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黄巾起义失败后,北方的太平道衰落,而张鲁领导的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据巴蜀、汉中一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魏晋时期中原丧乱,太平道和天师道随流民传入江南,势力渐强。尤其是天师道,到东晋时期已不再限于民间传播,很多高门望族(如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都开始信奉天师道。
此后天师道分裂为多个派别,但都注重养生之术,信奉神仙思想,经东晋葛洪、南朝陶弘景等的理论总结和发挥,道教的神仙体系和养生修炼理论逐渐完善。北方的十六国北朝时期,道教与佛教的矛盾一直存在,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以封建理法制度为准则对天师道进行了改革,一度成为北魏的官方宗教。但由于北朝历代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推崇,北方道教并未得到持久的兴盛,北魏灭亡后,天师道在北方也衰落了。
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多和对道教理解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与早期道教有关的遗存得到甄别和确认,大致包括镇墓文、石刻文字、造像、道教法器等几类。与道教有关的镇墓文主要流行于东汉中晚期至南北朝时期,如东汉中原地区和魏晋河西地区的镇墓瓶,或南朝墓葬中的青石上常见的解注类文字;石刻文字主要是墓碑、墓志、摩崖、造像记、题铭等含有道教内容的文字资料;道教造像主要是题记中被称作"皇老君"、"天尊"、"老君"的老子形象,这类形象往往在佛教造像较为发达的地区和时代较多见,表明道教造像的出现与佛教关系密切;道教法器主要是法印、符箓、镜、剑、尺等道教仪式中的用具。
镇墓文是一类较为多见的与早期道教有关的考古材料,因曾出土了自名"解注瓶"的遗物,故镇墓文也称"解注文",即攘除注病之意。
汉代人认为注病是种在生者与死者之间传播的疫病,"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释名·释疫病》),出于对疫病的恐惧,人死之后,需进行"解注"以阻断疫病的传播。由于当时医学对疫病的认识有限,故"解注"应主要以巫、医、道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在早期道教文献中常有关于解注方式的记载,如以假人进行的解注,"用银薄人随家口多少,一人一形,无银用锡,钱九十九文,奏章投水中。纸一百张,笔一管,墨一丸,书刀ー口,米五斗,香二两,镇缯十二尺"。考古发现中常见的铅(锡)人、笔墨纸张等或许与这种解注仪式有关。在汉晋墓葬中常发现云母片、铅人等物,云母与铅是道家炼丹药的常用之物,山东东阿的曹魏陈思王曹植墓木棺部位发现了大量剪成星星形状的云母片,前述六朝买地券大多以铅板做成,河西魏晋墓葬中的解注瓶内常发现剪成人形的铅片,解注文里也常有铅人的内容,如"斗瓶五谷铅人"、"以自代铅人"、"谨以铅人、金玉为死人解适、为生人除罪过"。
考古发现的镇墓文内容一般包括:"一是纪年月日。二是天帝使者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为死者解适,为生人除殃。三是说死生异路,死人魂归泰山,接受冥间官吏的管束。四是说利生人或后世子孙之类的吉利话。"镇墓文中常见的"天帝使者"、"天帝神师"等与道教关系密切,可能指天帝派往人间的修道之人,也是解注仪式的主持者。早期各派道教的创始人都源于这些"神师"或"使者"。
如：《后汉书・皇甫嵩传》云:"初,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云:"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注,教病人叩头思过百姓信向之。"
道教法器中最重要的遗物是印章,大部分属东汉至魏晋时期,包括天神印、道士自用印、道士作法印等。天神印的印文一般是"黄神之印"、"天帝之印"、"高皇上帝之印"、"黄神越章"等;道士自用印主要是"天帝神师"、"天帝使者"、"黄神使者印章"等,此类称呼也常见于镇墓文;道士作法印主要有"天帝杀鬼之印等。印本是现实社会中权力、身份的标志,用于巫道仪式也许是为了强化其权威性和有效性。
有关道教的造像不如佛教那么丰富,主要原因在于道教向来主张"道无形象",强调老子之"道"大化无形,"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象也",因此早期道教并没有如佛教那样完备的造像体系和传统,公认的道教尊像(如老子、原始天尊)是南北朝时期在佛教造像的刺激下出现;其次是道教往往与民间信仰和神话传说结合在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涵义和表现,很难有一个自成体系的造像传统。
巫鸿先生试图从地域考古的角度重构汉末五斗米道的美术传统,对发现于四川和陕南地区的画像崖墓、画像石棺、摇钱树、铜镜等考古材料上的道教图像进行了甄别,认为崖墓和石棺上的正面端坐神像可能代表了五斗米道的神袛,而些特殊图案(如墓门上的"胜"和龙虎形象)和特殊器物(如铜印、题记、神仙镜段神仙镜"上的华盖图像表现早期道教等)可能标志着死者为五斗米道信徒对老子的非偶像崇拜,而"建木"形象反映了五斗米道对传统神话的改造等。
较为明确的道教造像出现于南北朝初期,或许与当时一些道教徒对天师道的改革及对统治者的逢迎有关。
《隋书・经籍志》详述了南朝陶弘景、北魏寇谦之迎合上意,弘扬道法的故事及道教的变迁情况,各代都城皆有大规模的道教坛宇及造像。
寇谦之于始光元年(424年)入平城献道书于太武帝,随后"道业大行"于平城,出现了天尊等道教造像。稍晚在南方地区也出现了道教造像,南方道教的盛行与道士陆修静的推动关系密切。陆修静于刘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自庐山赴建康,"大敞法门,深弘典奥,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也"。
明帝时在建康设立了专门的道堂一一崇虚馆,"泰始七年(471年)四月戌申夜,京邑崇虚馆堂前有黄气,状如宝盖,高十许丈,渐有五色,道士陆修静以闻"。
建康崇虚馆里可能已供奉着道教造像,《广弘明集》叙述了陆修静等道士仿佛教制立道像的情况,"考梁陈齐魏之前,唯以瓠庐盛经,本无天尊形像。《陶隐居内传》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王淳《三教论》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宋陆修静亦为此形"。
考古发现的道教造像实物确实始于南北朝早期,而且带有明显的仿佛像迹象。南方地区发现的道像以成都西安路窖藏最早,共发现9尊石造像,其一是道像,另外8尊为佛像。道教造像为红砂岩圆雕,高60厘米,主像坐于长方形台座上,头戴莲花冠,后有背光,身着褒衣博带式袍服,前有兽足凭几,手持塵尾,台座前有博山炉,左右立有侍者和供养人。此像除背光外,其他特征皆与同出的佛像不同,应是一尊南朝的道教造像。
北朝范围内的纪年道教造像较多,其中藏于陕西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的一批造像碑十分引人注目,年代上起北魏,下迄隋代。最早的是太和二十年(496年)姚伯多造像碑,其次是景明元年(500年)杨向绍造像碑、景明元年杨楞黑造像碑、延昌三年(514年)张乱国造像碑、神龟三年(520年)锜石珍造像碑、正光二年(521年)锜麻仁造像碑等,另有一些纪年缺失的造像碑。
这批造像碑的主龛基本以一天尊、二胁侍为造像组合。姚伯多碑高138厘米、宽72厘米、厚31厘米,两面凿龛造像,正中龛像为主尊"皇老君文",头戴道冠,结跏趺坐,左右各一胁侍;碑阴上下二龛各凿一像,类似主尊,左右两侧凿供养人像,为姚氏兄弟妻辈像。碑的四面满布发愿文,共1000余字,详叙了北地郡姚氏家族与道教的深厚渊源及道教在当地的发展现状。
在耀县博物馆收藏的另一通佛道混合碑一一魏文朗碑一一年代比姚伯多碑更早,纪年于始光元年，高124厘米,正反两面刻大型龛像,两側为小型意像,四面下方为发愿文和供养人像。碑阳龛中所凿两尊主像,尺寸、手印和姿势相同,仅衣装不同,右侧身着僧衹支和袈裟,有肉髻者当为释迦像,左侧着褒衣博带式服装,有胡须,手持塵尾类物,可能是老君像。碑阴发愿文表明魏文朗家族既有佛教徒,也有道教徒,反映了当时佛道融合的社会背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