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画像
1645年是郑成功人生转折年，这一年，南明福王隆武帝被杀，父亲降清被囚，郑家风雨飘摇，母亲逃离不及自杀身亡，曾经满嘴忠孝仁义的大儒师钱谦益也早已降清。身为儒生，从未掌兵的郑成功令军民挂孝北祭隆武帝，择日慷慨悲歌起师反清，把自己所穿的儒生衣服送到文庙烧毁，四拜天地先师，向天地诉说，“昔为孺子，今作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谨谢儒服，唯先师鉴之。”从此不再为儒生，号称“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率属下九十余人，乘坐两艘大舰前往广东南澳招兵，年二十三。福王死，郑成功尊广东肇庆的永明王，改元永历。与此同时，跟随郑芝龙降清的施琅等部被分散到了清军平广东的队伍中，深受压抑，1648年，施琅（施琅从军得益于他的族叔曾任郑芝龙帅府将中军施福的提拔）带着弟弟施显，以及约五百人的队伍回到了郑成功身边，成为其得力的左先锋。
施琅剧照
从1648到1651年中，施琅作为郑成功的左臂右膀，为郑家军的重新聚集和强大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在如何反清，如何发展和保存实力的战略和战术等问题上，郑家军内部意见不一。郑家军将领皆认为，郑军继续拥护南明。但现实是，南明军队面对清军的进攻节节败退，不仅无力支援郑军，还需郑家军救援，甚至要求郑军舍海就陆，深入广东、广西、云南作战，这不是郑军的特长。另一个现实是，郑军也无力单独面对清军。于是，众将皆认为，可以向外借兵，向日本求救兵，然而，郑成功派张光启出使日本，收到的回复是不允，但为表示情谊，日本幕府赠送了鹿铳、盔甲，倭刀等物资。现在的问题是，南明桂王永历要求郑军救援广西，该怎么办？郑成功的主张是，既然我们始终是支持明，就要接受号令，为大局而登陆作战，这是郑家军的使命。另一方面，施琅等部分将领认为，郑家军队优势在海上，不在陆上，所以不宜舍海就陆，要固守厦门等海岛，保存和发展实力才是根本。在如何保存和发展实力的策略上，如部队缺粮要不要劫掠广东百姓，郑成功是主张为了大局和部队稳定需要劫掠，施琅提出发对。
郑成功好大喜功
面对反对意见，郑成功皆一一否决，而后来的事实无一不证明了施琅的意见是对的。然而，这种正确的意见并没有让郑成功更重视施琅，反而因战略战术的不同意见，逐渐变成了双方的隔阂。在郑成功率部登陆作战时，特意把施琅留在了后方，以副将苏茂统兵，剥夺了施琅统兵的权力。结果就在郑成功率部前往广东南海作战时，清军乘着郑军后防空虚进攻厦门。郑军留守部队懦弱无法抵抗，幸得施琅临时组织一部分郑家军坚持战斗，最终在援兵到来之后守住了厦门，保住了郑军的根据地。施琅满以为这次，郑成功会让他官复原职，结果被郑成功驳回。施琅非常郁闷，甚至说要出家为僧。郑成功不为所动，但授予他前锋将军，不过，部队需要自己招募。
施琅和郑成功从相互信任的兄弟到互相猜忌，因1652年“曾德事件”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由此两人的关系和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曾德是施琅手下的标兵（又说是亲军），因为违背军法（具体已经不知）害怕受到施琅惩处，自认为与郑家关系不错，逃到郑成功处寻求庇护。结果，郑成功似乎没有经过具体的询问，就把曾德当做自己的亲军随从。施琅更加生气，认为郑成功是非不分，趁着郑成功不在，带领士兵直入帅府抓了曾德，准备重申军法处斩。郑成功得到消息后怒不可遏，派人下令施琅刀下留人。施琅不听，斩杀了曾德。郑成功以此认为施琅居功自傲，目无军令，下令拘禁施琅及其家人。施琅的弟弟施显统兵在外，听说后立刻赶回希望向郑成功说情，也被抓。施琅听说郑成功准备严厉处置他的内部消息后，向囚禁他的士兵谎称藩王（郑成功）赦免他，条件是交两千金，现手头只有一千多，还需借贷。于是，士兵带着他去借贷，结果施琅半途逃脱，躲在一个巨石后连续五天。后实在受不了，施琅就趁机躲进之前心腹部将苏茂家中。苏茂为人仗义，不忍出卖老长官，派遣几个核心手下带着船把施琅送到海上北渡，前往大陆，其族叔武毅伯施福闻信也潜往大陆。郑成功由此勃然大怒，下令杀苏茂、施琅的父亲和弟弟，而后也认为这是无意中惹一恩怨，成一祸胎。从此，施琅与郑成功的情谊再也无法挽回，施琅投降清军，誓报家仇大恨，最终成为郑家的掘墓人。
施琅降清
施琅降清，初期并不受重用，加之清军也不重视海军的建设，施琅可谓郁郁不得志。1656年，施琅因功授同安副将，1659年授同安总兵，直至1662年才授福建水师提督。而与此同时，在与清军海战中，郑家军皆获得胜利，清军不得不再行招抚之策，如1653年，1654年两度敕封郑成功“海澄公”，承诺给予泉州、兴化、漳州、潮州等府作为其兵马驻地。郑成功称“清朝没有诚意”，并谓“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两次拒绝清朝提出的条件，坚持抗清。1657到1659年， 郑成功先后帅军进行了三次北伐，最成功的一次是1659年一度占领南京，然而因为台风，以及战略和战术的失误，如没有占领崇明岛作为海上基地，最终都在清军强大的陆路攻击下最终失败。三次北伐，郑家军可谓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加之陆地大的据点相继失去，兵员军粮补给都成了问题。与此同时，清顺治帝在降将黄梧的建议下，1655年为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的海禁。1661年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在此背景下，把台湾建成郑家反清复明的根据地，逐渐进入了郑成功视野中。
收复台湾战略
台湾，自颜思齐、郑芝龙以来，一直以魍港（今台湾省中部嘉义县）为海盗兼商业基地，随着郑家的降明，郑氏的重心转移到了福建安平和厦门一带，台湾不在由郑家集团直接控制。而此时台湾的现状是，荷兰人驱逐了在台湾北部基隆的葡萄牙人，又控制了台湾南部，并建立了赤坎城和台湾城（又名热兰遮城，以荷兰泽兰省 zeeland命名），控制了整个台湾岛。而随着反清事业的不断发展，郑成功以保护中国海商的利益为己任，也开始向台湾岛征税，希望增加收入。但由于郑家在台湾已经没有实际的控制，这种税收就很难实现。另一方面，荷兰殖民者强烈反对，并以武力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1654年，郑成功以中国海商在菲律宾马尼拉受迫害为由，颁布公告禁止与荷兰人的贸易。1656年，为报复荷兰殖民者对郑家贸易的破坏，下令封锁荷兰人的贸易,并派出官员到台湾进行贸易管理。荷兰人非常愤怒，认为郑成功触犯了尊贵的荷兰公司的权威，台湾是荷兰人实际管理的地方。郑成功则认为该岛一向是中国的，当中国不需要时，它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住；现在中国人需要它，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然应该把它物归原主。随着贸易禁令的生效，荷兰殖民者开始寻求与郑成功的谈判。
何斌剧照，功臣或者间谍
何斌，一个在台湾会荷兰语的中国贸易商，也是荷兰在台湾向中国人收税的最大的税收承包商，这样一个略显复杂的人物随即成为郑成功与荷兰殖民者沟通的重要使者。何斌在郑成功与荷兰殖民者间往往做出两面角色：一方面，荷兰殖民者对何斌是既依靠他，又怀疑他的态度，希望何斌与郑家沟通，解除贸易禁令；另一方面，郑成功要求荷兰向他称臣纳贡，定期输送税收银两，并派官员到台湾向所有人征税，包括荷兰人。最终，何斌带回郑家解除贸易禁令的条件是善待在台湾的中国船只，并要求写信给马尼拉政府不要破坏郑家的在东南亚的贸易船只。荷兰人一看条件如此简单，因此愉快的同意了。然而，何斌却隐瞒了郑成功的真正条件：荷兰向郑成功纳贡通商，进献国外珍奇宝，“年输饷五千两，箭柸十万枝，硫磺千担。这些解除贸易禁令的条件，荷兰人是毫无所知，而这些条件是何斌在做荷兰税收承包商中通过各种方法私下来实现。”。这种欺上瞒下的做法，无法持久，到1659年，何斌债台高筑，欠荷兰东印度公司17122.5 里尔，欠台湾的私人债务五万里尔之多，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债务。不巧的事，何斌的生意的接连出现了问题，加之在台湾的包税权又被荷兰人被剥夺。为此，何斌不得不依靠郑成功，以国姓爷的名义在台湾悄悄收税。1659年4月，何斌被告发，荷兰人逮捕了何斌，荷兰人评议会取消他所有的职务，并进行300里尔的罚款，这就是“何斌事件”。随后，何斌偷跑厦门，向郑成功献台湾形势图，盛赞“台湾沃野千里，实霸王之区。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使人耕种，可以足其食”建议郑成功趁机收复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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