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记录了他们和一代人的青春。“有时候在你青春不太懂的时候，很多东西特别容易给你，那种感觉就像囫囵吞枣，还没尝到味儿，它就过去了。”姚政说。
采访 ✎ 施展萍 裘雪琼 丁雪
文 ✎ 丁雪
编辑 ✎ 方奕晗
这是一群男孩成长的故事。2007年，13个男生从那个红白相间的房子——快乐城堡里走出，走到一个更大的叫作“社会”的城堡。人生渐渐展开不同的际遇。
他们曾是中国娱乐产业蓬勃发展中造星者最得意的产品。他们在市场还没准备好的时候被推出，猝不及防，又不得不在下一个大潮到来之前，学会和经纪公司、社会、自己以及正在衰落的唱片产业相处，在市场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2007年7月20日，长沙，快乐男声全国总决赛颠峰对决
在当时华语乐坛，港台歌手在内地占据半壁江山，很多内地出道的歌手，在市场上并没有那么好的占有率。快乐男声的比赛带火了一批选秀明星，在那个时代，他们被推到最高峰，收获名和利。
此前，湖南卫视凭借两届超女的比赛，获得巨大的品牌影响力。随着女性在消费市场上的崛起，他们顺势推出快乐男声。仁和闪亮只花了一周时间就与湖南卫视敲定冠名一事，冠名费从2005年蒙牛冠名“超女”的2000万元飙升至5000万元。
在那场比赛中，仁和产品从少人知晓一下子排到市场占有率第三。无数粉丝参与了这场狂欢，1元1条远高于普通短信的收费，使得电信运营商从中获得巨大的服务费分成，上亿条短信流量更是成为电信运营商最得意的经典案例。作为“快乐男声”的品牌运营商，天娱也通过快男巡演和投票时的彩铃收入赚得盆满钵满。
这看起来是一个共赢的局面。至少在比赛结束那刻是这样的。
努力与结果
2007年7月21日凌晨1点多，决赛结束之后的庆功宴。在长沙建湘路上一个清吧里，二层餐厅的木制装潢包厢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包小柏喝着小瓶啤酒和选手们干杯，“所有情绪激荡的事儿都是历史了，从出道到真正拥有市场，还有很长的路”。
比赛结束后，男生们从快乐城堡里走出，开始跌跌撞撞，各奔前程。
陆虎觉得，这像自己大学毕业前去找工作的经历，只不过这次毕业的学校是“快乐男声”，自己收获了一帮和音乐有关的朋友，找到了一份叫“音乐”的工作。
但这不是一个有明确劳动合同的工作。一位快男告诉《博客天下》，“当时我们连医保都没有，跟公司签的不是劳动合同，是经济合作合同”。
这是娱乐产业的勃兴时期，却没有同步对应音乐产业的繁荣。他们在那个几乎是中国最火的选秀节目中被推出，却赶上互联网冲击下，传统唱片衰落漫长的尾巴。
选秀节目属于音乐产业链的上游——人才选拔和营销环节，在短时间内大量的曝光让他们获得极高的关注度，但大多数选手是翻唱别人的歌曲走红。在包小柏看来，在这个圈子里，有代表作才是发展的唯一出路，“否则作为节目的产品，个人很难超过节目本身的品牌”。
“
但现实是，高昂的音乐制作成本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如愿以偿。
”
比赛结束后，姚政想做一张自己的专辑，非常想。
签约后的后续运作和包装并不一定会恩泽每一个选手，这涉及公司的资源侧重和包装策略。
“公司一方面不给我发唱片。其他8家公司谈我的唱片约的时候，公司也不给签。”
“你像一个商品，当商品紧俏的时候，它能卖出价就卖出价，反之，被商人抛掉。在这个商人的游戏里，我们那时作为孩子什么都不懂。”姚政对《博客天下》说。
在这个游戏里，有的人要赔钱，有的人被交换，有的人被热捧，有的人被抛弃。
处在产业链条的最底端，姚政必须自己找出路，出专辑更得从长计议。
和天娱解约之后，他专门找了一个加拿大的格莱美制作人制作专辑。每接一场商演，收入就全部投到专辑里，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抠，几万块钱几万块钱往出掏，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每天从亚运村蹬40分钟自行车到后海去录音，姚政不觉得累。汽车从他身旁呼啸而过，一辆接着一辆。
专辑母带出来后一直没有合适的发行方，姚政后来找到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当时对音乐还算重视，但是姚政进去没几天，公司就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了。
姚政几次觉得自己做这张专辑做到“差点死掉”。他对陆虎说：“万一我这专辑发不了，假如我挂了，我银行卡号告诉你，那里边的钱还够发完这张专辑。”
陆虎分不清这里面自嘲多一些，还是心酸多一些。在比赛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日子也不好过。
▵2007年7月23日，长沙，快男晋级赛间隙，陆虎在化妆间
陆虎在微博上说：“当所有人都嘲笑你的逐梦时，再咬咬牙就度过了那个冷眼旁观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并没有这么快过去。预想中的名利很快被消耗殆尽，难熬的时间比想象的还要漫长。
在最困难的时候，陆虎吃不上饭，房子按揭交不上，窘迫到想把房子卖掉。在那段时间，他不停地接活，让别人提前把工作的酬劳打给他，还了款之后再拼命做音乐。
这样的日子过去也不是没有过。
参加快男比赛前，他租住在长沙的廉租房，简易的柜子隔出一个个房间。他隔壁的房间着火，殃及他住的6平方米小屋。他没有地方住。当时正是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报名的时候，陆虎拿着身上仅有的200多块钱买了3套衣服，参加了比赛。他一心想冲进总决赛，想着这样就有盒饭吃、有宿舍住了。结果他被选中。
他以为音乐能改变命运，没想到音乐却成了他最深的羁绊。
“陆虎花了好多钱做了首新歌叫《留言》，MV是我帮他拍的，他之前的一首《come on baby》，是我、苏醒、魏晨和他一起合唱的。这两首歌都没反响，就像没发过一样。”年龄最小的王栎鑫在围炉音乐会上提到陆虎时有些感慨。
《come on baby》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上至今还可以搜到，13条评论。有人在上面感叹，评论好少。
在王铮亮看来，陆虎是他们13个人的精神支柱。“是最困难的时候还在纯粹地做音乐的人。”
只是，“精神支柱”也有脆弱的时候。
2008年，《乐火男孩》开拍的发布会那天，陆虎喝多了。
▵《乐火男孩》开机发布会
那是快男拍的第一部电影，第一次真正从歌手转型做演员。姚政说，实际上大家都不太爱拍戏。“歌手是——让你是一杯茶就是一杯茶，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属性。但演员就是个杯子，给你倒茶是茶，倒水是水。你要学着去改变。”到最后，每个人较着劲拍了那部戏，虽然心里都不是特别舒服。
饭桌上，人分成两拨开始拼酒。姚政第一次看到魏晨拿瓶酒站起来，对俞灏明说：“灏明，我干了。”两个小时，大家喝了100多瓶啤酒。王铮亮喝了两杯就找不到人了，别人发现他的时候，他趴在那儿抱着马桶吐。
聚会结束时，陆虎哭着对魏晨说：“为什么我那么努力还是没有好结果？”魏晨是他在公司第一首发表作品的演唱者，第一次做制作人的推荐者。在他危难的时候，魏晨会默默往他家信封里塞钱。
那时也是魏晨的低谷期。2008年，魏晨在网上被指责，陷入舆论风波疲惫不堪。他看着潸然泪下的陆虎，感同身受。魏晨拍拍陆虎的肩膀说，“撑着，撑着肯定能行。撑到最后肯定才是结果。”
陆虎记得那一天回去时，哭声被车里的音乐断断续续地分割。即使音乐开到最大声，也没能把哭声淹没。
没有机会在舞台上唱歌，陆虎开始把重心转到幕后，做制作人，这些年他发行了70多首歌——虽然这看起来更像是“曲线救国”。去拍戏也是为了能认识导演、制片人，拍完戏可以帮这个剧唱歌、做音乐。
他感激来自兄弟们的帮助，“他们每次采访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我。提我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吗？我也不是什么大牌制作人。他们就是想帮我。”他说。
“13”
2010年的春天有点儿冷。
一天，在做按摩的姚政接到以前天娱同事的一个电话。
“你听说了吗，阿穆出车祸了。”
“啊？他被人撞了？！”
“不是，不是。你不知道，那算了。”
过了一天，新闻跳了出来——“‘快男’阿穆隆酒后驾驶蓝色宝马车在杭州城西撞倒骑电动车的李荣珍，而后逃逸。”在各个新闻里，阿穆隆的快男身份被着重强调。时间是3月9日，距离出事已过去一周。
▵阿穆隆
姚政的心被狠狠地扎了一下。就在前几天，他还和阿穆隆、陆虎录一个柳岩的节目。阿穆隆半路下车，说了一句：“我走了，以后不见了啊。”
“不见个屁，过两天，我们还要去长沙录节目。”姚政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视野里。
阿穆隆被判了3年零6个月。
之前，他去杭州录节目，前两天给他录娱乐节目的部门，在他出事之后，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去监狱拍他是怎么戴着手铐、是如何落魄的。
姚政心里很痛，可这就是娱乐圈啊，那个能让人在最短时间内感受到人情冷暖的地方。在姚政看来，阿穆隆只是一个走错路的孩子。他母亲早早去世了。比赛时阿穆隆写的一首《思念母亲》的歌，很好听。
阿穆隆平时很害羞，话很少。直到现在，在快男们那个叫“2007”的微信群里，他也经常潜水。他单纯，甚至算不上聪明，也没有被揣测的关系去“摆平”这个事儿。
张杰和谢娜率先站出来帮他筹款，其他几个快男也四处张罗筹钱，加上他父亲卖房子的钱，凑出了赔给受害者家人的100多万元。
王铮亮单独和阿穆隆的妹妹聊了几次，商量着怎么给他带进去一些东西，以及处理后续的损失。
期待的相聚隔了两年多。阿穆隆出狱回北京的那天一直下着雨。出狱后，张杰、王铮亮、姚政、陆虎几个在吉杰家小聚。从下午到晚上，看着变得更加沧桑的阿穆隆，大家都掩藏起悲伤，一副很高兴的样子，谁也不提在监狱里的事。
在有更多代表作证明自己之前，命运总是在一个又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拐弯。2009年陈楚生和天娱因为天价解约闹得沸沸扬扬，后来苏醒因为打人被经纪公司雪藏的消息，也一度盘踞在各个娱乐版面头条。
“
那段时间接二连三出事，姚政甚至觉得，13这个名字叫得“邪”。13代表的是13强，是总冠军诞生的夜晚，是收录他们各自单曲合辑的名字；它也是一个数字，“是国外忌讳的数字，大家那时在事业上都挺背的”。
”
人总会把自己难以把控的事，归因于命运的不可抗拒。
2010年10月，王铮亮从新闻里看到俞灏明拍戏烧伤时，还以为是剧组为了宣传进行的炒作。俞灏明出道后发展一直顺风顺水，首张EP《如果，可以爱你》刚一推出，就获得多项音乐新人奖和金曲奖，仅2009年一年就为天娱赚了3000万元，是被重点培养的对象。
2010年10月22日，一切戛然而止。
期待中的辟谣没有等来。
越来越多的照片传出来——两个全身被烧得黑乎乎的人被送到医院，分不清谁是谁。额头以下都是红的，两只手的手背几乎烧出两个窟窿。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事情是真的——俞灏明和Selina在拍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时烧伤。
当时身在上海的张杰第一时间跑过去看了俞灏明，他全身都是绷带，想拥抱张杰，但是做不到。
俞灏明的经纪人给大家发信息说，要植皮换肤，“可能要转院，你们不要着急过来”。
吉杰听到消息后，一个人哭了很久。他把俞灏明的歌拿出来听，一首接着一首。当时还在狱里的阿穆隆托狱友的家属给父亲带话，让父亲去收集一种蒙古治疗烧伤的草带给灏明。
稍微恢复一些之后，俞灏明发信息给他们：“还好啦。”见到他的时候，平时话最多的王栎鑫整个人都傻掉了，一晚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俞灏明（左）和王栎鑫
但是俞灏明会开朗地和他们聊天，他越装作没事，大家就越心疼。实际上，在2011年他去美国进行新一轮治疗时，心理医生已经确认他患上了抑郁症。
姚政和俞灏明都是天蝎座，极端、较真、冷漠也孤独。“我绝对不会再去自己当时烧伤的场地去看，他又去看了，他属于特较劲的，在恢复阶段去，那太疼了。”
没人知道，俞灏明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2013年在湖南卫视小年夜，是记忆里07届快男相聚比较全的一回，那是个下雪的夜晚，也是俞灏明烧伤两年后的复出。
他整个人老了很多，近距离看，即使带着妆，疤痕还是很明显。谁都知道，这对一个偶像明星来说意味着什么。
舞台上，穿着黑色礼服的俞灏明更加沉默，眼神里多了沧桑，一个人静静地唱着《其实我还好》。舞台下，王栎鑫扶着阿穆隆的肩膀，泪流满面。
眉眼间，还能依稀认出当年唱《monica》时又蹦又跳的可爱男生，在谢谢粉丝“芋头”时，他会害羞地低着头。快乐男声13进11的赛前小考，评委宣布他是最后一名时，奶声奶气的俞灏明会瞬间泪如泉涌，不停地用手抹着眼泪。
如今，在经历三度灼伤重新站在舞台上的他，眼角一滴泪都没有。
▵复出后的俞灏明重新站在舞台上
如你所见，俞灏明最终爬出深井。但也许有些东西，永远遗落在那里。
追梦病人
大龙燚火锅店，晚上7点。点好的毛肚、黄喉、麻辣牛肉在红辣辣的锅里翻滚，红油清亮，鸳鸯锅底大圈套着小圈，桌面上雾气缭绕——这是王铮亮从老家成都引进到北京的火锅店。
白酒、红酒、啤酒挤满黄色的桌子，用筷子夹起裹着辣椒面的热气腾腾的麻辣牛肉，在装满蒜泥、香油、香菜、耗油的料碗里蘸一下，男生们的聚会开始了。
王铮亮笑呵呵地说自己的这个店是大家的“食堂”。陆虎说，他们把每次聚起来的机会叫作“开会”，把每次组局的人叫作“局长”。人比较全、或谁因为工作来北京时，大家都会约着聚一聚。这里面，年龄最大的王铮亮和年龄最小的王栎鑫是当“局长”最多的人。
音乐是他们不变的话题。他们也会聊新出来的音乐节目。包括《中国好声音》，也包括《歌手》。
姚政参加了第二季的《中国好声音》，他说他想赚钱娶媳妇。那是2013年，那一年他27岁。
选秀的衰落和真人秀的兴起并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渡，旧的选秀节目在被扎堆儿模仿、粗制滥造后迅速衰落，现实社会的丛林法则从来不是含情脉脉，旧的市场还没来得及好好消化，新的娱乐大潮又汹涌而至。
在包小柏看来，这是节目的革命。在观众陷入审美疲劳后，需要剧情和综艺化的结构来推进节目。导师之间相互竞争、通过明星打造素人，《中国好声音》成为站在娱乐风口“挑逗”观众情绪的新生力量。
▵姚政参加第二季《中国好声音》
节目参加了，钱没赚到。姚政在14强时被淘汰了，生活又回到继续“较劲”的状态。
姚政觉得他们是追梦病人，“陆虎、王铮亮、王栎鑫、郭彪，我们好多人都住在这条路上，我见很多人走了，很多人又回来了。”
在姚政看来，他们都是梦想大于一切的人。不同于超女选秀后的各自发展，惺惺相惜让男生们对0713这个小圈子始终保持着认同。在娱乐大潮中起起伏伏，吉杰说，0713是他们“感觉孤独和寒冷的时候，就会去取一点儿暖的地方”。陆虎说自己是火苗，0713是一生的燃烧。
这样的抱团取暖的情谊或许不是一开始就有。姚政曾在访谈中说，他和大家开始时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
那时候，姚政觉得大家是“小圈子主义”，每个赛区的人愿意凑在一起玩，但是姚政所在的济南赛区，就他一个。
进城堡时，他和陆虎、郭彪的关系还算不错。那时陆虎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拽着姚政说，“我了解龙丹妮，咱俩肯定能走得特别好，我们参加这个比赛，你摇滚，我原创，咱们都算有特色，肯定会往后走得远”。
结果第一轮他们就全被淘汰了。
宣布结果时，陆虎回头看了姚政一眼，“心都凉了”。
姚政坦言自己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和人交流，摆脱了竞争关系之后，反而会随和从容。
前几年姚政开外卖店，大家在店里喝高兴了，姚政会让他们帮自己送餐，苏醒、王栎鑫、陆虎都去送过。
10年前他们从同一个起点出发，13个人的事业在不同的人生际遇下呈现出不同的轨迹。有人挤进名利中心，开疆拓土、攻城略地，有人节节败退、仓皇而逃。
一次，张杰叫陆虎和姚政去看他的音乐会。“他真的有机会再往上走，挺好的。心里会有一些落差。”
12张唱片、30场个人演唱会、33次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在过去10年里，张杰收获了其他快男难以企及的声望和高度。
但是姚政也看得开，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也承认差距，“毕竟我们当时比赛出来，每个人的名次和资源就不对等。那时区域壁垒特别严重，比如你湖南卫视出来的，其他卫视就不会要你。但只有一个平台，资源是有限的。不像现在湖南卫视不行，我可以去其他卫视，哪个平台都不要我，我在家搞直播说不定都能发财。”
姚政最近会碰见一些以前的朋友或工作人员，他们会和他说，姚政你变化太大了。
“以前你脑子不想，话就出来了。”
“是吗，我以前那么傻？”
这大概就是成长吧。
时间都去哪儿了
在这个关于成长的故事里，王铮亮的中年状态更接近很多人对长大之后的想象——有一首可以和自己产生深刻联系的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可以依偎相伴的佳人，一个胖乎乎的孩子。
现在，每次聚会的主题也从音乐变成育儿、买房这样琐碎的日常。陈楚生、王栎鑫、王铮亮、吉杰几个奶爸在孩子吃什么奶粉、买什么保险的问题上聊得热火朝天。“苏醒几个没结婚的就会鄙视我们。”
在东三环的一家简餐咖啡馆，王铮亮穿着花色运动拉链衫、黑色运动裤，坐在褐色沙发上，和《博客天下》聊起女儿球球和育儿经时，幸福从眼角溢出来。
“我现在所有带孩子的技能，包括做扶触、洗澡都会，在月子中心里学过。我肯定是奶爸里带孩子最好的。”如果上午有时间，他会带孩子去亲子游泳。
《时间都去哪儿了》是一首节奏缓慢的抒情歌，王铮亮凭借这个作品上了2014年春晚，歌曲在大街小巷传唱。来自成都的他，生活状态和歌曲旋律一样，展露出慢腾腾的从容。
“作为公司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其他公司的艺人都是求着公司发，我是公司急着求我发。我自己不急，就慢慢地来，好好地做，保持自己的节奏。”
“
迈入30岁之前，男人需要在心里重新建起一些关于世界的秩序。姚政没有王铮亮这样的不紧不慢，他有时会陷入莫名的焦虑之中。陆虎和他说，自己也是。
”
这焦虑或许来自感知到父亲头发越来越稀疏的那一刻。
也或许是来自朋友的葬礼。
前几天，阿桢因为心梗去世。阿桢做音乐做得很好，一张专辑在QQ音乐上的试听量就超过一亿，但赚不到钱。姚政说阿桢是做音乐累死的。
那天姚政也去了，他在葬礼上说，“阿桢走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这个时代欠阿桢的东西，我们得要回来。”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网络或者自媒体传播变得更加容易，掌握着数以亿计用户的在线音乐平台，也开始扶持原创音乐。但高点击率并不意味着成熟的可以和歌手共赢的变现模式，再加上版权保护的现状并不理想，总体上说，这依然不是一个可以单纯靠音乐活得很好的时代。
几个男生最近的一次聚会是在2016年12月的北京双井。那次苏醒从印尼回来，他们商量着办一场关于10年的音乐会。
姚政又有点儿担心，不知道假如真办演唱会，自己会哭成什么样，会不会嘴都张不开，唱不了歌。
那年夏天记录了他们和一代人的青春。“有时候在你青春不太懂的时候，很多东西特别容易给你，那种感觉就像囫囵吞枣，还没尝到味儿，它就过去了。”
在姚政的记忆里，那个夏天是烟饼的味儿的。
为了增加舞台的层次感，每次上台之前都要点燃烟饼，烟雾缭绕，给人很多错觉。
只是，一些人永远活在了那个错觉里，一些人走了出来。
2010年，姚政去湖南卫视录节目。后台的化妆间里，一些新出来的超女“觉得自己特火，艺人范儿特重”。
化妆间有个罗妈妈，从最开始的快乐大本营到后来的超女、快男，一直都是她在化妆。
姚政问罗妈妈：“你这么多年看着这么多人来来往往，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她笑了一下说：“每个人都是灰溜溜地来，腾云驾雾地走。”
回去之后，姚政写了一首歌，“每个人都是灰溜溜地来，腾云驾雾地走，面对着你们的虚伪表情，我是应该说破还是继续装傻”。
“刚到这个圈子就觉得‘啊，我火了’。我们原来也飘过嘛，然后时间会告诉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这个节目的一个内容。”
时间会证明很多东西，他说。
（实习生邓咏仪、陈锐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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