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的大学排名(抗战中的十所大学)(1)

这张泛黄的老照片记录的,是1938年西南联大部分师生徒步迁徙的影像,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段慷慨悲歌的缩影。

抗日战争的纷飞战火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纷纷内迁。

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这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那些见证历史的珍贵记忆 是文学、是历史、更是永不磨灭的精神!

抗日时期的大学排名(抗战中的十所大学)(2)

抗战时期部分大学西迁路线示意图

抗战中的十所大学

浙江大学

西迁的另一重使命是文化的守护

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共有7部,3部清末已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竺可桢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

抗日时期的大学排名(抗战中的十所大学)(3)

浙大西迁路线图

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他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他想到浙大,专程找竺可桢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赶紧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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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澜阁《四库全书》入藏贵州地母洞

这次库书的迁移,几经波折,历尽艰难。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5个月的跋涉,终于将库书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后因日寇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库书存储于贵阳地母洞之后,先是每年一次曝晒后又改为春秋两次,全年无停歇之日。如此六年,国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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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西迁湄潭纪念碑

中央大学

人不当亡国奴,动物也不当亡国奴

“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重庆沙坪坝,而后扩展到四个校区。在时任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成为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

在敌军飞机的持续轰炸和炮火的不断蔓延中,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携带着大量仪器、书籍,甚至还有飞机和教学用的解剖尸体、家禽等物长途跋涉,却未有一丝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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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学动物西迁路线图

在学校师生西迁入重庆新址后,第二年深秋,重庆沙坪坝码头一队风尘仆仆的牲畜从远处走来。这些农学院的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脚步悠闲,美国鸡、北京鸭啼声嘹亮,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在经历了一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奇迹般地来到重庆,校长罗家伦目睹这一场景不禁热泪长流,竟像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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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入川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奶牛

与动物大军会师的场面被罗家伦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记录下来: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时,数千师生全部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列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欢迎他们,欢迎这些千辛万苦的老师傅,也欢迎那些千辛万苦“回来”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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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学在重庆修建的七七抗战礼堂

南京大学党委原书记洪银兴评价:“看起来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而在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得体,抗战八年中除批准淘汰的牛外,从未病死过一头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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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学森林系师生在重庆歌乐山考察

武汉大学

将士效命疆场,教授尽瘁讲坛

有大师,有苦读,方有大学。

1938年到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小城有大师,才有大学。乐山八年,武汉大学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也由此涵育出淳朴、严谨的学风,并在大学最重要的组成肌理——“教与学”上生发出不少趣闻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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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西迁乐山路线图

当时的武大,教师不问出身、派别等一律兼容并包,自由讲学。学者们强调“学术至上”,提倡“研究事实”,追求“不拘一格”。经济系刘秉麟教授指出“唯学术是永久的事业”;历史系吴其昌教授坚持“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的执着信念,疾病缠身之际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最终累死乐山;外文系钱歌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中华书局校阅多达一千三百余页的《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

治学严谨,教学更是如此。武大重基础、重学科交叉培养、重实践教学、重外语教学、重教学硬件建设。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乐山茶馆几乎被武大学生占有;大渡河旁的李码头,上游的木头被河水冲到岸边,女生便坐在这些木头上自习。有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晚上就在食堂改造成的自修室学习,或在灯光昏暗的宿舍内自备煤油灯学习。几百人的宿舍,“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有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但全班学生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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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校门

严苛铸就了老武大的辉煌。短短八年间,武大培养出了“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等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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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女生在乐山校区宿舍

厦门大学

东南最优之学府

能藏书,亦可安放求学之心。

1937年12月至1945年7月,国立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的长汀。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等人马悉数到齐,校长萨本栋逐一清点:学生239名,教职员工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全部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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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本栋校长与厦门大学师生在长汀新校区

因为搬迁及时,厦大图书仪器等损失相对较轻,这为学生学习留下了难得的学习资料。当时该校图书馆现藏中日文书44050册,西文书15962册,中文杂志5375册,西文杂志16222册,合计81609册。馆内经常订购中文报纸26种,西文报纸3种,中文杂志144种,西文杂志12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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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厦门大学在长汀庆祝建校17周年

1942年10月9日,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路过厦大,在老友施蛰存的带领下参观图书馆,浦江青在日记中写下:“西文书,凡语言、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尤其让他惊讶的是:“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在抗战的烽火中,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丰富,种类之多样,令人惊叹。厦大在长汀八年,规模日大,声誉日隆。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到1044人。在空袭威胁下,“弦歌不辍”,被誉为“东南最优之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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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西迁长汀的图书馆

中山大学

行走中赓续文化命脉

在流离中守护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群众中赓续文明火种。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中山大学校方被迫迁校:一迁云南澂江、二迁粤北坪石,三迁仁化、梅县、连县等地,一走,就是离乡背井整整七年。在这漫漫征途上,中大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明开化的风气,人民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改造了青年学生的趣味。两者相辅相成,真正走出了扎根中国办学的大学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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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工学院建筑系迁云南澄江时期师生集体合影

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刊载了余一心所写的《抗战以来的中山大学》。文中细述:同学们最初很不喜欢澂江,因“苍蝇多,屎粪多,沙尘多,澂江人日上三竿不开店门,他们不洗脸,不洗澡,他们小气,他们顽固……”可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广东的青年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全貌,省籍的隔阂慢慢消除,那种过分夸大的广东精神,也受矫正……此后,流离中的中大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中国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它不仅存留着不灭的火种,更借助从人民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让文明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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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在韶关坪石办学旧址

西南联大

刚毅坚卓的校训,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连天炮火,中国大学最贫穷也是最富有的时光。

1937年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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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简陋的教室

它是当时办学水平最高的大学,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当时在昆明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主张“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自由”和“严格”成为若干年后追忆联大课堂时最常被提及的鲜明性格。

从课程设计开始,联大有意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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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合影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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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军炸毁的西南联大宿舍

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联大对教授的要求也是极严的,无论多有名的教授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但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同时,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比如理学院,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名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良好的学风,联大孕育了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恰如彼时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所言,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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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纪念碑

西北联大

师生入编行军过秦岭

过渭河,越秦岭,徒步千里,长达一月,至今依然是破天荒的壮举。

193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穿越秦岭的现代公路,从西安到汉中的西汉公路正式开通。工程师张佐周承担起从留坝到汉中80公里的测绘与施工。张佐周毕业于西北联大的组成学校之一天津北洋工学院。谁也没想到,他呕心沥血修筑的公路,却为两年后母校内迁汉中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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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师生在西迁途中

1937年3月,陕西门户潼关告急,刚刚落脚的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前身)不得不内迁汉中。据资料统计,1937年底,西安临时大学共有学生1472人,教职工316人。当时,为保证全校千余名师生的安全,校方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行军办法,将全校师生编成一个大队,其中含有三个中队,若干区队、分队,行军时以中队为单位,这样算下来,每个中队近600人。

从出发第三天开始,行军最艰辛的时刻到来,队伍开始翻越秦岭。秦岭高峻,人员攀爬已十分困难,雇佣的大车上行更加艰难。3月19日,大队伍到达目的地后,运输炊具的大车还未到达。原来,装满东西的大车,根本爬不上坡陡的山岭。最后只好雇佣三头黄牛,一步一顿,最后到达目的地东河桥时,已是凌晨3时。

4月4日,队伍到达褒城之北石门。刘德润曾记载:“至此群山敛迹,汉中盆地在望,余心中余日来犹如石悬,今一日欣然若有所获,不禁感谢苍天者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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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在陕西城固时期的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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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旧址

抗日军政大学

为抗战而生

在国难时挺身而出,在艰苦中坚持抗战,为国家培养十多万军政干部。

抗战期间,抗大先后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华北、陕甘宁、华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处都飘扬着抗大的旗帜,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十余万名军政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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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校门

这所“专为抗战而生”的大学,从一开始就面临极为艰苦的办学环境。特别是挺进敌后办学后,住房、吃饭、穿衣等都成了问题。全校师生搬石垒墙、清除杂物、修整棚圈,把原来的闲房旧屋、马棚、牛羊圈修整一新,作为住处。同时,他们不但要耗费三四天时间去一二百里外的地方背粮,还要到日军仓库把老乡的粮食夺回来。为了节省衣服,男学员在夏天操练时都不穿上衣。

抗大师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更是无时无刻不在与日军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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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学员

陕北公学

到抗战前线去

“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和困难的地方去!”

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8月,陕北公学在近4年的时间里,共培训了约1.1万多名学员。有的分到各敌后根据地,有的分到国统区或敌占区,也有一部分留在边区工作。尤其是在十一队以后的毕业生,有80%以上前往前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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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公学开学典礼

那时候,学员常常六七人共睡一个土炕,挤得翻身都十分困难。因为学校没有教室,上课常常都在露天。雨天里,师生卷起裤脚学习,冬天便头顶雪花。大家的背包白天当凳子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用来盖在身子上。学员入校,往往第一课就是挖窑洞,首先解决栖身之所。学习用品,每学期每人发一支铅笔和几张油光纸,写了正面写反面。主食则是小米、土豆,咸菜是主菜。为了克服物质困难,学员们自己动手种菜、打扫卫生,发动社会进行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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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公学师生上课中

河南大学

书生亦血性

与敌抗争,毫无所惧,这是知识分子的果敢和坚毅……

1944年5月初日寇占据嵩县,河南大学师生决定撤出所在地潭头。5月12日清晨,先行撤出潭头的河大师生携带少量干粮和简单行装,涉过伊水,沿着陡峭的山路南行。12日傍晚到达大青沟。当晚大雨滂沱,三日不止,千余师生困厄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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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河南大学嵩县办学碑记

15日9时许,日寇数百人分两路侵入潭头镇境,这时,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师生在危急之中不知避向何处。一些教师家属和数十名学生向北山转移,而日寇一路骑兵正从北山迂回袭来,师生中有6人饮弹身亡,20余人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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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潭头办学旧址

16日,潭头被日寇的铁蹄所蹂躏,河大校园变成了日寇的兵营。化学系学生刘祖望和医学院学生李先识、李先觉两姐妹不甘受辱,均投井身亡。助教商绍汤、吴鹏和法律系学生朱绍先、辛万灵奋勇与敌搏斗,壮烈牺牲。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位女生痛斥日寇暴行,日寇用铁丝把他俩串在一起,刺杀后投进秋林村西的一口两丈多深的井里。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博士被俘,夫人吴芝惠惨死在日寇刺刀下,侄儿张宏仲被刺伤颈部,张静吾乘敌不备跳入深沟才得侥幸脱身。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段再丕教授与该院20余名师生被日寇罚做苦役,稍有怠慢,便遭毒打。王直青不堪忍受日寇暴行,跳下山崖,身负重伤,幸亏附近乡亲营救,一个月后才转赴荆紫关。

抗日时期的大学排名(抗战中的十所大学)(31)

河南大学潭头办学纪念馆

THE END

来源:群学书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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