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骨文发现之前，我国年代最久远的文字就是金文了。
金文，又称“钟鼎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
既然已经可以铸造青铜器，就说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了一定高度，即金文决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
在青铜尚未出现之前，中国的文字应该刻在哪儿呢？
晚清翰林院编修王懿荣于1899年患上了伤寒，太医给他开的处方中有一味药叫“龙骨”。
在从药铺抓来“龙骨”上，王懿荣目光锐利，发现了上面刻着，与铜器铭文相似的刀痕，从而断定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古老文字！
因此，中国考古学家都觉得，有朝一日，一定会找到堪与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年代媲美的中国文字！
毕竟，中华文明五千年，商代往前有夏代，夏代往前还有“三皇五帝”时期，这些先民一定有自己的文字！
1987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了数千件陶、石、骨、甲等质料遗物。
经碳14测定，这里的文化层异常单纯，属于距今8000年且保存完好的原始社会聚落遗址。
让人惊奇的是，甲骨上竟然载有契刻符号！
新发现的甲骨契刻符号，多载于随葬的带孔龟甲甲板上。这类带孔甲板，是与远古时期人类占卜相联的佩在身上的饰物。从部分契刻符号的形体来看，个别与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字形近似，从这种现象看来，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应与此一脉相承。它为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至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字的形成过程远比人们想象中要缓慢得多，其源头甚至可追溯到八千年前！
也就是说，贾湖新石器遗址发现的龟壳上的契刻痕迹，乃是最终演变成汉字体系已知的最早前身。
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曾对贾湖契刻进行了深入探讨考证，提出“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健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北京大学历史系古文字学家葛英会也认为“这些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有的学者认为“贾湖契刻的发现，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不久，有考古学家宣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发现了中国西北大麦地岩画中的图画文字，声称这是一种更为年代久远的原始文字。
几乎也在同时，安徽蚌埠有学者称蚌埠双墩遗址中，发现蚌埠双墩刻画符号……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原始文字，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表意符号，介于符号和文字之间，使用范围也比较狭窄，距离像甲骨文那样成熟、系统的文字还差得很远。他们指出，甲骨文之所以迄今仍被定为最早的文字，主要基于其字音、字义与现代汉字一脉相承，有音可读、有形可释、有意可解，可以成文，也可以通篇解读。而上述“文字”显然并不具备这些特征，只能称为“刻画记事符号”。
“刻画记事”与“结绳记事”，不就一步之遥吗？
我们能说那些数目不等、大小不一的绳结，就是一个个文字吗？
由此可见，寻找中国更久远的文字，除了激情和热血，还需要理智和冷静。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里，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
历史上也有山东寿光仓颉创造文字的记载。
随着现代考古工作的进展，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文明历史的源头应该在黄河的入海口南侧。
人文始祖、东夷领袖太昊、黄帝、蚩尤和尧舜的故乡就在山东。
即山东就是东夷文化的中心。
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文字的主要源头会不会在山东呢？
考古人员在山东省莒县大汶口文化遗址——陵阳河遗址发现有一组图像，上为圆圆的太阳，下是五个山峰相连的山脉，中间似一簇火焰。
有学者考证：这些陶文刻画在表面极显著的位置，形体接近商代的青铜器铭文，可能与后来的甲骨文有一定联系。
但这种推测的结果和上面提到的贾湖刻符、中国西北大麦地岩画、蚌埠双墩刻画符号的命运是一样的，并不能解决中国更早文字的源头。
可喜的是，从本世纪初的几年时间里，山东省内已出土了数百块兽甲骨，刻着近千个图文符号，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将这些兽甲骨集中起来，悉心研究，已找出了这些图文符号的结构和布局的规律，认为有些偏旁多次出现。
2005年，刘凤君认为，这些兽甲骨的图文符号已经具备了“六书”的特征，即遵循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主要造字方法，属龙山文化时期产生和流行的文字，遂将之定名为“骨刻文”。
刘凤君说，这些“骨刻文”是距今3600～4600年前的中国早期文字，比安阳甲骨文还要早1000年。
刘凤君还进一步考证，甲骨文有可能是“骨刻文”发展到晚期后出现的成熟文字，归商王室祭祀专用，但同时，传统的骨刻文仍在民间继续流传使用，有些地区可能一直流传使用到两周或更晚期。1981年莱阳前河前村西周墓出土陶上的骨刻文类型字可资为证。
如果刘凤君这一猜想被证实，文字史上1300年的空白就能够被填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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