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延宜 （山东）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即刻决定在东北筹建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选派了王弼、常乾坤等一批筹建航校的干部，陆续从延安开赴东北。
1945年9月，东北局决定在沈阳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次年1月1日，这个航空队奉命改编为航空总队。王弼、常乾坤等从延安来的航空技术干部与航空总队人员两支力量汇合后，同心协力抓紧建校前的筹备工作。他们冒着风雪严寒，跑遍东北各地，搜集到各类破旧飞机120架，发动机200多台，仪表100多箱，油料近千桶，还有不少其他航空器材。
1946年3月1日，我党我军创办的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宣告成立了。全校共600多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其中有我党早年派往苏联和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干部，有延安航空研究小组和原延安工程学校（后并入抗大）的同志，有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的骨干，有新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有汪伪和国民党起义人员，还有投降我军的日本航空队人员；有各型飞机100多架，其中只有少数经过修理可以使用。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航校组建初期，在日本战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原日本航空队300余人在队长林弥一郎（后取中国名字林保毅）的率领下，投降我军，参加了我航校的建设工作。林弥一郎曾担任我航空总队副总队长兼教导队队长、航空委员会委员、飞行主任教官等职，为航校做了很多工作。
1946年5月，航校转移到牡丹江。这里虽是后方，但条件仍然很差，日伪时期的机场破烂不堪，营房只剩下空架子。面对一片废墟，航校领导响亮地提出：“敌人想叫我们趴下，我们一定要飞上天去！”全校上下一起动手，清除了残破的机窝，填平了跑道上的弹坑，修整了营房和教室，教育训练工作很快便开展了起来。
当时，老航校只有十来架变了形的木质初级教练机，飞行训练遇到了很多困难。航校的同志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打破常规勇敢实践，超越初、中级教练机，直接上日制99式高级教练机，飞行训练取得了成功。随着飞行训练的展开，缺少油料的困难越来越突出了。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调整改进了飞机的有关部件，成功地用酒精来代替，保证了飞行训练所需要的飞机燃料。
由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又追踪到牡丹江来侦察、扫射，航校遂于1946年11月北迁至兴凯湖畔东安。1947年春，我党在新疆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的人员由延安来到了东安，航校的教育训练工作全面铺开了。可是，飞机、器材更加缺乏。为了保证飞行训练，地勤人员除加强对飞机的维护保养外，有时不得不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即把一件器材当成几件用。比如飞机螺旋桨和轮胎不够用，前一架飞机着陆后，赶紧拆下来装到后一架飞机上去。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航校由东安迁回牡丹江，后来又搬到长春。环境比较安定了，条件有了改善，航校的训练规模和开设的期班也随之扩大。
在党的领导下，老航校的同志们团结奋斗，艰苦创业，边建边训。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培养出一大批航空事业的领导骨干和多种航空技术干部，其中有飞行员100多名、领航员20多名、地勤人员400多名。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战斗英雄，以及飞行团和大队的领导干部，不少人当年是老航校的学员。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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