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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进入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年），里程碑事件“焚书”就是在这一年开始的。
自从并吞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8年过去了，天下一直都是忙忙碌碌的样子，简直比七雄混战的年景还要辛苦。从大人物到小人物，多的是背井离乡、抛家舍业。政府一声令下，民间纷纷扰扰。有人西出咸阳，有人南下巴蜀，更倒霉的是北上修长城，建直道，在河套44县戍边，同样倒霉的是南下逾越五岭，或者挖灵渠，或者当炮灰，或者定居在蛮荒瘴疗之地。各种大规模的人力征调，动不动就是几万、几十万的罪犯。要在短时间里揪出这么多罪犯，地方官吏一定也很辛苦——当然，一定也会萝卜快了不洗泥，随意制造冤假错案。
报应来得真快，就在这一年里，断案不公以及营私舞弊的官吏遭到惩治，他们的下场和他们惩治过的老百姓一样：要么北上修长城，要么南下五岭垦荒。史料并没有交代这批官吏的人数，但显然不会太少。
这种政治手腕在历朝历代还会不断重现。皇帝并不在意谁对谁错，只是借一批人收拾另一批人，然后再惩治这帮打手来平息怨恨，彰显自己的皇恩浩荡。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大秦帝国似乎终于可以安享太平了。在《资治通鉴》的记载里，李斯忽然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李斯上书这个建议来得相当突然，我们需要在《史记》里边去看它的前因和出现场合。事情是这样的：秦始皇过生日，在咸阳宫办酒席，70名博士给他老人家祝寿。仆射（yè）大人周青臣歌功颂德，赞美秦始皇把诸侯变成了郡县。话太肉麻，让一位来自齐地的博士听不下去了。这位博士名叫淳于越，说郡县制这种凭空创新的制度注定不会长久，要想帝国长治久安，唯一的办法就是师法古圣先贤，回归封建制。
谁对谁错，这一次秦始皇竟然没有直接表态，而是让大家讨论，这才有了李斯那段著名的发言。这时候的李斯，已经官居丞相了。
李斯的见解是标准意义上的法家观念，首先认定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变化才是常态，那就不能年年捧着老皇历，而要因时制宜，顺应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当下的社会面貌，是天下一统，法令整齐划一，那么老百姓如果正常过日子，就该埋头种田，如果要学习，那么唯一该学的就是我们秦朝的法令，明白什么事情不该做就足够了。可现在这些治学的人，不学今天的法令，反而去学古代那些过时的知识，以古非今，动摇普通百姓的价值观。要想在全国统一思想，打造标准的价值观，就有必要扼杀一切和官方价值观不合的议论。
所以我李斯斗胆提个建议：焚书。具体办法是：历史档案只保留咱们秦人自己的，其余的一概烧掉。《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只允许博士官掌管，私家藏书都要送交地方官集中烧掉。有胆敢探讨《诗》《书》的，处死。有胆敢以古非今的，灭族。有官吏知情不报的，和犯人同罪。焚书令颁布30天后还没有烧掉藏书的，处以鯨刑——也就是在脸上刺字——还要服劳役。医药、占卜算卦和种树之类的实用技术类书籍可以照旧保留。如果有人想学习法令，就到官吏那里去学。
李斯的建议很快获准，焚书事业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当时所谓《诗》《书》，就是后来被列入儒家经典谱系的《诗经》《尚书》。但这两部书，原本并不是儒家专享的，而属于周朝的官学，只不过在礼崩乐坏之后，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最致力于整理和传承这些古代文献，汉朝以后随着儒家地位的崛起，这些古代官学经典才逐渐变成了儒家经典。
在李斯的意见里，焚书并不是全部，连带事项是禁止私家讲学，学术必须由政府垄断。学术内容被高度简化了，只剩下法律这一个科目。即便在这唯一的科目里，也只用学现行法令，没必要去学法律史、法律学之类的没什么实用价值的细分学科。既然只有学好法律才能进入公职系统，那么最有资格教学的人也就只有公职人员了。所以李斯才会说出那句响当当的名言“以吏为师”，谁想学法令就到官吏那里去学。
学在王官焚书政策，乍看上去似乎并不算多大的创举。首先，早在周朝的鼎盛时期，就有“学在王官”的传统，学术被垄断在官方手里，正是因为礼崩乐坏，官方的权威维系不住了，王官之学才会散落民间，滋养出了诸子百家。那么李斯的意见，也就不过是拨乱反正，让学术重新回到官方而已。
但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两者的不同。周朝的“学在王官”，一来并不是有意禁止不同学术的结果，而仅仅因为学术还在萌芽时期，极其有限的学术资源很难传播到基层社会，二来是因为宗法关系尊卑有序，文化学习只是熟人社会里一种按部就班、自然而然的事情，三来封建制度充分尊重地方差异性，这有点像现代美国，每一个诸侯国就像一个州，享有主权，实行自治，你立你的法，我立我的法，只要对宪法形成共识就可以了。
而李斯的意见，不仅要求每一个郡，每一个县，甚至要求到帝国境内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模一样的精神面貌，天下各地整齐划一，消除一切差异性，只有本朝法令才是一切人和一切是非的准绳。李斯这已经大大不同于周朝封建制下的治国理念了。
但是，李斯关于焚书的建议，在秦始皇而言也许并不陌生，因为就在《韩非子》的著作里，明确提到了商鞅劝说秦孝公“潘诗书而明法令”。只不过史料当中并没有留下秦孝公林书的记载，所以人们怀疑商鞅虽然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秦孝公并没有采纳。
当然，我们也没法排除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秦国是一个文化沙漠，焚书还是不焚并没有多少区别，对社会更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当时的秦国也没有扩张多少版图，风俗习惯简明而单一。只有在吞并六国之后，一下子面对林林总总的文化传统和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爱恨情仇，统一思想才会变成燃眉之急。
政治手段所以我们看秦朝的焚书政策，是一个很单纯的政治手段，并不是李斯站在法家立场针对其他学术派别搞的阴谋。首先需要销毁的是山东六国的历史档案，从此以后，历史只存在于秦朝官方的讲述里，秦始皇自然会被打扮成一位解民于倒悬的圣王，山东六国上到国君，下到贵族，自然沦为跳梁小丑。所以等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虽然还能找到山东六国的残存档案，但都只是残存而已，不如秦国档案来得完备。
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是：全国焚书，听上去虽然轰轰烈烈，其实动静未必很大。原因主要有3点：首先因为当时的书籍不但都是手抄本，用的材料还都是很笨拙的竹板和木板，就算不烧也很难流传；再者，战国年间战乱纷纭，从《资治通鉴》开篇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现在的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年），战火已经燃烧了大约两个世纪，能够流传下来的书籍本来就不会太多；
而且秦朝的焚书和西方历史上各种宗教性质的焚书很不一样，并不是把古代文献当成异端邪说通通销毁，而是当成文物集中保护，仅限博士级的专业人士查阅，只要做到秘而不宣也就是了；最后，从李斯设置的刑罚名目来看，私藏书籍的，不过是脸上刺字，去服劳役而已，谈论《诗》《书》要处死刑，以古非今才是最重的罪，要灭族，可见焚书反而是三者当中最不重要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在秦始皇和李斯看来，谁家偷藏禁书的话，也不是很有所谓，只要别拿出来讨论就行，更不能拿这些书上的内容来抨击政府。
焚书政策对书籍的伤害，虽然远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大，但焚书这种姿态实在太有刺激性和侮辱性了，所以后世不断口诛笔伐。这就难免让我们好奇：假如秦始皇重用的都是儒家学者，会不会一派祥和，充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呢？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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