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
提起“苗疆”，许多人并不陌生。无论是清代小说《说岳全传》、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还是现今网络上人气爆棚的动漫《不良人》、小说《苗疆蛊事》，甚至网络游戏《轩辕剑》、《天龙八部》等，都有对来自“苗疆”的人物描述或场景设置。在这些作品中，来自“苗疆”者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仿佛都散发着神秘和异样。对“苗疆”的这种“异质化”想象，早已渗入到主流话语对“苗疆”的营造中，因此它也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块充满神秘感和蛊毒想象的神奇之地。
明清时期，“苗疆”是构成中国疆域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涵盖了整个云贵高原地区。这里所说的“苗”是个泛称，“疆”则具有王朝国家治下的民族地区的含义，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民族地区”，现今的苗族聚居地区只是这一广阔地域的一小部分。当前的学者一般把历史上的“苗疆”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苗疆”以云贵高原为中心，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分布的西南山区；狭义的“苗疆”主要指现今苗族聚居地区，一是在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称为“贵州苗疆”；二是黔东北与湘西交界地，即现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是为“湖南苗疆”。这种划分恰恰反映出“苗疆”动态变迁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国民国家体制建立之后，“苗疆”作为地域概念不再使用，其广义所指已为当前文化地理意义上的“西南”概念所取代。这一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栖息分布之地，现今除汉族外，仍有苗、侗、布依、彝、水、土家、瑶等近20个世居民族，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文化最多样的区域。
“苗疆”字样初现于明代，但作为一个有特定范围的地域概念形成于清雍正年间以后。明王朝建立后，国家首次以组织化移民的方式，从内地调遣大量汉人以“军屯”“民屯”“商屯”等形式移入西南民族地区，由此深刻地改变了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苗”开始取代过去的“蛮”，成为中国南方非汉族群的泛称之一；而“苗”与“苗疆”的出现与元、明、清时期中国的王朝国家政权在西南地区推行“国家化”政策，即自上而下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的过程有密切关联。在展开这些问题以前，有必要对西南边疆与中原的互动历史进行若干回顾和梳理。
云贵高原地形呈西高东低走势，西接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北临四川盆地，东连东南丘陵，南出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总面积约50余万平方公里；境内群山连绵，河流纵横，温暖潮湿。历史上，云贵地区在中央王朝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对中国的整个西南地区而言，云贵高原紧邻最富庶的、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盆地，构成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云贵宁则川蜀安；云贵高原是中国南出西向东南亚、南亚地区陆路通道的必经之地，在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四川就与云南及东南亚等地频繁发生了民间商贸往来。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征服了云贵高原上的“西南夷”，进行政治经营。此后一千多年间，云贵高原地区虽然大部分时期属于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但关系一直不太稳定，直到元王朝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立了云南行省，才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
总的来说，影响云贵地区与中央王朝政治关系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如中央王朝的朝代更迭、割据与统一等等，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交通。由于云贵高原地区地形地貌多变，群山连绵，域内族群众多，自然地理和社会状况都十分复杂。每当国家的力量尝试进入这一区域，必然要耗费庞大的资源来疏通和维护交通线。唐宋以前，中原王朝主要是通过“五尺道”“灵关道”等，依托四川的资源来控制云贵地区。然唐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经济中心南下，江浙和湖广地区经济崛起，至元代时，“湖广熟，天下足”之谚已流传四海。而此前被视为“天府之国”的巴蜀之地，在元与南宋的战争中首当其冲，人口剧减。直到清朝中后期出现史称“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后，四川的人口和经济才逐渐恢复。这一变迁过程深刻地影响了云贵高原与中央王朝的互动关系。
元朝十分重视对云南边疆的经营，在民族地区广泛推行“土司制度”。但由于上述中国整体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依托四川已无力支撑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在这种状况下，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王朝新开辟了由云南直达湖广的“普安道”(明称“东路”“一线路”)，由中原地区进入云南，不再绕道四川或广西，而是取直道从湖广过贵州至云南，缩短了千余公里路程。在建省前，贵州是大小土司割据和苗瑶、壮侗、藏缅语族的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地域，境内的苗岭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地表切割严重，土地资源匮缺，故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自“普安道”开通后，贵州地区由数省包夹下的“蛮荒之地”一跃成为湖广内地进入西南边疆的门户。道路开通后的第二年(1292年)，元王朝便整合贵州各地的大小土司设立了“八番顺元宣慰司”，这是后来贵州建省的肇始。
明王朝建立后，更加重视对西南边疆的经营。1382年朱元璋征服云南后，为防止土司和少数民族的反抗，将大批军队部署在内地进入云贵地区的交通线上，设置卫所屯兵驻扎。卫所是明代独创的军事制度，按定制每卫兵额为5600人，下设若干千户所、百户所；士兵逢战事调发从征，无事则务农自养。一些学者认为，云贵地区卫所的兵员数实际远超定额，有的达数万人之多。这些士兵都携带家属，还有大量汉人移民以“民屯”“商屯”等形式进入西南边疆，以致在云贵两省，汉人的人口均达百万以上。
汉人移民进入西南地域后，基本沿着明王朝布防驻守的三条“官道”分布：一是由昆明北上经四川会理和大小凉山地区至四川成都的“建昌道”，明代在这条线上建立了5个卫，8个所，俗称“五卫八所”，并专设“四川行都护使司”管理；二是从昆明东向至曲靖，北上经现威宁、毕节、赤水至四川泸州的“乌撒道”，亦称“入滇西路”，这条线上设置了4个卫，为“西四卫”；三是由昆明经曲靖、富源，一直向东横跨贵州境内进入湖广地区的元代“旧普安路”，或称“东路”，这条线路因连接云南与湖广，明王朝沿路重兵布防，仅贵州境内就有18个卫部署在这条驿道上。
这三条通道中，由湖广经贵州入云南的“东路”尤为关键，甚至贵州行省就是为了保障这一条进西南的交通线而设置的。为统一管理部署在贵州境内的卫所及军队，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刚一征服云南，就先于云南成立了省级军事机构“贵州都护使司”，为贵州置省做好铺垫；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以镇压黔东思州、思南田氏土司叛乱为契机，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由此，贵州正式进入明朝十三行省行列。如此，一国政府因保障交通线而专置一省级机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明中期以后，昆明至成都的“建昌道”因“夷患”猖獗发生阻塞；云南至四川泸州的“乌撒道”虽然通畅，但进入湖广走长江水道，顺水行疾而逆流至难；另两条道路，即至广西道和旧五尺道，因无兵驻守，“匪盗成群”，无法畅通。至此，朝廷只能通过经贵州的“东路”驿道来维持云南这一疆域，可谓“千里一线孤悬”。这条驿道被称为“一线路”，名副其实。
清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基本沿袭了明朝奠定的格局，并大力强化。自雍正朝开始，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范围实施“改土归流”治策；对一些不服“王化”、亦无土司管束的少数民族地区则用兵“开辟苗疆”，在西南边疆普遍建立了府、州、县流官统治体系，为清中后期大量内地汉人移民进入西南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苗疆”开始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地域概念出现在官方文献中。
二、“苗”与“苗疆”：“国家化”进程中建构的“他者”
“苗”，与“蛮”“夷”类似，是近代以前中国主流社会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之一，今天的苗族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一般认为，除上古传说中的“三苗”外，与现今的苗族有关的“苗”字样最早出现于唐代樊绰的《蛮书》。其后南宋的朱熹在《三苗记》中也曾记录了湖南西南一带的“猫”及“苗人”的活动情况。到了元代，正史中开始出现“苗”的记录，从地域上来看主要指今湖南西部及西南部一带的少数民族。元末，在各地掀起的反元起义中，一支活跃在江浙地区号称“苗军”的勤王队伍引发了关注。其首领为湖南的土司，士兵都是来自湘西南一带的“苗蛮”。这支“苗军”的战斗力极强，曾屡次大败张士诚等部，最盛时曾达20万人，一时为元朝廷所倚重，成为朱元璋等多部反元义军的大患。《明太祖实录》中关于这一时期朱元璋的言论和活动的记载，就频繁涉及到“苗军”，“苗”从明朝开始成为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可能也与这段历史有某种关联性。
明朝统一西南后，沿湖广至云南的“旧普安路”密集建立卫所，屯兵守卫。由于这条线路在贵州境内所经之地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区域，内地来的汉人屯军面对陌生的异文化环境，就开始用“苗”来统称周边的少数民族。可以确定，“苗”作为泛称是与湖广通滇的这条驿道密切相关。如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就明确写道：“从辰沅(今湖南沅陵、芷江)至普安(今贵州安顺)两千里，总称曰苗”。到了清代，“苗”的指称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贵州全省及周边地区，区域内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称谓以“苗”作为后缀，如“仲苗”(布依族)、“水家苗”(水族)、“洞苗”(侗族)等，故而贵州省有“百苗”之说。近代以后，“苗”进而取代“蛮”涵盖了中国的南方少数民族。著名学者梁启超甚至将中南半岛上的越南、缅甸、老挝也纳入到“苗”的范畴之内。直至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以后，“苗”才成为今天苗族的专称。
“苗”何以取代“蛮”?晚清学者魏源试图解答这一问题。他认为，“蛮”“苗”之别主要是由内部社会组织结构的差异造成的:内部有明确的上下、尊卑关系，能称雄一方者，称之为“蛮”,而内部无贵贱、无贫富、无君长，互不统属者称之为“苗”；过去王朝国家主要是通过安抚“蛮”来安抚和压制“苗”,只是后来“蛮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才导致“苗患”日增，以至于“苗”取“蛮”而代之。在这里，魏源显然是站在传统的中央王朝本位的“夏夷观”立场上来解释这一问题的。在这一视野下，“蛮”的内部有等级结构，有君长，有上下尊卑关系，而“苗”的内部无明显的社会层级结构，所以“苗”比“蛮”更为“落后”和“野蛮”。这固然是站在儒家价值立场上作出的判断，但其实也受到当时现实因素的影响。
至清雍正时期，中央王朝自明清以来在云贵等地陆续实施的“改土归流”进入了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对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总体上较为顺利，因为对于广大“土民”而言，不过是把交税的对象由“土司”换成了“官府”，其社会结构并未受到太大冲击；但在若干既无官府治理、又无土司约束的“生苗地界”，如黔东北及与湘西交界处的腊尔山周边地区、黔东南境内的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等地，各村寨互不统属，社会层级不甚明显，国家力量进入这些区域缺乏关键的中介力量，无法像土司辖区那样通过层级进行治理，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最后只能采取军事手段对各个村寨逐一征服。这一军事征服过程被称之为“开辟苗疆”。后来的“苗民”反抗也主要起自这些区域，且持续不断，以至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之说。因而，随着“苗患”日增，“苗”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王朝统治者的关注，“苗”的指称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换言之，如果从国家治理的需求和策略看，这些被视为“化外之地”的区域由于缺乏明显的社会层级，反而不利于进行疆域治理。因此，清乾隆时期，在镇压了这些“苗民”叛乱后，清王朝一方面承认其有限自治，规定“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归结，不必绳以官法”，另一方面又试图培育出社会层级关系，反而在这些区域新设了许多小土司。在这一过程中，“苗疆”字样开始频繁出现在清代的官方文献中。
从现有的文献可见，“苗疆”一词在明代就已出现，但使用频率极低，内涵也很模糊。在明代，对于上述“化外之地”多称之为“苗界”“生界”或“生苗地界”，用“界”而不用“疆”来指称这些地域。进入清代后，清王朝在云贵地区逐渐推行府、州、县“流官”治理体制，需从内地派遣大量官员赴云贵任职。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山高路远，条件艰苦，被视为畏途，屡屡出现官员不愿就任，甚至弃官举家潜逃的事件。为解决这一问题，康熙、雍正年间，朝廷在推行“改土归流”措施的同时，还制定了“苗疆缺”“烟瘴缺”“沿河缺”“沿海缺”等赴边远地区任职的官员待遇及考评制度。
从现有资料看，清王朝派往西南地区的官员岗位主要有两种：一是“烟瘴缺”，涉及炎热潮湿的艰苦山区，包括广西南部及云南部分区域；二是“苗疆缺”，主要涉及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所涵盖地域更广。从《清实录》的记载可见，乾隆早期属“苗疆”的地理范围，除贵州全省及云南的大部分地域外，西至四川西部的大小凉山地区，北至湖北湖南的武陵山区，含现恩施、襄阳、汉阳、宜昌等地，东至湖南中部，包括岳阳、长沙、湘潭、常德、邵阳、永州等地，南至广西中部和北部山区，包括河池、桂林、柳州、龙胜等地。大体上看，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湖北诸省，凡有少数民族分布的区域基本都被划入“苗疆”的范畴。按清朝官制，凡赴“苗疆”任职者，享受“边俸”待遇，在任期上“俱三年俸满，有政绩无差忒者，例即升用”。相比之下，内地为“腹俸”区域，任职者通常满五年才能考评。当然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乾隆时期有官员奏报，许多至“苗疆”赴任的官员刚熟悉当地情况就被调离，不利于地方的长治久安，于是出现了在“苗疆”岗位上任期至八年者。此外，根据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经济状况等，“苗疆”属地还被划分为若干类型，官员的品级、待遇亦与之相应，各不相同。
上述事实表明，“苗疆”一词在清代的频繁出现，是与这一时期王朝国家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系列国家整合措施密切相关的。仅从语义上看，清代的“苗疆”，指的就是纳入国家府、州、县体制治理范围的少数民族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苗疆”出现以前，这些区域不属于国家统治范围，而主要指的是国家治理方式的变更使“苗疆”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了特定地域的含义。尤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这项制度与官员个人前途息息相关，哪些地区属于“苗疆”，哪些地区属于“内地”，自然是很清楚的。所以清代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苗疆”，如“云贵川广等省苗疆地方”，“云贵两省均属苗疆”，“楚黔均为苗疆”等记载，其实所指的就是享受“苗疆缺”待遇的区域，“苗疆”因此成为一个在国家的疆域治理进程中具有特定内涵的地域概念。
另一方面，“苗疆”的涵盖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亦有变化，整体上呈现不断递减之趋势。清乾隆中期以后，随着汉人移民不断进入西南民族地区，云贵高原的人口构成从“夷多汉少”逐步变成了“汉多夷少”，加上各少数民族社会普遍出现了汉化趋向，“苗疆”便随着汉区的不断扩展而收缩。查阅《清实录》可见，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湖南、湖北、广西等省便陆续上呈要求某辖内地方“删去苗疆字样”的奏本，如“思恩一府(今广西武鸣等地)……所辖猺獞，与齐民无异，请删去苗疆字样”，“永州府同知(今湖南永州市)……今已将苗疆字样删除”，“桑植(今湖南桑植县)删去苗疆字样”，“宝庆府(今湖南邵阳市)……与内地人民无异，请删去苗疆字样”等等。即使在处于“苗疆腹地”的贵州省，一些汉民比较集中的州县也申请删除“苗疆”字样。至晚清时，“苗疆”范围便基本收束至贵州及周边地区。而在原属“化外之地”的“湖南苗疆”和“贵州苗疆”，其地方文化保存得相对完整，反抗斗争仍持续不断。晚清时期的一些文献，如徐家干所著《苗疆闻见录》、严如熤所著《苗防备览》《苗疆村寨考》等，其所言“苗疆”便集中在上述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基本上是苗族聚居区，如此便逐步形成了“苗疆”等同于苗族聚居区的狭义范畴。
总体而言，明清时期，由中央王朝自上而下推进的“国家化”进程，成为引发云贵高原各少数民族社会发生剧烈变迁的主要原因和整体背景，而进入西南边疆地区的汉人移民事实上成为支撑这一进程的政治基础和依靠力量。“苗”作为非汉族群的泛称，以及“苗疆”作为地域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出现的。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和汉人移民进入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历史进程，主要是通过湖广连接贵州和云南的“东路”驿道实现的，且整体上呈现出由东向西渐入和扩展的趋势。
2012年，笔者基于十余年的研究和思考，将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这条重要通道冠名为“苗疆走廊”。现研究表明，“苗疆走廊”初为明清时期国家赖以控制西南边疆的首选、甚而一度是唯一的通道，继而又发展成一条贯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勾连周边诸省的“陆路经济走廊带”。“苗疆走廊”沿线，城镇密集、人口集中、民族众多，对明清时期中国南方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苗疆走廊”是一条藉由国家力量开辟的汉人移民文化走廊，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国家化”特点、儒家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线性文化空间”。尤为重要的是，这是一条“活态的”文化走廊，历史上汉人移民的后裔至今仍分布在线路周边地区，有的融入到苗族社会中，有的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性汉文化，如“屯堡人”文化等等；因“苗疆走廊”对于中国南方区域市场的贯通整合、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重组、民族交融及共生格局的生成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功能和意义早已超出线路本身，且延续至今。笔者认为，通过上文对“苗疆”的讲述，再以“苗疆走廊”为抓手切入，这一思考路径对重构中国西南边疆史、理解中国“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机制和历史过程，将提供一个难得的范本。
三、“双重华夷体系”：“历史中国”的立体呈现
纵观中国历史，如果说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间的对抗和互构是贯穿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主旋律，那么，“河西走廊”“南岭走廊”“辽西走廊”“苗疆走廊”则是深入理解中国历史疆域变化及“夏夷”关系的基本四维。其间，明清时期，王朝国家沿“苗疆走廊”自东向西往云贵高原地区推进的一系列“国家化”措施、大量汉人移民向西南迁徙引发的剧烈社会变迁等，因其时间晚近、状况复杂、文献丰富、活态文化可循，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历史疆域的发展过程、重新审视传统的“夏夷观”等，都将提供内涵极为丰富的素材。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对于“何谓中国”、中国的历史疆域变化、边疆治理、“夏夷观”等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但笔者注意到，这些讨论聚焦的区域大多为北方游牧地区，对西南地区的关注则多限于云南省，贵州省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边疆学者的视野之外。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整体，“中国”不仅是具有多重含义的复合概念，同时“历史中国”所呈现出的景象也是一种世界秩序或观念体系。这就好比我们看美国，如果只把眼光集中在它的领土范围，不谈其主导的美元体系、军事存在和全球秩序，实际上是看不清楚的。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延绵至今，正是基于某种相对稳定的、超越民族和国家存在的结构性体系。近代“金铁主义”倡导者杨度就从文化共同体的视角来理解“中华”，认为“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也就是说，这一观念体系以注重等级次序的儒家“礼教”为核心，在东亚文明圈内具有某种普世性，是不可简单地还原到某个民族或国家身上的。否则，我们很难解释明末清初朝鲜半岛上兴起的“小中华思想”、日本列岛上幕府将军自封为“征夷大将军”、明治维新早期发生的“尊王攘夷”运动等。换言之，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夏夷观”等，本身就内隐着“一体多元”的政治理想与追求，它不仅为中原汉民族所有，同样也内化到周边民族和国家中。所以，历史上即使外族入主中原，其传统的“延续性”也不会因之发生断裂。
就西南地区与中央政权的互动关系而言，元、明、清时期，无论由哪个民族主导中央王朝，都展示出这种“延续性”的清晰脉络。也就是说，元、明、清时期，王朝国家治理西南边疆地区的总体趋势是一个由间接统治转化为直接统治的“国家化”过程。这里所谓的“国家化”，主要指的是中央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自上而下地对边疆地区进行的“一体化”整合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其实有两条不同的“华夷之辨”界线交织在一起，笔者称之为“双重华夷体系”。
这里所说的“双重华夷体系”，指的是构成传统中华世界的两条重要边界及其互动的弹性体系。这两条边界一是“王化”边界，也可称为构成中华世界的政治边界或外边界，主要指的是以皇权为顶点，由中央王朝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区域，其构成了广袤的“疆域”和“版图”的空间。二是“教化”边界，也可称为文化边界或内边界，主要指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的整合，往往先是通过“王化”构建其模糊的政治空间，形成外边界，再通过“教化”徐徐扩展其内边界范围。
换言之，由“天下观”彰显出的传统“大一统”思想，其政治秩序与意识形态既建构在“文明”与“野蛮”对置的“华夷之辨”的基础上，但同时其疆域又包容不同生态、不同文化的族群，形成了政治上“一体”、文化上“多元”的共生形态。每当王朝国家的势力强盛之时，往往通过武力征服、羁縻制度、朝贡关系等手段，可以把外边界范围扩展得很大，构建起“一体多元”的中华世界。然而当中原王朝国家势力衰退之际，外边界范围可以不断收缩，有时甚至退至内边界内。所以，在中国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往往外边界，即政治边界受势力兴衰、朝代更迭的影响比较模糊且流动性较大；相对而言，以定居农业为主的“内地”农耕地区，即内边界区域,无论哪个朝代，都是提供赋税劳役等的税收来源地，域内的户口、土地，理论上都要经过调查统计以确定每户承担的税额和劳役，所以农耕区与非农耕区(通俗而言，相当于今天的征税区和免税区)的界限是相对明晰和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的汉人，并非是当今意义上基于血缘世系想象的“民族”，而是深受儒家观念熏染(即“教化”)，接受皇权统治(即“王化”)，并自觉为国家提供赋税劳役的群体。即使是主要由少数民族治理的元王朝或清王朝，支撑其统治的经济、政治基础，一样是由内边界界定的农耕区。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来延绵不绝，我认为相当程度上正得益于这一极富弹性的结构体系。
从这一视角看，早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央王朝就对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中国西南边疆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开发措施，这些都可理解为一种“国家化”过程。但由于没有汉人移民的大规模流动，其政治和经济都以四川盆地为支撑点，实施的是“以夷制夷”的羁縻治策，所以整体上的治理是不稳定的。元代在征服云南大理政权之后推行“土司制度”，虽然控制力度大大加强，但本质上仍与历代的羁縻治理方式一脉相承。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最值得关注的历史进程就是汉人移民大规模进入西南地域，使得上述“王化”的政治边界(外边界)和“教化”的文化边界(内边界)在这一区域发生交织，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首先，云贵高原地区虽然在行政区划上置于各行省管辖范围内，即在行政上属于“内地”，但其域内既有沿交通线分布的“汉区”，又有土司控制的区域，间有不服“王化”的“生苗地界”。笔者将此称为“内地化边疆”现象，这一现象显然很难用通常而言的“内地/边疆”这种二分法来予以说明或解释。其次，明初朱元璋针对云贵地区发布的上谕中，虽然屡屡使用“中国”一词，但显然其边界限于汉人移民分布地区；进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元朝廷在制定各藩国朝贡礼仪之际，把云贵等地的土司辖地与日本、朝鲜等同列，统统将其纳入“朝贡”对象中。也就是说，云贵地区在政治上位于行省范围内，毫无疑问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的疆域和版图之内；但同时，在文化上又表现出其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多种形态，因此有关“苗疆”、“生界”、“化外之地”、“边防”之记载所划出的边界，其实都是属于“教化”意义上的表述，反映出“历史中国”概念的多重性及丰富内涵。
晚清以后，在西方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下，中华帝国模糊的疆域开始固化为清晰的领土边界，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一体多元”结构仍然被今天的中国所继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是现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重要的特征。这种“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共生结构依然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也是近代中国在世界格局的剧烈变迁中仍然维系国家统一的最重要基础。
近代以来，“历史中国”的这种整体性便不断受到西方分析话语的肢解和割裂。在强大的西方话语的影响下，避讳谈“疆”、强调“自古以来”也成为“弱者”抵抗的“武器”。旁观近年来有关“内亚视角”“新清史”的争论，笔者认为：无论研究主体、研究视野、研究史料如何变换，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历史上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体系，中华文化主导东亚文明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学者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可以从多个视角切入进行历史阐释，但如果连既存的事实也否认，用“本部/藩部”等这样一些本来互为一体的概念来切割“历史中国”的整体性，其结论也只不过是“盲人摸象”罢了。
“苗疆”作为一个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特定内涵的地域概念，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其意义并非仅存于故纸堆中。今天的“苗疆”仍被视为中国大地上的一块神奇之地，经由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描述，散发着异样的芬芳，悄然拨动着我们的心弦。重返“苗疆走廊”，对我们深入理解西南地区各民族“一体多元”共生格局形成的过程，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发于《中国民族报》2018年1月5日微信公号，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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