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的核心是悲剧”，这句话在近些年来非常有市场。观众这样认可，喜剧演员们也就更加如此去创作，造成结果是喜剧为了悲剧而悲剧，最后成了让人笑也笑不出来，哭又哭不出来，只能算是哭笑不得。
君不见，不管是春晚小品还是《欢乐喜剧人》等舞台上的作品，前面总是闹闹哄哄的表演，到最后两三分钟突然画风突变，角色们说出实情，铆足力气想让观众们再哭一把。但观众哭得出来吗？因为笑和哭之间根本没有合理的过渡，最后纯粹是为了煽情而煽情。
也因为此，《欢乐喜剧人》常常被调侃为《煽情悲剧人》。试想一下，陈佩斯和朱时茂当年的小品《胡椒面》如果放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最终得一个什么名次？
陈佩斯朱时茂早期小品不追求意义
《胡椒面》是1989年春晚上陈佩斯和朱时茂二人表演的作品。
两人当时的小品演艺事业如日中天，在春晚舞台上演出过不少小品，这个作品在其中并不算十分显眼，但特点也比较突出，没有几句台词，基本是一出哑剧。
两个人在那之前已经演过《吃面条》、《羊肉串》、《警察与小偷》等几个大受欢迎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以语言取胜。大概也是想寻求突破，这一次俩人在1989年的春晚上出演了《胡椒面》。除了开头和结尾，中间基本上没什么对话，但观众仍然看得津津有味，该笑的地方还是会大笑。
陈佩斯形体动作上夸张又精彩的表演，在这个小品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多年之后再看，还是会被他脱光膀子向朱时茂示威那一段的表演发出赞叹。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这个片段是爆笑的。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小品表现了一些什么呢？它讽刺了陈佩斯的素质低下？讽刺了朱时茂的吝啬小气？还是讽刺了饭店服务不到位？
显然都不是。这是一个典型的没有太多意义的喜剧小品，它不教给你任何道理，不给你什么启迪，就是想单纯地逗你发笑，发出一些没有意义的笑来。
小品越来越煽情
八十年代春晚上的很多相声、小品都是没有太多意义的，比如前面所说的《吃面条》。据说，当时春晚导演黄一鹤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决定让这个小品亮相，有问题准备自己承担。事实证明，现场观众发出了当晚最为开心的笑声，这种笑显然也没有意义。
再如王景愚的哑剧小品《吃鸡》，演的是一个人历经困难将一只鸡吃掉，完全没有任何讽刺或歌颂在里面。人们看到表演者在台上笨拙而执着的样子，发出了最直接的笑。
再后来，盯着春晚的人越来越多，小品和相声等语言类作品逐渐就被赋予更多意义，创作也戴上更多枷锁，一个作品不能只是让大家傻乐，还要让人们悟出一些什么，学到一些什么。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就是这几年的春晚，几乎每个喜剧演员都像是国家政策的宣传员，观众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看坐在现场的他们真是难受。
如果说此前春晚的作品只是把意义作为创作主旨之一的话，这几年的小品几乎就把意义当成了唯一目标。而老百姓看春晚，是来找意义的吗?
都能想象出来，创作者在背后绞尽脑汁往其中加意义好让其顺利通过的样子，这样的创作状态，能让观众痛快地笑出来才怪。
《欢乐喜剧人》变了味道
相比之下，最开始几季的《欢乐喜剧人》上的小品要受欢迎得多。大部分创作者并不把意义放在第一位，相对宽松的氛围让他们放得够开。创作的出发点首先是让人发笑，如果最后能产生一些意义，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而非一味的主题先行。
但这几年的《欢乐喜剧人》作品也变得越来越索然无味，编剧脱离生活是一方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前面闹剧，后面拔高，使得作品都是两张皮，从让观众笑到让他们哭缺少有效的衔接，看上去非常不自然。
郭德纲的相声尤其早期的相声为什么大受欢迎？他那时在剧场表演没有那么多顾虑，也不用承载什么意义，把人逗笑观众就欢迎，下次他还买票来听。当时的春晚相声已经大势已去，人们以为相声就是那么说的，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郭德纲，让人们感叹原来相声还可以这么说。
退一步说，主题先行的命题作文是不是就出不了好作品？也不尽然。同样是所谓反腐题材，有一年春晚麻花团队的《投其所好》也非常精彩。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夜行记》也是命题作文，主要是为宣传交通安全而作，立意是临时决定的，但仍旧成了经典。
不是所有喜剧都适合追求悲剧核心
重现再来看“喜剧的核心是悲剧”这句话。这句话并非没有道理，如果是大喜剧，比如一部大电影，是可以这样做一些追求的，但也不是每个都使用。而对于舞台上十分钟的小品来说，如果这个题材适合最后放一些情怀类的内容进去，那当然可以这样升华，但如果这就是一个完全搞笑的内容，最后就没有必要硬加入煽情的部分。
或者可以这改一下，喜剧的核心可以是悲剧，但不是所有的喜剧都适合追求悲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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