；二是在揭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过程中，对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关系作了深刻阐明；三是在揭示资本运动过程的首要特征中，对资本运动过程的根本性质作了深刻阐明；四是在考察资本和劳动能力交换的一般过程和特殊过程中，对资本生产过程的基本前提作了深刻阐明。在这些研究准备基础上，马克思在对价值的简单保存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中研究了“剩余价值”范畴。“价值所以能够增加，只是由于获得了也就是创造了一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就是“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的剩余劳动”。资本的使命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攫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范畴的研究，反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术语的革命”。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范畴的发现，高度评价了他所实行的“术语的革命”。“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历史上，政治经济学通常都是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而忽视了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利润和地租概念的使用，从来没有超出通常的理解范围，从来没有对它们的起源和性质等作出理解，抹杀了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恩格斯强调，在剩余价值论方面，马克思与他之前的经济学家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化学革命中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超越了自己之前关于异化劳动的研究。
剩余价值论的确立，关键就在于马克思深入理解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基本条件。首先，资本再生产和积累对于理解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意义。“如果说创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以创造剩余劳动为基础的，那么资本作为资本来增加……则取决于这种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转化为新资本。”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当积累的资本进入生产过程时，就分为实现劳动所需的客观条件和“劳动基金”两部分，而“劳动基金”则成为新剩余价值的源泉。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资本扩张的基础，直接表现为资本物质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因而具有进步性；另一方面，它也是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过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其次，资本原始积累对于理解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意义。资本的原始积累虽然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对它进行考察，可以通过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形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最后，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对于理解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意义。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所有制形式，即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对劳动的客体条件即土地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劳动的主体条件即某一公社的成员，是以公社为媒介才与劳动客体发生关系。马克思对这些所有制形式的考察，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基本性质及其历史趋势。因此，“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基本条件的深入理解，成为他的经济思想由异化劳动论走向剩余价值论、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重要环节。
剩余价值论的确立，重要的还在于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本质作了深入探讨。这些探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剩余价值是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的流通过程相统一的产物，它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实现”。二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实体，即“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三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孕育着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深刻性。资本创造剩余劳动，从而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急剧增长，体现了资本的伟大历史使命。但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是依靠对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不断榨取实现的，是依靠驱使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实现的。一旦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超越一定的界限，整个社会只需要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资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本质的这三个方面的探讨，表明他已经完全搞清了剩余价值论，“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特别是马克思已经完全搞清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发展趋势。马克思所探讨的剩余价值本质，成为剩余价值论的重要支柱，从而实现了经济思想的科学变革。
剩余价值论的确立，实现了对异化劳动论的超越。剩余价值论以对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分，说明了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条件，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以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明确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直接体现着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以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榨取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以对剩余价值生产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基本形式的分析，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无论哪一种基本形式都是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对工人剥削程度的提高；以对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比率关系的考察，表现了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资本对劳动是一种强制的关系；以对“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的揭示，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决定着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全过程；以对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的考察，说明了资本价值增殖的实现有赖于它的不断运动，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体现了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一本质；以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考察，说明了剩余价值是在社会生产各部门间保持适当比例关系中得到实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生产比例关系则是通过经济危机自发地强制地实现的；以对剩余价值存在多种分配形式的分析，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阶级共同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在各种经济表象掩盖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清晰可见。如此等等，剩余价值论不仅从“术语”上，而且在对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本质及其对立根源的剖析上，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揭示上，特别是在为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武装和斗争策略上，克服了异化劳动论未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等的缺陷。从异化劳动论的提出到剩余价值论的确立，充分反映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大变革和发展。剩余价值论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最伟大的革命性发现，它“使马克思第一次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上发现并科学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机制”，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和发展的科学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5、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马克思：《资本论》第1、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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