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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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里的花开花落(诗经园有桃以桃园起兴)(1)

这是一首忧国忧民之志士仁人抒怀诗。全诗二章,每章十二句,以桃园起兴,然后转入主题,诉说自己的忧愁,慷慨悲凉,深沉而又痛切。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十五国风分别是:周南11篇、召南十四篇、邶(bèi)风19篇、鄘(yōng)风10篇、卫风10篇、王风10篇、郑风21篇、齐风11篇、魏风7篇、唐风10篇、秦风10篇、陈风10篇、桧风4篇(桧即“郐”kuài)、曹风4篇、豳(bīn)风7篇。周南中的《关雎》、《桃夭》,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秦风中的《蒹葭》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国风·魏风》,是《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共七篇。《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

《国风·魏风》,是《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共七篇:葛屦、汾沮洳、园有桃、陟岵、十亩之间、伐檀、硕鼠。

这是一位贤士忧时伤世的诗。《毛诗序 》云:“《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诗人对现实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不被人理解,因而心情郁闷忧伤。于是长歌当哭,以此诗表达深深的哀婉伤痛之情。

《诗经·园有桃》

园有桃,其实之肴。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棘,其实之食。

心之忧矣,聊以行国。

不我知者,谓我士也罔极。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之:犹“是”。


肴:吃。“其实之肴”,即“肴其实”。


之:犹“其”。


歌、谣: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此处皆作动词用。


士:古代对知识分子或一般官吏的称呼。


彼人:那人。


是:对,正确。


子:你,即作者。


何其:为什么。其,作语助词。


盖(hé):通“盍”,何不。


亦:作语助词。


棘:指酸枣。


聊:姑且。


行国:离开城邑,周游国中。“国”与“野”相对,指城邑。


罔极:无极,无常,妄想,没有准则。


大意:

园子里的树上结满了鲜桃,那些甜美的果实可吃个饱。

但我内心里充满忧伤情怀,低唱着伤心曲浅呤着歌谣。

那些不理解我痛苦的人啊,肯定说我书呆子清高孤傲。

这些通达之人说的很对啊,但请你告诉我怎么办为好?

我内心里无尽的忧伤情怀,普天下之人你们谁能知道!

你们谁能真正理解我心啊,我还是不要空自伤怀的好!

园子里的小枣树枝繁叶茂,那些鲜美的果实可吃个饱。

但我内心里充满忧伤情怀,姑且到广袤田里转悠一遭。

那些不理解我痛苦的人啊,肯定说我书呆子是大傻冒。

这些通达之人说的很对啊,但请你告诉我怎么办才好?

我内心里无尽的忧伤情怀,普天下之人你们谁能知道!

你们谁能真正理解我心啊,我还是不要空自伤怀的好!

诗经里的花开花落(诗经园有桃以桃园起兴)(2)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

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

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诗经里的花开花落(诗经园有桃以桃园起兴)(3)

名家点评

宋代朱熹《诗集传》:“兴也。诗人忧其国小而无政,故作是诗。言:园有桃,则其实之肴矣。心有忧,则我歌且谣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见其歌谣而反以为骄。且曰:彼之所为己是矣!而子之言独何为哉!盖举国之人,莫觉其非,而反以忧之者为骄也。于是忧者重嗟叹之,以为此之可忧。初不难知,其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诚思之,则将不暇我而自忧矣。”

清代陈继揆《诗经臆补》:“是篇一气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忧’字。唤醒群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忧之事,所思之故,则俱在笔墨之外,托兴之中。”

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诗如行文,极纵横排宕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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