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读者私信，询问清代的左都御史与各部尚书哪一个权力更大、地位更高？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一个是监察部门，一个是行政部门，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着手。
都察院是明代才有的，此前叫御史台。清代的都察院一把手叫左都御史，自雍正后与六部尚书始定从一品。按清制，左都御史缺出，例由侍郎、内阁学士、左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中拣授。
理论上来说，左都御史在铨选的过程中，与六部尚书是一样的，并没有轻重首次之分。说明一下，都察院还设有右都御史一衔，也是从一品，但此职京城中不设，只是各省总督的兼衔，此外右副都御史为各省巡抚、河道总督、漕运总督之兼衔。
明代时，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的权力是很大的，虽然不及吏、户、礼三部，但至少与兵、刑、工三部并列，为大九卿之一。其职责主要是监督百官。
既然谈到了都察院，就不得不提六科给事中，这是一个十分牛叉的单位，别看级别仅有七品，但却让明代皇帝十分头痛。因为他们手里握有一个“封驳权”，可以把皇帝的圣旨给怼回去。
六科给事中是一个单独的衙门，不隶属都察院。分工也是都察院监督百官，给事中监督皇帝，这就是所谓的“台谏”。
明代的六科给事中十分给力，经常给皇帝使绊子，都察院也不甘落后，弹劾朝廷重臣不遗余力。所以明代的御史、言官腰杆都很硬，前赴后继杀完一批又一批，始终不向权贵低头。
清代的情况就不同了，自从雍正皇帝把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后（即所谓的“台谏合一”），从法律层面剥夺了六科给事中的封驳权，使得皇权高度集中，不受任何的约束。
给事中受到打击以后，那么都察院的嗓门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别说是监督皇帝，就是监督百官这个本职工作，做起来也是三心二意，专捡软柿子捏，轻易不敢向朝廷重臣发难。
拿几个例子说明，比如明珠被弹劾时，若不是康熙帝在背后导演，谁敢出面挑战明珠；乾隆时期，和珅擅权，都察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少有御史出面说话；再如道光时期的穆彰阿，整个都察院，几乎就是他自己的家，他让弹劾谁就弹劾谁。
左都御史的位置很尴尬都察院的本职是监督百官，干得也是得罪人的事。清代官场又十分盛行各种潜规则，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御史们根本不会出手。
作为一把手的左都御史，平常里的工作很清闲，就是三法司会审，也是刑部讲了算。至于其他部门又不敢与他走得太近，生怕担上扰乱朝廷纲纪的罪名。
而六部就不同，那是实打实的行政部门，国家的政务全都汇集到了六部。对于全国的文武官员来讲，只要不去触碰法律这条底线，根本犯不着与都察院打交道，至于和左都御史也不存在工作上的交集。
但不管是哪个衙门，都与六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升降调转要看吏部的眼色；钱粮开销要到户部求爷爷告奶奶；军械器材要找兵部；摊上司法刑名绕不开刑部；大搞功臣建设要求工部。就是清水衙门礼部，只要涉及到国家庆典及科举事务，也少不了要打交道。
因此从事权方面来讲，六部比都察院要高很多，别看尚书与左都御史的品级是一样的，但权力、收入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别的不说，就是地方大员孝敬京官时，也是先可着六部，如果不是怕都察院找茬给小鞋穿，恐怕连礼都难得送。
皇帝在任命左都御史时比较挑剔，学问、品行、敢言三者缺一不可。然而清代官场上，但凡具备这三个要求的，偏偏又是同僚们认为最不好相处的。本来为官者学问好，品行佳，敢讲真话是优点，但这也意味着，这样的人不够圆滑，往往不受官场潜规则的约束，容易得罪人。
以乾隆朝为例，担任左都御史的有刘统勋、刘墉、纪晓岚、王杰等，客观地说他们都是好官，可不受同僚待见也是事实。
相反在尚书选任时，皇帝最看重的却是才干、圆滑两项，这倒不是说品行、学问不重要，只是要排次要。这是因为，六部涉及的都是具体的政务，光有学问和品行肯定不够，一定要干练，否则就不能胜任本职工作。
说白了，左都御史是动嘴的，而尚书是动手的，性质不一样。在皇帝看来，监督百官都察院可以干，但其他机构也有监督权。事实上，清代的军机处、内阁都有这样的职能，而且又有密折制这一行之有效的手段，即便没有都察院，照样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从仕途前程来看，同为从一品的左都御史往往也不如六部尚书。按例，尚书如果晋升，一般提升为协办大学士或是大学士，又或是以本职入值军机处。
从清代的整体情况来看，左都御史直接提升大学士的情况不多见，而是以吏部、户部、礼部居多，至于左都御史入值军机处的就更少了。
更多情况则是，左都御史晋升往往会调任某部尚书，只有具备尚书任职经历，才有机会入阁拜相。这是因为不管是军机处还是内阁，他们必须是行政型的人才，不能是单纯的学官。
说到这里，就有了一个大致的结论：清代的左都御史不管是事权还是地位，都不及六部尚书，无非就是听起来高大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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