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阶段发展中形成的结构如今正陷入困局。近年有关对外出口不畅的舆论多归因于疫情，但疫情刚一结束，沿海各省便组织企业家们招商引资，锣鼓喧天、信心满满，但结果如何却并没有相关媒体进行跟踪报道。过去国内承接的“少慢差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纷纷向周边转移，特别是向越南转移。越南是一个“年轻”国家，是适龄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因此它得到FDI（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高达700%，其中多数来自中国。产业转移是正常现象，正如中国在90年代曾接受产业转移一样。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带领西方制裁中国；1990年，工业化高涨阶段的中国因突遭外部资本全部撤出进入萧条；1992年，邓小平南巡，经济短期波动后继续低迷；1993年，爆发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危机。在工业资本不断增密的需求非常强烈的时候遭遇到资本稀缺，该怎么办？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与邓小平等同志商议后提出政策建议：一般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做法都要采用。这改变了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制定的引进关键设备、关键技术调整产业结构的引进策略。
在大危机的压力之下，我们完全开放了“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这个阶段形成了以香港为前店、珠三角为后厂模式，地方不计代价的以零地价、零地租向低端外资转让土地、压低劳动力价格，很多严重问题派生于这个阶段，但我们对这段激进的发展过程并没有足够的反思。同一个阶段，苏南却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在大制裁的背景下乡镇企业大发展，江苏也因而成为今天的工业强省。董筱丹老师在《长读苏南》下卷中对于苏南地区如何在制裁背景下逆势起步进行了经验总结。
沿海地区承接了外来加工贸易的产业后并不意味着可以一路长虹，往往是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便又发生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外需骤降，外贸遭受严重打击，央地税分离使得地方政府倾向于对弱势群体转移压力。20世纪90年代成为农民负担最重的阶段，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预征税，把农业税征收到了2007年。当时有人计算得出农民的负担率高达36%，历史上的农民税负只是“十一税制”，何以严重到这种地步？这个阶段群体性治安事件频繁发生。
假如我们只是针对农业问题提出政策，那么农民的负担怎么办？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怎么办？农村中的治理问题怎么办？对于这些问题，我在政策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领导与同事对我的批评是尖锐的，压力也是巨大的，但最终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领导人最终接受了“三农”问题，并把“三农”问题作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
要想与发展阶段结合形成问题意识并提出真问题往往需要相当的努力，“三农”问题的产生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当我们把过去的发展方式产生的困难和解决困难的过程搞清楚后，才知道中国今天的转向是怎么回事，才明白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