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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来参加2022 BMW卓越讲堂。讲到韧性城市，我就想起，上海这个夏天经历了高温，又赶上了台风。目前，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面临各种局部的、全球性的挑战。那么，人类应该怎么办？在50年前，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了全球第一次环境峰会；而在1987年，联合国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围绕绿色发展，在刚刚成功举办的二十大的报告里，也是浓墨重彩，我数了一下数字，一共有1114个字，专门阐释了如何促进绿色发展、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谈韧性城市建设，如何回应在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领域面临的诸多挑战？2015年，联合国制定了《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17项目标、17种颜色，代表着各个国家、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所有人的梦想，希望在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和目标。实际上，它们构成了韧性城市非常重要的视角，就是绿色发展的视角。
但经过七年，这样一些目标，我们到底是离它们越来越近了，还是渐行渐远？今年10月，联合国发布了《人类发展指数》报告。这个报告每年发布，今年尤其关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和不确定性的问题。这个研究的结果，令我们比较惊讶。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全球范围之内，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反而在增加。不确定性代表什么？代表在城市生活中，虽然我们享受越来越好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但在环境和资源领域，在气候变化方面，却好像越来越难以琢磨透问题所在。这也是当前追求“双碳”目标，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面临这样一些不确定性，我们怎么看？我们知道，绿色发展是城市韧性建设特别重要的领域。在绿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经过这么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仍然存在蛮多挑战。
这些困难大概有四部分。第一点，我首先想讲的，是跨学科的困境。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从本专业出发。刚才两位嘉宾，一位来自产业，一位来自新闻媒体，也都从各自角度出发，探讨韧性城市建设问题。但不同的角度能否融合，需不需要融合？现在看起来，融合是必然的，但要实现融合却是很难的。当我们要解决韧性城市的问题时，会发现里面有经济学问题，有科学技术问题，还有一些人文关怀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拆开来解决，可能都比较简单，但要放到一起，就需要大师级的人物来开展研究。
第二，现在绿色发展领域，碰到的很大挑战，是来自外部性。所谓外部性的概念很好理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比如排放二氧化碳这个过程中，会对外部社会、对其他人产生一些影响。在经济学里，这个影响被定义为外部性。外部性要实现内部化，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城市里大家都开车，会排出尾气。十年之前，大家讨论雾霾问题，雾霾的成因之一就是尾气。现在汽车产业全面走向电动化、数字化、智能化，也正因为要解决这样一些外部性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些努力。但是，还有好多外部性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应对过程中的碳排放问题，现在看起来，要根治还有待时间。
第三个困境来自价值核算。GDP很好算，今天上海、中国乃至全球，产生了多少GDP，都可以拿出一个数字。但我们怎么计算，在绿色发展过程当中，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所产生的价值？怎么计算出一个企业通过技术改造给社会带来的环境效益？现在看起来很难。如果这个测算不清楚，可能影响到个人、企业和社会开展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最后一个很有意思。行为偏差困境，实际讲的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受到信息不对称、制度甚至一些非经济偏好的因素影响，做出一些非理性决策。比如，电动汽车现在卖得比燃油汽车贵，选择买燃油汽车还是电动汽车？很多消费者会犹豫，买便宜的吧。实际上，按理性的算法，把全生命周期成本算进去之后，会发现，买电动的、低能耗高能效的产品更划算。但消费者很多时候看不到这一点。这种行为偏差现在比较难解决，因为的确要考虑到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的问题。
那么，要解决这样一些难题和挑战，怎么办？我刚好也引用了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一本书，就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去年出的《绿色经济学》。他在里面提出了一些不谋而合的对策。我是这本书的主译者。
首要的，就是要政策，要制度建设。原来主流经济学说，不要干预企业的自主选择，要让它们自己去发挥长处，提升竞争力。事实上，现在针对绿色发展的问题，要让企业或个人自己去克服外部性，克服这些偏差，是很难的。需要引入一些比较成熟的激励机制和规则，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体、市场主体，能够更好地在一个良治的、绿色的社会里，扮演其应该扮演的角色。
在一个良治的、绿色的社会里，应该有怎样的机制？第一，有完善的法律制度；第二，有高效的市场制度；第三，要有一套完整的、克服外部性的政策体系；第四，要通过政策驱动环境的公平正义，我们保护环境，最后还是要以人为本。
第二个措施是创新，大家都知道，要实现碳中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离不开创新。在能源、交通、建筑乃至教学等领域，现在都在采取大量新的技术。但创新不能是无源之水，要靠投资。
所以第三个，必须要加强投资。不是传统的投资，而是绿色投资，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绿色金融。
回到中国，回到上海，要绿色发展，怎么办？实际上，英雄所见略同，东西方有一些共同的策略。
第一个，我们采取了非常完整的一些绿色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从2018年到2020年，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制度体系越来越完善。
第二个，我们对创新鼓励政策，现在不遗余力，现在我在高校感觉，没有比创新更重要的事情了。不仅鼓励高校老师创新，也鼓励我们学生创新创业，希望能在基础科学领域和应用科学领域，与绿色发展过程当中的碳中和、数字经济等全面融合。
上海在今年7月1日，出台了一部非常重要的法规，叫做《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在这个《规定》里，要把上海打造成一个全球的绿色金融国际枢纽。我们的核心，就是要通过绿色的金融工具，来驱动所有的企业、个人走向绿色发展。
最后我想总结一句，就是我们面临这么多的不确定性，需要采取非常有战略定力的政策制度，非常有活力的创新体系，以及给我们的投资创造更强、更大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