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后，列宁萌生了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将各国共产党和左派社会党联合起来，成立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也于1922年参加了共产国际。
而要谈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可以这么说，没有共产国际和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顺利诞生，也无法取得之后的一系列成就。
但万物皆有双面性，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也呈现出双刃剑的效果。共产国际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中盛行时，中国革命形势一度陷入了低迷。
最显而易见的严重后果便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其实对红军而言，凭借前面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经验，屡战屡败的国民党所采取的“构建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往来，消耗红军实力”的办法原本不值一提。
但可惜此时一个严峻的问题出现了，红军已经失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方向，党内军中皆被“左”倾教条主义所把控，在王明前往莫斯科就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博古、李德等人并没有改变“左”倾主义的错误路线，反而在组织上大肆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就在这命悬一线的危殆之际，周恩来、朱德等越来越多的党内干部终于意识到了“左”倾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紧急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上，面对毛泽东的艰难处境，有一位同志果断地站了出来，支持毛泽东，也就是他这关键性的一票，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也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一条全新道路。
那么，投下这关键一票的人是谁？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敌军利用宽阔的湘江构建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剿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红军战士与数倍于己方的强敌展开了激烈交锋，在鲜血和意志的较量中苦战良久，最终闯过了国民党军队层层设防的封锁线，渡过了湘江。
但红军也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瞬间骤减至3万人。
而在此时的突围队伍中，已经被边缘化了的毛泽东又因为身患疟疾，只能躺在担架上跟随部队前进。看到这里，大概有人会心生疑惑，为什么毛泽东会被边缘化？
这就源于当时党内十分受推崇的“左”倾教条主义。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王明和共产国际坚决走“左”倾路线，照搬苏联模式，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可是毛泽东提倡中国的革命必须要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所以这种思维上的冲突必然会导致军事行动与战术指挥上的分歧，而毛泽东也因此被迫退出领导班子。
不过在毛泽东退出领导班子以后，他手中的军事指挥权并未完全被架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毛泽东依然坚守前线出谋划策。
但此时的最高领导权握在李德手中，李德与王明一样，觉得毛泽东不懂苏联红军战术，一味的推崇游击战是错误的，因而也不断排挤他。
其实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获得成功后，王明的自信心就开始膨胀，他觉得是在自己的指导下，反围剿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他准备一鼓作气，学习苏俄做法，采取城市中心论，先行攻占大城市。
此言一出，毛泽东立刻提出不同意见，苏联的城市中心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俄国当时的主要城市都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农村生产生活依附于城市，而且城市中工厂颇多，无产阶级基础牢靠。可是反观中国呢？
一是城市基础薄弱，而且反动势力占统治地位，工人阶级力量相对较少；二是幅员辽阔，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而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便是农民革命，首要的任务应该就是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
王明如此不切实际的想法，根本就是将红军战士送上了一条不归路，也将彻底葬送这来之不易的革命硕果。
可是自负的王明哪里听得进去这般劝告，他仍旧一意孤行，在会议上提出了解放大城市的主张，毛泽东的反对与意见在他看来就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所说的痴人痴语。原本对毛泽东就怀有偏见的王明，如今更加看不起农民暴动出身的人，对他的不满愈发加深。
又恰逢九一八事变，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极有可能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应该经过深思熟虑。可是他的这个建议不仅没能引起领导层的重视，反而被认为是危言耸听，遭到了严厉批评。
万般无奈的毛泽东很是苦恼，可是当下既没有人肯听取他的意见，他也无法说服任何人，心中百般滋味无处发泄。这样下去，革命的道路要何去何从？将士们的浴血牺牲又有什么意义？
被逐渐边缘化的毛泽东只能请了“病假”，申请退居后方休养一段时间。就在毛泽东退居后方部队时，蒋介石率领50万国民党部队朝中央苏区浩浩荡荡而来，企图一举歼灭红军的有生力量。
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依旧照抄苏联模式，不出意外的在鏖战一年后，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失败了，红军为自保突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眼见革命危在旦夕，很多干部和指战员都对博古、李德在军事行动上的错误指挥心生疑虑和不满，而在历经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后，他们心中的不忿更是到达了极点。路行此处，中国革命到底该走向何方便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
遵义会议，力挽狂澜1934年，身患疟疾正在养病的毛泽东遇到了因伤休养的王稼祥。
王稼祥，安徽省泾县人，在苏联留学期间曾深入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因此获得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称号。刚回国时，由于没有接触过实际的党内工作，王稼祥一度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十分推崇。
不过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他也逐渐意识到了“左”倾思维的脱实入虚，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方针的正确性。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王稼祥不幸身负重伤，遇到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他坚持完成了八小时的手术，坚毅不屈的精神也不逊于当年关公刮骨疗毒。
两位躺在担架上的伤员一见面，就开始相互嘘寒问暖。寒暄完，王稼祥直接就当下的严峻形势开口问了出来：“毛泽东同志，你觉得眼下的局势应当何去何从？”
毛泽东沉默半晌，转而看向王稼祥，问道：“你觉得应该怎样解决？”
王稼祥快人快语，将自己心底想说的话全盘托出：“在我看来，不能再让博古和李德继续指挥了。这样下去是肯定不行的，他们俩一个不了解实际国情，一个死板不知变通，应该尽快下台，换人来领导！”
听到这，毛泽东心里大概有了底，便继续问道：“那换人来领导，具体又该怎么做？”
这回轮到王稼祥沉默了，沉思片刻回道：“正是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才来问问你的想法。毛泽东同志，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毛泽东听罢就心中有数了——王稼祥同志也是个不赞成“左”倾路线的人，应该能听进去自己的意见，便也将自己的看法尽数告知：
“蒋介石在湘西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此时前往湘西不等于自寻死路？根据现在获知的情报，贵州方向的敌军力量尚且薄弱，也没有完善的防守体系和碉堡工事。我看，我们应该尽快调转路线，往贵州去，而不是傻傻地送上去送死啊！”
听完毛泽东的见解，王稼祥仿佛找到了知己，抚掌大笑道：“你说的对，这样做才能减少战士们的损伤，更大程度地保住有生力量！博古、李德不了解实际情况，一直在瞎指挥，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两人相谈越来越投机，想法也越来越明确。他们一致认为解决目前危机的办法就是改正“左”倾教条主义，让真正有能力并且清晰了解形势的同志握有指挥领导权，这样才能将中国革命从深渊悬崖旁拉回来。
可随着谈话的深入，毛泽东心里的无奈也愈发强烈，因为他已经失去了领导权，在党内也没有同志愿意听取他的意见，面对眼前严峻的局面也唯有扼腕叹息。
知道了毛泽东的担忧后，王稼祥大手一挥道：“你不必为此担心。经过前段时间的教训，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志都认为你的意见才是正确的。当初是我们眼光不够长远，可是如今事实证明了你的想法才是真知灼见。”
“而且我也同政治局的同志探讨过了，大家都觉得你说的不错。我会继续找别的同志商量，你的主张肯定能得到大家的认同。”
听到王稼祥对自己的支持与鼓励，毛泽东心中很是感激，也重新鼓起了干劲。他主动和周恩来、朱德等人进行了交流，果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聂荣臻在听到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后更是直接说道：“早就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想法去做了。”
在之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博古、李德的一意孤行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他们极力主张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方案进行战略安排，毛泽东也在众人的力挺下在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会议过后，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更换了路线，成功避开了国民党方面军的埋伏堵截，打开了后续通道。这一结果也让大家愈发坚信，毛泽东的战略指挥才是符合实际的！
与此同时，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谬误、更换博古、李德领导权的任务刻不容缓。
在这样的形势下，1935年1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与会人员总共20位，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下辖各个军团的主要负责人。
会议伊始，博古开始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缘由，可是他避重就轻，只谈客观因素，而不从自身剖析原因。红军虽然在兵力上远不如国民党，革命根据地的资源也日益衰竭，但是这都不是失利的根本原因。否则，前四次的围剿又如何能取得胜利？
其实直到遵义会议召开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加上后期出现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但凡有党内同志对“左”倾路线和共产国际的指挥提出疑惑，都会被批评打压。
在这样的专制高压环境下，党内同志都有口不能言，无法为党的建设提出正确的建议，将士们的战斗积极性也因为错误指挥而大大削弱，导致后来的红军无力反抗大规模的围剿战争。
与会人员一听博古的发言，就知道他不愿意承认是因为自己的战略指挥失误导致了这次战役的失败。
在其发言结束之后，周恩来、张闻天相继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直截了当地指出是由于领导人固守“左”倾主义才导致了这次战役的失利。
此言一出，坚守“左”倾路线的人脸色都逐渐阴沉。
毛泽东接着发言，他总结到，红军之所以能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无非就是因为实事求是，采取了正确的战术和战略。而第五次的失利，也正是因为军事指挥不当，在进攻中实行冒险主义，在防御中实行保守主义，最后在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
在兵力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与敌人硬碰硬，在得胜无望之际萌生出与敌人同归于尽之心。如此指挥，如何能胜？
毛泽东阐述过后，将选择权摆在了大家面前，是要继续“左”倾路线，还是要回归实际，走中国人自己的路线？此时会场一片寂静，其实众人都清楚接下来要走的正确方向，却往往都很难有勇气做第一个表态的人。
就在鸦雀无声之时，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我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和战略方针！”此人正是王稼祥，“之前，我们都没能虚心听取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现在，我们已经尝到了苦果，还不改正，难道是吃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众人闻声望去，只见王稼祥眼神坚毅，继续说道：“我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担任红军主要领导人，执行军事指挥权。中国革命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而不是一味复刻苏联经验。毛泽东同志才是那个最懂中国革命的人，只有由他来领导革命，红军才能转危为安！”
王稼祥此言一出，原本就对“左”倾政策持怀疑态度的干部们纷纷响应，因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大家是有目共瞩的。而反观博古、李德，却将失败原因全部归咎于客观因素，不仅证明了他们没有对自身进行深刻反思，也暴露出了“左”倾主义在革命指挥中的致命短板。
王稼祥接连指出，在进入苏区之后，李德大权独揽，博古也只听取他一个人的意见，同为“三人团”中的周恩来却只落了个督促军事行动的闲职，根本插不上话。
不仅如此，“左”倾主义还衍生出了专制独裁的惩办主义，不从自身寻找问题，反而打压限制其他同志的发言，对所有正确的意见都置之不理。
革命不是儿戏，如果连领导人都这么目光短浅，那中国革命与红军队伍还有什么未来？最后，王稼祥掷地有声地说道：“‘三人团’的人选必须重新考虑。”
一石激起千层浪，王稼祥此言惊醒了众人，张闻天、聂荣臻和朱德等人纷纷表示赞同，朱德说道：“革命不能瞎指挥，更不能纸上谈兵。革命根据地的组建多么艰难困苦，大家都是深有体会的。不能再这样胡闹下去。”
王稼祥的犀利发言扯下了“左”倾主义者最后的一块遮羞布，博古、李德都瞪了他一眼。但王稼祥不曾理会，他依旧坚持更换“三人团”。
面对大多数同志的表态和反对，博古、李德心中都不是滋味。
尤其是博古，他认为自己一直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自上任以来也坚定不移的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如今因为打了一场败仗，就要撤他的职？而且这场战斗也是李德同志全权指挥的，他可是共产国际派遣过来的代表，是有过实际战斗经验呀！
对于博古心中的不满与不解，周恩来特意与他进行了谈话，分析利弊，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博古最终也释怀了，这并非是党内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各抒己见也不是公报私仇，大家的目标都是为了保住革命的火种以图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毕竟能者居之，谁掌权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这样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圆满结局，红军长征在会议的最后，遵循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会议最终决定撤下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和朱德接任；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要务；取消原先的“三人团”，并在之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
至此，遵义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王明“左”倾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彻底结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班子正式建立，并在最危险的时候挽救了党和红军。
这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的幼稚期转向成熟期，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1934年10月，为彻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歼追击，经过慎重考虑，党决定进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由此拉开序幕。
四渡赤水战役，就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一个决定性战役。
毛泽东以独到的战略眼光和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灵活指挥3万余人的红军，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与敌军展开周旋，最终6次穿越3条河流，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也一举扭转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四渡赤水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接下来的征途中，毛泽东还接连指挥了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等著名战役。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干和长远目光，毛泽东带领红军一步步朝着陕北走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时隔多年，每每回忆起这场惊心动魄又力挽狂澜的会议，毛泽东总会感慨道：“在遵义会议上，如果没有他的鼎力支持，没有他那关键性的一票，我是很难成功的。他对党的历史发展是有大功劳的。”
1974年，王稼祥病逝，他的骨灰盒上赫然写着八个大字“立党为公，光明正大”，这也正是王稼祥一生的真实写照。伟人已逝，但他为党和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后人将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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