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代斯大学副教授 王璞
《本雅明传》，[美]霍华德·艾兰、迈克尔·詹宁斯著，王璞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908页，145.00元
“矛盾而流动的整体”
“……我多元的信念所代表的那个矛盾而流动的整体”——二十世纪犹太裔德国批评家、理论家和文人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曾如此形容自己的思想生活。他的多样作品、不幸经历以及迟来的声名，不论在英语世界还是中文世界，都仍然散发出近乎奥义般的吸引力。2014年夏天，最初接到翻译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的邀请时，我一口答应，几乎不假思索。这部传记，“英语中第一部完整的”本雅明传，出自霍华德·艾兰（Howard Eiland）和迈克尔·W. 詹宁斯（Michael W. Jennings）的“四手联弹”。我上大学在图书馆乱翻瓦尔特·本雅明著作英译本时，已经注意到这两位本雅明专家的名字。艾兰曾长期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文学讲师；詹宁斯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德语系教授。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在编辑林赛水（Lindsay Waters）的强力推动下，哈佛大学出版社成为本雅明著作英语译介的重镇，这两位学者的努力和配合贯穿于哈佛社版四卷本《瓦尔特·本雅明文选》（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的编译工作。从1996年至2003年，这套选集终于出齐，时至今日仍是英语世界对本雅明作品的一份相对完备的呈现。同时，艾兰也是本雅明遗稿《拱廊街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和专题选集《现代生活的作家——论波德莱尔》（The Writer of Modern Life: Essays on Charles Baudelaire）的英译者之一。而詹宁斯不仅编辑了《现代生活的作家》，还是《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及其他讨论媒介的文字》（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的编者之一。这些译本也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陆续推出。可以说，2014年哈佛社版《本雅明传》是这一长期全面介绍本雅明遗产的项目的收官之作，甚至有集大成的意味。
《瓦尔特·本雅明文选》（1996-2003）
《现代生活的作家——论波德莱尔》（2006）
《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及其他讨论媒介的文字》（2008）
说回自己，高中时第一次见到“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这一书名，我真有触电之感。但即便我和其他文艺青年、文科同学一道早早在脑海中印下了本雅明的形象，每次翻开这个并不厚的译本，我还是只能在震惊和眩晕的不断折返中，跌倒在历史意象的界碑之间（倒是《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文化批判，似乎更容易进入）。真正读完《发》，我已是硕士生（自己最早发表的评论之一，也是以它为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中，我沉浸于本雅明文选《启迪》（张旭东、王斑译，当时只有香港牛津版行世），一抬头，秋光正缓慢地透过金黄的银杏叶照进来——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有幸成为本雅明中译者张旭东老师的学生。在纽约大学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在张老师指导下，从事《拱廊街计划》的合译。2008年秋冬，我到巴黎游学，穿过拱廊街，坐进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老馆，本雅明曾“隐藏”（借用他自己的词geborgen）于此，为深描十九世纪商品资本主义“幻景”而搜集各种边角材料，使得《拱》的引文笔记蔓生为浩瀚宇宙，而辩证意象如星丛般闪现其中——作为从中国经由“新大陆”来到“老欧洲”的学子，我的确感觉，主阅览厅拱顶上镌刻的各大都会之名仍辉煌如恒星。我一面翻阅本雅明所引用的法语材料，一面通过张老师修订的《发》新版，重新校正我自己在德国犹太人本雅明和“布尔乔亚世纪”之间的位置。我由此发愿，将本雅明著作纳入我的博士大考题目，并请理查德·希伯斯（Richard Sieburth）教授（《莫斯科日记》的英译者）在这方面给我指导。2012 年，我毕业后去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任教，这所美国大学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的犹太精神传统，甚至可以说，作为美国最年轻的研究型大学，它在“二战”后的成立，也回应着犹太人所经历的现代苦难——这也让我再再想到本雅明逃亡赴美途中的死难。恰在这时，有机会把一部英文的本雅明评传译介到中文世界，我自然心动，还没有拿到样书就接受了这一任务，甚至感觉自己和本雅明遗产实在有缘。
但是，这“缘分”很快就显出“魔咒”般的力量。正如本雅明的一生仿佛无法摆脱“厄运”及“险情”，这本传记的翻译也一再拖延，伴随着“小我”和“大我”的跌宕。它不仅因为我个人学术升职过程的焦灼和煎熬而屡屡遭到耽搁，而且，在生活的溃散之中，它还见证着我们所身处的历史现场的地壳运动。2019年，我终于完成了草译稿，本想在访学法国期间全力校改，谁料全球新冠疫情降临。等我重新拾起校译工作时，我已经分别在法国、美国和中国受过了防疫的考验。这一回回的延宕，大抵也是因为我“拙”于规划，和“驼背小人”别具“亲合力”，而在时代氛围的变化中，翻译也几乎成为一场“悲悼”戏演——我们的处境或远比本雅明幸运，但四处也浮起灾变的寓象。我甚至不由得想起本雅明那么多次创办刊物的失败、那么多搁浅的出版计划、那么多走不通的出路和逃路，几乎感觉宿命袭来：这次的翻译该不会也终于无法完成吧？到了校改阶段，我得知艾兰已经从麻省理工学院退休，而林赛水也不再担任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疫情中，每次林赛水打来电话，我都不好意思汇报进展，反倒是这位资深大编辑宽慰起我来，说这样的大部头传记，译到中文必然费时费力。的确，当我需要为拖延近八年开脱时，我总会首先提到这部书的厚度。厚实，或许是这本书给人的最直接印象，它厚到让人无法捧着读（英文原版近八百页，其德语译本和西班牙语译本均超过一千页）。而在译作终成之际，我还想强调，这一基本特征也联系着这本传记的意义——我愿称之为“评传的可能性”。
《本雅明传》英文版封面
正如比较文学学者大卫·费里斯（David Ferris）在书评中所暗示的，这本书沉甸甸的“分量”恰恰是传记意义所在。在他看来，艾兰和詹宁斯因为他们过去三十年在本雅明译介、研究方面的贡献而成为本书作者的最佳人选，同时，他们还面对传记写作的特殊“任务”：在二十世纪思想史、批评史的种种难题中，一部本雅明传如何可能？本书的厚实来自传记的翔实。它不仅是英语世界中，而且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翔实、最完整、最全面的本雅明传。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它被翻译为德语（也即本雅明的母语）时，它甚至一度登上德国（也即本雅明的祖国）非虚构类读物的畅销排行榜。德译本的出版方正是出版《本雅明全集》的苏尔坎普（Suhrkamp），德语书界宣传此书为一座由“细节”砌成的“纪念碑”。
在此之前，我们心中当然早已有一系列本雅明的思想肖像：通灵气质的左翼同路人、艺术的救赎论者、资本主义总危机中的逆飞天使、语言乱世的海底采珠人、欧洲犹太传统的异类、物化世界的漫步者、布尔乔亚梦境的收藏家和回忆者、灵氛消失后的文体试验家、密宗般的政治神学家、边角史料中的拾荒人、法兰克福学派的编外成员、经验世界的哀悼者和技术身体的倡导者，等等，不一而足。两位传记作者在本书《尾声》也提到，在本雅明的身后名中，“他的生平故事被神话所掩盖……随着阐释者捕捉到他思想的各种独特侧面，数不胜数的不同的本雅明也开始浮现”。以往的评论者惯于从某个母题出发，得出关于本雅明思想历程的叙事，这些叙事虽有时互相抵触，却都能自圆其说，因为从现有本雅明文献中选取出一个线索，并非难事：“瓦尔特·本雅明的人生和著作为所有这些建构都提供了材料。”两位作者在书中开宗明义：
过去对这位作家的研究，不论是传记性的还是评论性的，都倾向于有选择地处理问题，给本雅明的作品强加某种主题性的秩序，这往往会消解掉其作品的整体面貌。结果常常是给出一个局部的，更糟的时候甚至是神话化了的扭曲肖像。本传记追求一种更全面的处理方式：严格按编年顺序展开，聚焦于本雅明的写作诞生于其中的日常现实，并提供关于他主要作品的思想史语境。这一取向使我们可以关注到他生命中每个阶段的历史性，并由此关注到他各种作品的历史性——它们植根在具体的历史时刻和本雅明自己的思想关切之中——同时我们也要为这样一条显著可感的思想发展轨迹赋予充分的可信度。
因此，这部传记并没有提出，更不去强化任何一种单向度的本雅明面貌。如果非要为本书加上一条“主线”，我们就必须回到作者对本雅明自况之语的再三征引：“我从来都按照自己的信念写作……但我从没有试图去表达我多元的信念所代表的那个矛盾而流动的整体。”在本雅明生命的历史“赌局”中，我们看不到“底牌”。那么“整体”的“可信度”来自哪里？这一可信度不仅在于作者力图囊括本雅明的全部作品，包括所谓“次要”作品以及大量书信等，而且更在于他们不倦地汇集着和本雅明有关的一切细节。这样的细节几乎无所不包，正如费里斯的书评所说，“既有私人的，也有思想的，既有历史也有逸事”。而我们尤其需要记得，本雅明的相关资料多有散佚，有的收藏在德国、美国和以色列，有的曾遗落于苏联和东德档案、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隐秘角落，这样的散佚本身也是本雅明生命的一个征象。凭借近乎穷尽式的搜寻工作，两位作者用细节编织“矛盾而流动的整体”，使得这部传记成为资料大全，成为一部本雅明研究的“基准之作”。本书编辑林赛水也曾向我表达，在他心目中这正是该传记不可替代的价值之一。
细节“纺织”和评传的可能性
然而，身陷浩繁的细节之中，作为译者，我也曾心怀疑虑。我真的有必要知道这么多吗？我真的需要了解儿童本雅明最初的性幻想来自一个穿水手服的妓女吗？我感动于这本书对本雅明妻子朵拉·波拉克（Dora Pollak）这一重要女性的再现。她对本雅明才华的极度爱慕，她在离婚后对前夫的大力支持，读来都令人唏嘘。可我一定要看她的那些最为私密的信吗？朵拉曾说丈夫“没有肉身”，又在离婚诉讼期间认为本雅明和拉脱维亚苏联人阿西娅·拉西斯（Asja Lacis）在一起时脑子里“只有性”（而传记作者总结道，本雅明的“无肉身的灵气”之下，又流涌着“暴烈的感官能量”“性爱的冒险主义”）……本雅明和后来成为阿多诺妻子的格雷特尔·卡尔普鲁斯（Margarete “Gretel” Karplus）的关系到底亲密到何种程度，我们一定要去考证吗？还有他和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私下编纂的那些大学笑话，我也必须享用吗？我们有必要知道同代德国学者在争取研究经费和职位时是多么充满算计吗？这些细节对于理解本雅明写作的独特风格和思想的辩证律动，有哪些帮助？费里斯在书评中认为，本传记并没有提出关于本雅明的颠覆性观点，而只是“平静地、沉着地、富有说服力地”构造出一种“细致而精准的综合”。这也代表了英语学界对这本书的大体评价。传记的厚实来自细节的翔实，而细节又汇入叙述之平实。德译本的书评人甚至专门举出本雅明《单行道》中的散文“三台阶”论——“音乐的”“建筑的”“纺织的”——用以衡量这部传记。我们或许可以说，平实是传记的音乐调性，厚实即其建筑感，而翔实，便是它的纺织术。
肖勒姆（1925）
我曾担心，传记散文的细节纺织，虽抵御了单一化主题，但其编年长流难免会淹没本雅明的辩证机锋、他的“思想图像”的灵光闪动、他的哲思的华彩、他的概念与情绪之间的色调。这长流，如一部沉缓的悲悼剧，终不同于本雅明文字的“感官体验”和“智识体验”的交互（我的恩师希伯斯教授似乎就抱有这样的保留意见，嫌此书冗滞）。有评论者表示，这部传记让我们了解到“大量”的信息（比如他对某些“纸张文具”的挑剔和偏爱，他对岛屿旅行的热情，他的“赌瘾和药物滥用”），但给人“生平细节优先于思想成就及其内涵”之感。还有一些评论者更为严厉，认为该书以“无关紧要的细节”见长，传记的叙述偏于本雅明的日常经验，有“自闭”的特征，没能把生活的“小节”和政治、历史的“大势”及思想上“更广泛的论争”有效连结起来。这类批评着实不公，但我们的确需要思考：细节如何“纺织”出本雅明生命作品的“整体”，传记的“任务”如何可能？
也正是在翻译时间的不断延长中，我开始体会到细节所渐渐释放出来的能量。我慢慢亲近着本雅明作品中的残篇、断片和小品（vignette），这些并非批评理论“名篇”的“小”作品，有时既不见于英译本，也不见于中译本，却成就了传记的纹理。在传记中，它们萦绕于日常，作为细节和局部带我进入一个生活世界，而只有在生活世界的具体轮廓中，本雅明的思想工作才作为经验浮现出来。比如，本传记认定1929年为本雅明生命中各种要素会合的一个临界点，对这一年的叙述尤其呈现出多调性，而这些调性间的过渡细节，深深吸引了我。这不仅是本雅明的离婚之年，也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年。同一年，他和布莱希特奠定了友谊，还完成了普鲁斯特评论。而在离婚诉讼的“残酷性”体现出来之前，他又曾不止一次旅行（终其一生，他都是“一名漫游中的学生，不断寻找新的开始”）。于是传记让我们跟随本雅明来到意大利。在游历圣吉米尼亚诺后，他写道：
要为我们眼前的一切找到词语，是多么难啊。而当词语终于到来，它们用袖珍的锤头击打着真实，直到它们从真实之中凿出意象，就像从一张铜板中凿出一样。“傍晚，妇女们就在城门前的喷泉处，用大瓶取水。”直到我找到这些词语，这一意象——凹陷的、带着深深阴影的——才从过于令人晕眩的体验中升起。
圣吉米尼亚诺
他接着谈到亚平宁的太阳如闪光石：“早先的世代一定拥有一门技艺，知道如何把这块石头当作护身符来保存，从而把时辰变为恩惠。”这些文字结晶为旅行小品文《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发表于《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它并没有完整的英译，我看到传记中的摘译，已经感到全身心的震动。托斯卡纳风景之美，德意志文字之美，不可想象（而我的拙劣译笔，不能抵其万一）。本雅明以此文题献给当时刚刚去世的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其忌日却偏巧为本雅明生日。
两位传记作者概括出三条贯穿本雅明精神活动的主题：生命经验、历史记忆以及作为二者的绝对媒介的艺术。在这样的诗意小品中，我们看到了三者统合的一个极为细微而又明确无误的可能性。生命经验在历史的日照下和时间的捶打中成为艺术。同样，本雅明的人生也在这部传记中得到了历史化的媒介和必要时间。只有在尽可能多的细节的“袖珍锤头”的击打之下，本雅明的真实存在才能作为历史记忆的意象现于“铜板”之上。一如本雅明笔下的每个“词语”，每个细节也都可以是“矛盾而流动的整体”的一个中心，既发散开去，又具回心之力。传记让细节在“时辰”中做功。
细节的“时辰”既指本雅明的生命时间，又是两位作者经数十年之功，面对“传记的任务”的时间，甚至也是属于译者和读者的时间。在翻译的岁月流变中，传记中的细节——有些经过细心的搜罗和严格的考辨，有些是二位作者信手拈来——发挥着意想不到的作用。本雅明一直记录儿子的“意见和思想”，观察儿童的语言习得和色彩认知等，而这些私人文字也包含了家庭生活的创伤。我不仅由此了解到本雅明的摹仿理论和他作为父亲的生活经验的关系，甚至转而研究起自己的孩子。是的，这本传记的翻译也正好重合于我的孩子的成长。困居法国的那些春夜，我想起了本雅明对比利时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的如痴阅读。本雅明关于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许多论述，我们早已不陌生，但在翻译此书之前，我并不了解这位推理小说圣手在他生活中的地位：三十年代的艰难时世和“阴郁时光”中，西默农的法语小说是“最好的解救”，陪伴他度过了许多孤寂的夜晚。在伊维萨岛，他和上百只苍蝇共处，就着一豆烛光读西默农的小说。我是否也可以尝试着和本雅明“最喜爱的作家之一”相遇？也是在疫情期间的校改过程中，我回到了初译时并未特别留意的一处“小节”：1918 年，当“西班牙流感”肆虐欧洲时，本雅明夫妇都曾感染，不过症状轻微，而那之前不久，他们刚刚搬到瑞士伯尔尼，“搬进一套四室的公寓，聘请了一名居家女佣”。到了他的人生晚期，本雅明修订完成《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最终稿”时，又在记忆问题上发展出了疫苗接种的隐喻。他这样形容“接种的益处”：
那时在意大利，我已经开始明白，我即将不得不与自己出生的那座城市做长久甚至永远的告别。在我的内在生命中，我已经几次体验到疫苗接种的益处。在这次的境地中，我决意依旧遵循此法，有意在心中想起那些在流亡期间最能唤醒乡愁的图像：童年的图像。我的设想是，正如疫苗主宰不了健康的身体，思念之情也不会主宰我的精神。我试图通过领悟过去的不可逆转——不是偶然的传记意义上的不可逆转，而是必然的社会意义上的不可逆转——来克制思念之情的效力。
童年本雅明
这近乎“普鲁斯特 唯物史观”。在即将到来的战争阴影下，在越来越漫长的流亡生活中，童年记忆就是一种疫苗接种，以最能唤醒乡愁的图像来阻止乡愁对精神的主宰。1938年的这段话也无形中提出一种传记的可能性，它不是人生履历的偶成，而来自历史记忆的不可逆转。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隐喻细节，则把历史时间比作太阳运行，它同样来自本雅明的晚期书信。他告诉肖勒姆，“在太阳的历史运行过程中”，他的存在也终将得到理解，而他的作品，将成为测量工具，让“最缓慢的”运行中最细小的段落也转化为“历史索引”。细的纺织“缓慢”地形成细密的历史感。
而最终要得到测量的，是流亡的时间，是散佚的时间。顺着传记的编年之流，我惦念的不仅是人的流散，而且还有物的转徙——本雅明是收藏家，他的书籍、儿童画册、玩具、艺术品，在欧罗巴“满载泪水的大气层”中，又经过哪些转运和转卖？他的文稿曾沿着从未能执行的逃亡“三角形路线”向巴勒斯坦、苏联和美国“转移”，而留在柏林的那部分，将出现在盖世太保的档案中。他一生的收藏最后变为翻山越岭前往法西边界时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包”——那其中的“新手稿”究竟是什么，是传记也解不开的“谜团”。在时间“太阳”的运行中，在“进步”的强风中，与本雅明有关的一切细碎文字和大小物件，都带有一种“不可逆”的流逝，朝向不可能的救赎或“万有复兴”的空位，朝向自然史的死亡潮涌，也朝向我们。我共情于“矛盾而流动的整体”中的人、物、风景、事件和关系，不仅是因为翻译所产生的“代入感”，而更多是出于历史时间的“叠印”。翻译的境遇、传记的叙事和本雅明的生命过程发生着“叠印”，仿佛一种微弱而必要的“可辨认性”，因为我们的存在也是历史流逝的一部分。
在翻译中，我无法再忽略那些似乎“无关紧要”的“小节”。我甚至难以忘记本雅明在巴黎贝纳尔路（Rue Bénard）公寓的合租人。她名叫乌泽尔·布德（Ursel Bud），同为流亡的德国犹太人，但她和本雅明完全不同，并非来自上层布尔乔亚家庭，并未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位年轻的文书职员，后来甚至在转租问题上和本雅明小有矛盾。显然，她和本雅明并没有思想上的交流和精神性的联系，但传记却从本雅明的生活细节中发散而出，顺带偏移到这样一位“普通”犹太女青年的命运上。两位作者告知，布德战时也曾被拘留在法国囚禁营。1942年，她试图从马赛逃亡。“此后她的所有踪迹都消失了。”发散、偏移和旁逸斜出：我们仅仅得到了“细枝末节”吗？翻译日久，我的心却愈发牵系着乌泽尔·布德和其他“小事”，因为这种种也都是具体历史情境的一部分，本雅明的思想、生活、工作和身心溃败在其中发生。我也愈发体认到，所有这些线索，芜杂如灌木丛，都不是外部，而内在于“矛盾而流动的整体”。细节所释放出的潜能，正是这样一部评传的意义。由此，本雅明作为一个“整体”既包含各种拱廊通道、思想线索、生活道路所形成的隐秘交会网络，发散向各个意想不到的隐秘角落，又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单子，施展历史真理的回心力，玄奥而具体，甚至具有毁灭性。
细节的能量指向评传的可能性。原书的副标题为“A Critical Life”，正可直译为“评传”。但考虑到critical在英语中的多义性和Kritik这一德语思想关键词的内涵，考虑到“批评”概念在本雅明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也考虑到本雅明曾有志成为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批评家”，我以为这个副标题还有其他意指，或可引申译为：“批评/批判之生命”“批评的一生”“紧要的人生”……我的想法也得到了证实，艾兰在通信中告知，多重意指的确是作者们的初衷（值得一提的是，詹宁斯第一本学术专著即以本雅明的文学“批评”理论为课题）。一部评传，也即一部具有批评性的传记，更需要呈现出一个不断释放出批评潜能的生命。换言之，评传的真正对象应是生命的“可批评性”。而“可批评性”正是本雅明的理念。2008年秋，我曾参与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教授在巴黎的每周研讨班。当时，他关注本雅明的一系列“可能性”概念：可批评性、可传达性、可翻译性、可引用性、可复制性、可辨认性。在本雅明的理论中，作品的可批评性、可传达性和可翻译性都涉及艺术的“后世生命”。或许可以说，一部评传也是传主的“后世生命”，生命的“整体”由此在后来的历史时间中成为可批评的、可传达的、可翻译的，乃至可引用的。这是评传之为“评”的可能性。两位作者尽力把每个细节都呈现为线索和通路，发散向历史，同时又把每个细节都当作“整体”的潜在中心。他们特别指出，本雅明的写作总是在细节的“力场”中获得“整体感”。这部评传也由此获得可能性，它通过让内蕴丰富的细节在“后世”时间中释放潜能并产出“生命”，为历史的太阳“照亮”本雅明的“整体”提供了条件，为经验和记忆的进一步“测量”奠定了丰实的基础。在我们自身历史存在的相关性中，我的翻译，作为“后世生命”之一种，也成为评传的可能性的一部分，成为本雅明的生命的“可批评性”和“可翻译性”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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