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令高校和老师趋之若鹜的“评奖”
如今的大学里，除了发工资、资金之外，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一众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前仆后继、趋之若鹜？
答案是：评奖，尤其是那些关于科研成果的评奖。
首先说，为何老师们喜欢评科技成果奖？
个中原因既简单又现实：
因为，只有你获奖且是多次获奖，才能证明你有科研水平，是科研人才；
因为，只有你获奖且是多获奖，你才有足够的资本参评副教授、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政府特贴专家、长江学者；
因为，只有你获奖且是多次获奖，你才有申请立项课题的资本；
因为，只有你获奖且是多获奖，你才能竞选诸如优秀教师、教学名师、十大杰出青年、巾国十佳、青年突击手等各类人物，甚至可以竞聘行政管理职务。
总之一句话，只有你的成果获奖了，才有可能在学校里混出名堂来，才有出人头地的可能。
我们再来说说，学校为何也关心这个奖项，原因同样相当现实。
因为，只有学校的成果获奖了，才能证明师资队伍素质过硬，科研水平高超；
因为，只有学校的成果获奖了，才能在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斩获“优秀”；
因为，只有学校的成果获奖了，才能申报学院更名为大学；
因为，只有学校的成果获奖了，才有资本申报硕士、博士授予权；
因为，只有学校的成果获奖了，才能进入“211”“985”工程；
因为，只有学校的成果获奖了，才能由“厅局级”晋升为“副部级”，校长、书记才有资本升迁……
正是由于科研评奖关系到学校、老师的切身利益，非常重视规范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力求公开、公平、公正地评价和遴选科研成果
但是，世界是复杂的，无论是成果申报人，还是评委会专家，都是凡夫俗子。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他们往往会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美妙地结合起来。
尤其是评委们，更善于变通制度，也更有能力变通制度。于是，在评奖操作过程中，灵活性就取代了原则性，潜规则取代了明文规定，使得评奖结果与初衷渐行渐远，最终南辕北辙。
人们诟病大学的研究成果评价机制存在严重弊端，并非空穴来风。我在做博士后期间，有幸结识了几位评委，听他们讲述过亲历的评奖故事，与大家读者分享其中的珍闻，共同感悟大学的评奖文化。
02 学院评选：熟人社会，依靠关系
学院，作为大学里的基层学术单位，无论什么层次、性质的评审活动，都要经过这个层次的个人申报、审核或推荐，才能进入下一评选环节。由此，学院是评奖的最基础环节。
有一年，省教育厅组织省属高校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分配给某校5个名额。为从全校数百项成果中，遴选出最能代表学校水平的优秀成果，学校要求所属的十几个学院各推荐一个成果。
同时，学校下达通知，特别强调各学院务必严肃、认真、负责评选，将竞争力最强的成果推荐到学校。
学院接到文件后，首先，向全院教师传达学校通知，鼓励大家积极申报，共有5篇论文和1部专著申报奖项。随后，由院长、副院长和几位系主任组成7人的初评委员会。
按照评审程序，7名评委须分别审阅这6项成果，提出个人评审结论，最后进行投票表决，赞成票最多的出线。但学院计划半天内完成评选，如此短的时间，根本无法仔细审阅6项成果，并提出中肯的意见。
变通的做法，就是主管院长综合成果出版或期刊档次以及社会反响等，提出一个参考性意见，然后让委员围绕这个意见讨论。有一篇论文是副院长申报的，尽管根据要求回避评选，但大家还是“公认”这篇论文最好，整个会议用了不到2个小时。
最大问题是，副院长的论文是不是这6项成果之中，是否最能代表学院的科研水平的，到学校是否有竞争力，与会的委员心中也没底。因为，除了院长，其他委员谁也没有全部研究申报材料，更谈不上比较和鉴别。
当然，由于社会科学的开放性，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学问，即使你阅读了全部申请材料，也不见得就能做出谁优谁劣的客观评价。要一位专家对专业外的成果发表中肯意见，有些强人所难。从这个角度看，学院采取变通的办法处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学院属于地地道道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评委们考虑最多的不是成果质量本身，而是申报人的身份、背景以及同自身的利害关系。
其实，在学院这一层次，其他诸课题立项、优秀课程、优秀学科、特色专业、优秀论文、荣誉称号之类的评审，运作程序和评审结果也大体如此。胜出者多数是院长或主任，没有管理职务的普通教师出头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
当然，如果你有特殊背景，胜出也是有可能的。有一位讲师虽然写不出论文，但每年都可以拿到省厅或省规划办的课题。只因为，他的一位亲戚在省里主管这件事情。
正如人们常说的：“没有关系找关系，找了关系没关系。”
03 学校评选：符合上级、领导优先
学校层次的成果评选，主要有两类内容：
一类是评审和决定校级科研成果奖项；另一类是评审和推荐参评更高层次评奖的科研成果。两类会议性质有所不同，但运作方式基本一致。
学校的科研成果评审会，一般由学校常设的学术委员会组成，校长是主任委员，副校长、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各学院院长任委员（一般教授基本无缘)。
相比于学院一级，学校评选成果涉及的专业更多、领域更广泛，委员们的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更匮乏，评审时间更紧张，发言更没有“底气”。
因此，学校学术委员会也必须变通，先把专家和成果学科门类分成几个小组，如文学组、理学组、工学组、经济学组、管理学组，等等。各小组对相近专业成果进行审阅，由组长提出评审意见，然后，其他委员适当补充。
尽管规定要求评审委员应当保持中立性，但委员在发言时，都在为本院的参审成果做宣传、拉选票，更有甚者，有些委员组成同盟，相互承诺投赞成票。
由于学校评委人员较多（有的多达21人），其学术背景、专业领域、对成果认知差异较大，很难一次性形成统一结果，就需要多轮投票。有时投票也出不了结果。
此时，校长也会适当的引导一下。比如，对于最后不分伯仲的A、B两项成果，校长提议用口头方式表决，即变匿名交往为知名交往。一位评委建议推荐A成果，校长马上表示同意。
此时，唯校长马首是瞻的委员们立即附和，持中间立场的委员们也迎合表态赞成，持相左意见的委员只好默认不语。由此，很快形成统一意见。
其实，如果这位委员首先提议B成果，校长也会附和。因为对他来讲，
A和B都能展示学校的研究水平，谁上都无所谓。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一等奖和二等奖却有天壤之别。
当然，也有A和B相持不下的个别情况。长时间持续不下时，校长就会直截了当地说，A成果是学校重点学科成果，今年先上，B成果也不错，但名额有限，就牺牲一次，明天再评。
B成果所属的院长自然不好多说，校长也会表扬该院长识大体、懂大局，并允诺以后会给以补偿。至于院长回去如何给B成果申请者交待，就不是校长考虑的事了。
有意思的是，据说有一位大学校长特别热衷于成果评奖，无论什么奖项都要申报，且总能拿到校级一等奖，还有多项省、部级奖项。然而，当其刚退居二线还未正式退休，再申报学校成果奖时，竟然连三等奖都没拿到。
虽说有点“人一走、茶就凉”的凄凉味道，但更多是让人感受到一种“树大好乘凉”的优越感。
04 省（部）评选：平均分配、雨露均沾
省里大学数目众多，参评成果不计其数，涉及学科门类齐全，成果形式复杂多样，由此，评审任务相当繁重。
为了提高效率，省厅除了成立评委会外，还会同时成立若干学科组（多则5人、少则3人），奖项指标分到各学科组，评委会只对学科组的意见盖章即可。
由此，省厅评奖实际变成了学科组评审，学科组组长手握生杀大权。
学科组有一年评选全省优秀博士论文，管理学科组有3名成员，分别来自省内X、Y、Z三所高校。组长由X大学的管理学院院长担任，作为评奖“专业户”，经验丰富，办事效率奇高。
原定2天评审，他只用了半天，就轻松搞定。他的妙招是：
先把奖项指标分配到学校，再在学校中确定具体获奖成果。省厅分给管理学组3个二等奖（没有一等奖指标）和若干个三等奖指标。
他将二等奖先分配给学科组成员所在的X、Y、Z三个学校，而三等奖则在所有参评学校中均分，但略有差别，奖项就这样很快确定了。然而，申报成果的具体内容和研究水平，每个委员都不甚了了。
其实，学科组成员是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且开会的前一天才通知，所以，申报人想走后门是比较困难的，客观上保证了评委的中立性和评审的匿名性。
但是，如果省厅里有人事先打了招呼，学科组还是会“通融”的。比如，某位领导或工作人员找到组长，请私下关照XXX，至少可以得个三等奖。所以，每次开会之前，省厅的工作人员都会接到不少电话，接待众多来访者。
当然，也有些人会事先知道评委人选，提前做好“公关”。由此可行，即使是发表于同一期刊上2篇论文，质量相对较差那一篇获奖了，另一篇质量完胜的却“名落孙山”，其中原因很简单，前一篇论文的作者事先同评委打了招呼。
由此，我们就明白了：为何在中国的大学中，“官本位”现象相当严重。
由此，我们就明白了：为何有人要低三下四地阿奉迎，千方百计地打通“关节”，由此导致学术风气腐败。
由此，我们就明白了：为何有人凭“个人能力”获得了一些奖项，就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就此沦为“学霸”“学阀”。
其实，即便你的成果获奖了，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即使你的成果没有获奖，也没有什么值得郁闷的。
因为，在这种评奖模式下，不去参评也罢，省时、省事、更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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