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我们绕不过的武侠梦(多谢你金庸给了我们一个永不幻灭的武侠梦)(1)

“金庸没了。”

这四个字最先带来的是一片短暂的静默,紧接着才是难以置信的眼神和手指触碰手机屏幕的声音。

“《明报》发消息了,这回确定是离开了。”

刚刚不敢相信的神情瞬间僵在脸上,又是一片静默。

金庸我们绕不过的武侠梦(多谢你金庸给了我们一个永不幻灭的武侠梦)(2)

这也难怪,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位武侠小说的宗师已经在媒体上死过很多回了,每一次消息听起来都言之凿凿,但最终又都像风过水面,在惊起几圈涟漪之后归于无形。金庸的死而复生如此频繁,以至于让人开始相信,他或许真的学会了自己笔下《九阳真经》里的绝世内功,游戏于生死之间。即使是他这一次的“确定死亡”,很可能或许也不过是他避世凡尘的一种方法。毕竟,在他的小说里,死亡是绝世武功不可或缺的必经试炼,每一次死亡都意味着一次对自身的超越。

对度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的金庸读者来说,这个解释也许更容易接受。毕竟,当年,正是他笔下侠骨柔肠的武林世界,陪伴自己在兴奋与紧张中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失眠的夜晚——金庸的小说绝对不是上好的睡前读物,就像一位金庸迷所说的:“只要一打开,就睡意全无”。书里是策马加鞭的侠客,书外是双眼熬红的读者,还有什么是比这更般配的组合吗?

拥被不眠读金庸,相信是每一位金庸迷都曾有过的经历。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寒秋长夜,窝在被窝里失眠回想那段阅读金庸的时光,或许正是献给这位魂返太虚的武侠宗师的一瓣心香。如果你也一夜未眠,不妨在天际泛白的这一刻,回想一下儿在那个初遇的时刻,究竟是哪段情节猝然射中了你的心房。

金庸我们绕不过的武侠梦(多谢你金庸给了我们一个永不幻灭的武侠梦)(3)

2004年,金庸在香港。

浩浩愁,茫茫劫。

短歌终,明月缺。

郁郁佳城,中有碧血。

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

一缕香魂无断绝。

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书剑恩仇录》结尾的这首词不知赚得了多少少年的热泪。可惜,这首诗并非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所书,也不是献给那位不惧威势,刚烈可钦的香香公主。民国时代掌故学家邓之诚在《骨董琐记》“陶然亭香冢”中早有考证,它乃是出自同光年间一位鲜为人知的官员张盛藻之手,悼怀的人自然也不是金庸托名“香香公主”的香妃,而是一位更不知名的妓女茜云。

尽管史实如此大跌眼镜,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首词成为《书剑恩仇录》的点睛之笔,仿佛它本就应该是写给香香公主的,也应该出自那位柔情刚直的陈家洛之手。可怜书剑皆负我,唯有只语诉衷肠。套在温润君子枷锁下的陈家洛,可以说是大陆金庸迷心中的第一位金派风格的侠士。内地出版的第一部金庸著作,正是《书剑恩仇录》。

1984年11月,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率先出版。奇巧的是,它也是金庸写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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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剑恩仇录》

作者: 金庸 版本: 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 1984年10月

但在此之前,有没有哪位大陆读者已经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了呢?毕竟,从《书剑恩仇录》1955年问世以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香港已经热销了将近三十年。不能排除有人在《书剑恩仇录》之前就已经读过金庸的作品。根据一则至今尚未证实的轶事,邓小平是金庸的头号读者。1981年7月18日,金庸受邀首次访问内地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接见他时,第一句话便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后面的事情则顺理成章,受宠若惊的金庸在回到香港后,立刻将一套明河出版社版的《金庸小说全集》寄呈给邓小平。2004年9月号的《明报》刊登了这宗佳话,并且引用邓小平次女邓楠对金庸说的话:“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看几页。”

得到领导人首肯的金庸著作终于拿到了在大陆的通行证。尽管这份通行证的取得金庸本人未必知情。从1984年大陆出版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到1985年10月山东文艺出版社刊行了《笑傲江湖》,不到一年时间里,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在大陆全部出齐。他的《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和《书剑恩仇录》印数分别是89万册、70万册和69.8万册。到1992年,金庸作品的总印数已经高达478.8万册,这还仅仅是正规出版社标明的印数。至于那些昙花一现的地下出版社疯狂盗印的数量,恐怕更是以十倍百倍计算。就连他的中短篇小说《侠客行》和《越女剑》都在数份报刊上转载,他的《倚天屠龙记》甚至刊登在1985年的《老人天地》中,尽管只是节选,但也为这位武侠宗师俘获了大批张三丰级别的读者。在当时的电台广告中,金庸小说中的情节是推销各种健身补品和养生秘笈的绝佳宣传。1980年代席卷中国的“气功热”中不少光怪陆离的招式心法,也取材自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典型的就是《天龙八部》中所谓能修炼上乘内功的少林秘笈《易筋经》和《倚天屠龙记》中的《九阳真经》,其中的字句和解释已经成为了人们对所谓气功的经典解释,至今仍然让某些人沉迷其中,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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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版的金庸作品全集。

不过,金庸最大批的读者还是那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现代文学研究者钱理群曾经回忆过他是如何被自己的一群学生带进金庸小说的深坑的:

“那时我正给1981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天一个和我经常来往的学生跑来问我:‘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这位学生半开玩笑、半挑战性地对我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现代文学。’他并且告诉我,几乎全班同学(特别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金庸小说看,而且一致公认为,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

钱理群开始时怀疑“这或许只是年轻人的青春阅读兴趣,是夸大其辞的”。但当他在苦闷中拿起金庸的小说后,却发现自己再也放不下了。《倚天屠龙记》中那句“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让他“突然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他将这句话抄下来寄给他的一名研究生,但巧的是,这名年轻的研究生也想到了这句话,并且把它抄在墙上。

“一切忧虑和焦灼都得以缓解”,这是金庸作品给那一代人心灵带来的感受。诚如钱理群所感受到的,金庸的小说它握住了1980年代那种内在的忧虑和焦灼,并且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如果能够用一个词来形容1980年代,那就是“打破”。打破滞闷闭塞的牢笼,呼吸外来的新鲜空气。个人的灵魂已经被枷锁束缚捆绑了二十多年,如今终于能够挣脱出来。涌动的血脉急需一种思想的刺激,才能满足心灵对新鲜事物的贪婪渴求。而这恰恰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精髓所在。书中的侠客都是一群跳脱开束缚的人,他们敢于质疑既定的秩序和规则,凭借自己的力量步步升级,终于获得改变时代的能力。雄心与权欲,性情与贪婪,诱惑与超脱,这既是书中的武林世界,也是读者面对的现实世界。而金庸平易近人又不乏文采的辞句,比起那些自诩启蒙思想者的玄之又玄的高头讲章,更能吸引普通人的心灵。对一些读者来说,它就像是一根撬棒,撬开了个人对自由人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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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著名影星夏梦。

更能击中读者心灵的一点,是里面塑造的人物角色是如此丰富多彩,就像一道光谱,从最深沉的黑色到最明亮的白色,色彩之间的过渡又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混为一体。光与暗、正与邪之间的对立,也并不那么明晰。对长期禁锢在革命样板戏非善即恶、非好即坏、非红即黑的二元对立世界观里的人们来说,金庸武侠世界中的人物更亲切可人。就像一位读者所说的,萧峰杀死阿朱那一段情节,让他肝肠寸断、痛哭不已。“这世上就只一个阿朱,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就只一个阿朱”,诚然如此,但如此相亲挚爱,最后却因误杀而天人永隔,这种爱恨之间难以取舍的纠结与苦痛,是过去那种二元世界观既不能理解,也无法允许的。而认识到这种人性与世事的复杂与多变,也是一个时代的人成长的过程。在过去,唯有革命下的爱情是值得歌颂的,自我的牺牲是为了更宏大的事业,而金庸的作品却告诉读者们,牺牲也可以仅仅是因为爱情,甚至是偶然造成的悲剧。理想也同样如此,在过去,年轻人被告知树立崇高的理想是成功的唯一途径,而《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理想不可谓不崇高,但他最后还是永失所爱,孑身孤影,惟与夕阳荒草作伴——曾经被灌输的不容置疑的必然性就被这样轻而易举的打破了。即使这意味着一个火热时代的理想幻灭,但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属于个人的时代的开始。

金庸我们绕不过的武侠梦(多谢你金庸给了我们一个永不幻灭的武侠梦)(7)

2004年8月,金庸在香港家中。

尽管金庸的小说握住了那个时代真切的、甚至噙着苦痛和焦虑的灵魂。但它同样也赋予那一代读者以希望。由于金庸的武林世界丰富异常,以至于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都可以将自己想象成书中的某一个角色。就像《笑傲江湖》中剑术通神的风清扬。他的名字固然可以成为阿里集团CEO马云的专属花名,但同样,它也可以是学校里某位同桌的绰号,自然,也可以是想象中武侠世界里的自己。在少年的游戏世界里,你既可以扮演张无忌,也可以成为欧阳锋。高中的校园恋人大可以自以为是杨过和小龙女,郭靖与黄蓉,不必在乎自己的长相是否与书中相符——尽管出身、环境、社会等等造就了种种的不平等。但在金庸创造的武林世界里,每一位读者都可以在想象中获得平等的身份。那些高来高去的武功,神出鬼没的暗器,深谷密室中的秘笈,只要你打开书本,都可以获得。哪怕你只有一碗泡面,当你掰开叉子时,你的手里就是一把号令武林的屠龙刀。当你在被窝里手拿电筒,熬夜翻看金庸的小说时,你就可以想象自己身在那座活死人墓里,你手中的电筒就是直指苍穹的倚天剑。

你看这些白云,

聚了又散,散了又聚

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天亮了,梦还在。

多谢你,金庸,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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