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许人俊
项南与夫人汪志馨
项南，原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中共福建省委原第一书记。他平易近人，思维活跃，善于交际。我曾在他领导下参加编写《邓子恢传》、《回忆邓子恢》，与他多有交往。我们两家住处相距不远，平时我常到他家里聊天，听他讲述过去经历的往事轶闻。最令我难忘的是在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初他突发心梗前，曾谈笑风生向我讲述了他和父亲参加革命后双双改名，天各一方，父离子别２０多年，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得以团聚的故事。故事传奇曲折，充满悲欢离合深情，催人泪下。
项与年早年离妻别子赴南洋从事革命活动，回国后成为中共红色特工，在上海滩惩治叛徒特务，营救遇难战友
项南，１９１８年生。其父项与年，１９２５年秋入党。当时国共实行合作，两党关系密切，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部长，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任海外部部长。
海外部负责宣传、组织海外华侨支持国内北伐战争，但当时缺少得力人手。因项与年在南洋有好朋友，活动能力强，而且他能讲福建话、客家话、广州话、潮州话，了解他的同志向海外部积极推荐。海外部部长彭泽民会见并考查了他，感到人才难得，确定留他在海外部工作。
１９２６年春，项与年被派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三马林达市执行秘密使命。他离开家乡福建连城时，对家人和父老乡亲们说是去南洋做生意。当时，项南和母亲怀着依依惜别之情，目送身材高大魁梧的父亲走出山乡小村。那是他们父子的第一次离别。
三马林达市福建籍侨胞较多，有许多人在工厂当劳工。项与年热情豪爽，善于交际，乐于助人，很快在福建籍侨胞中结交了许多好友，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成为当地华人社会家喻户晓的华工领袖。他不仅在三马林达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党员，建立了５个党支部，而且秘密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党员，建立了三马林达中共党支部，他担任党支部书记。
１９２７年五一劳动节，项与年在巴厘巴板发动华侨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纪念大会。他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愤怒控诉帝国主义迫害华工的罪行，号召广大华工团结起来，反对殖民主义，并带领大家高举彩旗游行示威。殖民当局为之震怒，出动军警武装镇压。项与年身处斗争前列，不幸被捕。在长达５个月的审讯中，他顽强斗争，经受了严峻考验。后经华侨社会强烈抗议和我外交使馆交涉，殖民当局下令将他驱逐出境。
当年１０月，项与年身无分文回到离别一年多的家乡时，乡亲们都以为他在南洋运气不佳，未做好生意，对他表示同情和理解。天真无邪的项南，跳着、笑着，拉住父亲的双手在村里嬉闹转悠，家中洋溢着骨肉团聚的浓郁温情。
此时，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彻底破裂，蒋介石背信弃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项与年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考虑到他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党组织决定让他到上海中央特科三科工作。
中央特科是周恩来提议并亲自领导建立的中央情报和保卫机关，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者的安全；打入敌人内部及时了解敌情，搜集情报；惩治叛徒特务，消除隐患；营救被捕同志及管理电台等。
项与年接受任务后，立即带着妻子和儿子项南，告别了福建连城山区的父老乡亲，进入繁华的大上海，从此成为中央特科的红色特工主力之一。
项与年在上海市中心大世界附近八仙桥安了家。妻子整天安守家中，在屋里料理家务，儿子项南每天背着书包，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匆匆赶往附近一所小学读书。
这一时期的项与年行动神秘，常常头戴礼帽，身穿长袍，提着文明包进进出出，一副商人打扮。家里人不知道、也不问他干什么，只知道他做生意。平时家庭生活困苦艰辛，项南的母亲操持家务，默默奉献。后来，她还暗中帮助管理电台。
项与年曾和中央特科红队的战友在市区击毙叛徒白鑫和三名国民党特务，震惊了上海滩；他还配合红队在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营救彭湃，虽然营救失败，但这仍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传奇经历之一。那时，陈云、潘汉年、李克农、曾希圣等都是他的战友。
隐身敌军司令部，获“铁桶围剿计划”，项与年乔装乞丐赴苏区送情报，确保红军迅速转移长征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项与年又要离家远行了，这次说是同朋友去九江做一笔生意。妻子、儿子匆匆帮助他收拾行装，然后看着他在秋风飒飒的黄浦江上登船启程。那是他们父子的第二次离别。
原来，在这之前，蒋介石委任莫雄担任江西德安保安司令加强“剿共”。莫雄是国民党进步人士，曾要求加入共产党，与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李克农等有秘密交往。他一向暗中支持共产党，担任保安司令后，要求中共派人到德安他的司令部工作。中央特科迅速选派项与年、刘哑佛等前往执行秘密使命。
为配合莫雄“剿共”，迷惑蒋介石，红军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特地减少在德安地区的游击活动，佯装败退，给莫雄创造“剿共战绩”。国民党江西省主席信以为真，曾嘉奖德安专区“剿共得力，全省第一”，授予德安地区为“模范区”。蒋介石也极为高兴，传令嘉奖，并破格指示邀莫雄上庐山，出席牯岭高级军事会议。
牯岭会议由蒋介石主持，研究围攻江西苏区红军的作战计划。因内容高度机密，出席人员仅为江西、湖南、山东、湖北、河南五省主席和高级军事将领。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建议，蒋介石确定调集１５０万大军，按同一时间，向中央苏区实行严密封锁，然后步步推进，逐渐缩小包围圈，像铁桶一样围歼红军，消灭苏区，故名“铁桶围剿计划”。该方案十分具体严密，各部队部署位置、武器配置、攻击日期、进攻路线、联络信号和口令等等，规定得清清楚楚，印了一大本，而且盖有“绝密”字样，编有序号分发给与会人员，明确宣布泄密者格杀勿论。
情况万分紧急，中央苏区危在旦夕。身在牯岭的莫雄急如火燎，他深为苏区红军的安全担忧。会议一结束，莫雄连夜下山，匆匆赶回德安司令部，向项与年、刘哑佛等中共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绝密作战方案交他们研究。
项与年等立刻紧急行动，连夜启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通报“铁桶围剿计划”要点。然后，用特种药水将绝密文件的主要内容，书写到４本学生字典上。因项与年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和交通路线，派他化装成教书先生，火速赶往中央苏区传递情报。
这是项与年的又一次生死之行。当时江西境内战云密布，沿途戒备森严，关卡林立，到处杀气腾腾。他从九江到达南昌时，敌人曾拦住他严加盘查。好在他沉着冷静，不慌不忙从肩上的布口袋里掏出学生字典，向哨兵边晃边说：“我只有几本学生字典，是本人教书用的。”哨兵摸摸口袋，翻翻字典，别无他物，加之见他外表也文质彬彬，一副书生相，就抬手放行了。
然而，越向南走，敌人哨兵越来越多，盘查也越来越严。秘写有情报资料的４本字典，随时可能被敌人扣留，必须另谋良策。幸亏他在江西建立的秘密联络点多，中途他找一些地下党员协助，连夜用药水将字典上的军事情报转写到薄纱纸上，然后藏进布鞋垫层里，穿在脚上继续前进。为减少与敌人关卡的接触，熟悉江西地形的项与年决定白天休息，晚上行路，或是翻山越岭，尽量避开大路。
临近瑞金时，项与年悄悄钻进了山林僻静处，将衣衫在树干上磨得破破烂烂；然后，把头发搞得乱七八糟；还找了一块石头，猛然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他强忍疼痛，凭着满脸鲜血、蓬头垢面、目光呆滞的叫化子模样，疯疯癫癫地向敌人的哨卡走去。国民党官兵看到这个满脸脏兮兮、身上散发着血腥味的疯叫花子走来，都感到恶心、讨厌，纷纷端着枪轰他快走，谁也懒得去盘查他。
就这样一路风尘，一路饥寒，项与年终于艰难赶到中央苏区。当他从鞋垫里取出绝密情报，双手递给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时，大家感到项与年送来的不仅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而且还有一颗对党的赤胆忠心。许多人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热泪。
项与年送来的军事情报详细、及时，为中央迅速果断决策提供了最为可靠的依据。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大转移。１０月中旬，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向西突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项与年也随部队一道前进。长征途中，毛泽东谈到红军大转移时，曾感慨地说：“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紧急调集部队围追堵截。中央特科为粉碎蒋介石的图谋，又将有勇有谋的项与年从长征途中紧急调回上海，派他带领两名爆破队员赴江西南浔铁路炸毁桥梁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以破坏敌人的后勤运输线，打乱敌人的“围剿”作战部署。
项与年赶回上海接受指令时，曾匆匆回家探望了一眼久别的家人，第二天就同两位朋友登上轮船去南京了。
然而，这次出师并不顺利。他们刚刚到达南京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并通过轮船押往江西南昌秘密审讯。幸好项与年随身带有国民党的各种证件，而且他善于同敌人巧妙周旋，终于乘敌人放松警惕时逃离看管所。他乔装商人小心翼翼在各地转悠，以防再次被密探逮捕。
一个多月后，上海已进入隆冬季节。一天夜里，历经磨难的项与年，趁着朦胧夜色悄然返回上海家中。他虽然逃出虎穴，但身份已经暴露，党组织指示他隐居家中，不得外出露面，同所有人员断绝一切交往，前后长达一个多月。那是项南同父亲接触时间最长的日子，他可以天天看到父亲，听父亲讲故事、说笑话，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
１９３５年春节刚过，节日欢乐气氛尚未消失，项与年突然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神秘外出远行了。这是他们父子的第三次离别，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离别。
项氏父子为革命双双改名，天各一方，生死不明。在“抢救运动”中，因“儿子说不清老子”，项南失去了自由，痛苦万分
项与年第三次告别妻子和儿女后，受中央特科指派到香港从事抗日反蒋统战工作。不久，上海地下党遭受破坏，中央特科被迫撤销，一部分同志转移至天津组成北方局情报部。项与年也由香港到天津报到，因身份已经暴露，他改名梁明德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此时，他在上海的家已被反动派查封，妻子和幼女被关进监狱。儿子项南幸亏在学校住宿，侥幸逃脱敌人的搜捕。从此，项南与父母失去联系，孤身一人在上海、南京漂泊流浪。
１９３６年，１８岁的项南离开上海。经乡人介绍，辗转到福建长乐县园艺场劳动就业，同时也开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为人开朗热情，多才多艺，又富有宣传组织能力，深受大家欢迎。此时以及之前，他一直使用项崇德这个名字。两年后，他改名项南，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福建顺昌县抗敌剧团的团长。后又到闽清县任战时民教工作队队长，带领大家翻山越岭，利用农村夜校举办讲座，或在街头搞文艺演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１９３９年秋，项南由福建去广西。后经香港再北上，到达苏北盐城参加了新四军。在抗战烽火连天的日子里，项南常常思念自己的父母和小妹，到处打听他们的消息。他不知道父亲的生死去向，也不知道母亲被捕出狱后一直流落他乡，更不知小妹早已染病夭亡。
项与年改名为梁明德后，一直在天津北方局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王世英、汪锋、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一起，来往于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之间，从事情报、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梁明德随三五九旅部队进军东北。
１９４３年，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风审干运动，每个干部都必须详细说明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父母和本人的历史、家庭经济来源等等。同志们都轻轻松松过了审查关，唯独项南对父母亲的历史和职业常常含糊其词，只能笼统说父亲是做生意的，常跑码头，但不开店；到底做什么生意，他也说不清楚。他还说自己小时候看到家中来往的大人都是戴礼帽、穿大褂的商人。问“是资本家吗”？回答“不是”。再问“是店员吗”？回答还是“不是”。
面对大家的严厉审查，项南内心痛苦，只能回答“可能”、“大概”、“也许”，语言模棱两可。加之他是改名入党的，更加引起怀疑。
不久，康生炮制的“抢救运动”经验，也从延安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项南自然就成了重点审查对象。他失去了自由，思想包袱沉重，一时陷入迷茫。
好心的审干人员按照他提供的父亲的种种神秘迹象，曾试探询问：“你父亲是不是地下党？”他拿不定主意，无奈中说了一声“可能是”，暂时过了关。但忠诚老实的项南事后又反悔了，因为贸然说父亲是地下党，显然对组织不忠诚。他马上找审干人员更正，搞得审查组极为恼火。
幸好当时有位领导人思想开明，没有受康生“左”倾指导思想影响。他说：“在我们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里，儿子说不清老子，老子说不清儿子的情况太多了。审查了这么长时间，项南还说不清楚，那就算了，在斗争实践中考验吧！”旷日持久的政治审查，从此暂告结束，项南终于摆脱了困境，重新获得了自由。
此时此刻，项南的父亲梁明德在延安中央党校同样参加了整风运动。他虽然也曾经改名换姓，同样说不清楚妻子、儿女的下落，但因他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冒生死危险给中央苏区传递情报，为红军及时转移立下汗马功劳，加之他的战友王世英、汪锋、李克农、习仲勋等人都在西北工作，所以整风审干运动中，并未遭遇任何麻烦。
全国解放后，梁明德在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担任高级专员。生活逐渐安定，他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也日益加深，开始留意打听寻找亲人的下落。
曾希圣受托为友寻子，找来找去，演绎出一幕“项南找项南”的喜剧。父子如愿团聚，成为人间广为传诵的美谈
１９４９年初，人民解放军席卷全国，势如破竹。华东战场捷报频传，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时任苏北十一分区东南县支队政委的项南，正带领部队进军皖北重镇蚌埠。当时，中央指示在北平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东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派时年３０岁的项南率华东青年代表团前往出席。
会后，项南兴冲冲返回蚌埠寻找东南支队，准备带兵继续南下打仗。谁知东南支队已经随大部队飞越长江天险，进军江苏、上海、浙江地区作战，蚌埠只有一个华东野战军的后方留守处。当时战斗频繁，部队进展神速，一天解放一个县城，留守处根本搞不清东南支队现在何处。
项南在后方留守处正为找不到部队发愁、郁闷，没想到却巧遇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
曾希圣好奇地问项南：“你怎么一个人滞留蚌埠？”项南汇报说是谭震林派他到北平开会。曾希圣问：“到北平开什么会？”项南答：“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
曾希圣随即询问中央有什么新精神，项南说中央决定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而且各地很快都要建立青年团。
曾希圣闻讯大喜，灵机一动，拍着项南的肩膀亲切地说：“既然这样，你就不必去找部队了！你年纪轻，又是华东青年代表团的团长，了解中央精神，干脆留在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建青年团吧！”
就这样，项南阴错阳差地脱下军装转到了地方工作。他起初任皖北区青委书记，后又任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
也就在这一时期，远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的梁明德，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儿子在安徽青年团里工作，于是给老战友曾希圣发电报，托他帮助查找失散１０多年的儿子。当然，他不知道儿子项崇德早已改名为项南。
曾、梁二人过去在中央特科是老战友，有着生死之交的情谊。曾希圣对于老战友的嘱托当然格外尽心，除吩咐在机要部门工作的妻子帮助查找外，又布置青年团帮助查寻。
一次会后，曾希圣把团省委书记项南拉到一边，郑重其事布置任务：“我的战友梁明德，１０多年前丢失了一个儿子。听说儿子在我们安徽搞团的工作。你是团委书记，帮我找找姓梁的团干部，越快越好。”并让项南到党委机要室看辽宁发来的电报。项南看了辽宁梁明德的电报后，回到团委就开始认真查找。
不久，曾希圣在安徽省委召开的一次干部会上催问项南：“我托你找的姓梁的干部，找到了没有？”项南面有难色，皱着眉头汇报：“你交代以后，我一直在查找。问了许多人，还把全省青年团干部的花名册从头到尾仔细看了几遍，发现姓梁的团干部有１０多个。到底哪一个姓梁的干部是你要找的，我也闹不清。你光说姓梁的干部，太笼统了，能不能再提供一些相关的具体情况？”
曾希圣觉得项南言之有理，原先布置项南查找姓梁的干部，确实过于简单、笼统，让他为难了。会后，他将项南留下单独面谈。
他告诉项南：老战友梁明德是福建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上海，家住大世界八仙桥一带，家里有一个讨人喜欢的儿子。
项南听说梁家是福建人，住在上海八仙桥一带，不禁脱口而出说：“啊！真巧，我也是福建人呀，也在上海八仙桥住过，熟悉那里的情况，１６岁才离开。”
曾希圣颇感兴趣地问项南：“你们家住八仙桥哪里？你父亲做什么工作？”项答：“父亲在上海做生意，家住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２４号。”
一提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２４号，曾希圣顿感惊讶，因为那是当年中央特科的一个联络点！项南家为什么住在那里，他们相互间有什么关系？于是，曾希圣盯着项南进一步深入交谈和询问：“我也在那里呆过，那是一个大老板翁旭初的家，你怎么会住到哪儿呢？”
项南说：“我们是什么原因住到翁家，我也不知道。那时我年纪还小，爸爸安排我到南京读书。学校放假时，我才回到上海短时间和父母住在一起。”
随着谈话越来越深入，曾希圣似乎隐隐约约感到眼前这位年轻人同战友老梁可能有着某种关系。他随即又问：“你父亲的朋友很多吧？常常和什么人来往？”项答：“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很多，父亲善于交朋友。”曾问：“他的朋友中，有没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
这一问，把项南的记忆又带到了童年时代，他立即不假思索地答道：“有，有，有一个大胡子叔叔住在我家。学校放假时，他常常带我到南京路上去玩，还带我逛大世界、照哈哈镜哩！”
谈话至此，曾希圣不禁思绪翻腾，感慨万千。想当初，他确实在老梁家住过，也带他儿子逛过南京路，到大世界照过哈哈镜。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难道这是巧合吗？
曾希圣细细端详起眼前这位团省委书记，其容貌、神态与老战友极为相似。他受战友之托要找的儿子难道就近在眼前？为慎重起见，他指着自己的鼻子，试探着问项南：“你瞧瞧，我像谁？”
项南定睛一看，不禁大声叫道：“胡子叔叔！”
曾希圣也激动起来，他高高举起宽大的手掌，突然在项南肩上重重地一拍，大声笑道：“找到了！找到了！你就是老梁的儿子！”
一瞬间，搞得项南直发愣。他莫名其妙，有些摸不着头脑。
于是，曾希圣开始给项南详细讲述他父亲梁明德的真实身份、经历及改名换姓的原委，并说：“你爸爸现在是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他找你找得好苦啊！今天，我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你们父子俩快通信吧！”
项南顿时喜不自禁，多年的寻父梦想，今朝终于实现了。
他当夜就给远在沈阳的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倾吐１０多年的父子离散情，汇报自己投身革命的曲折经历。从此，曾希圣布置“项南找项南”的动人故事就不胫而走，越传越远，逐渐成为人间广为传诵的趣闻美谈。
项氏父子虽然架起了书信往来的桥梁，但因当时双方工作繁忙，无暇会面。直到１９５３年，身为华东团工委书记的项南到北京出席全国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们才相约在颐和园会面。
那是一次难忘的会面。岁月流逝催人老，近２０个春秋过去了，父子模样大变，他们几乎都不敢相认。还是项南先叫了一声“爸爸”，才打破了父子间短暂的沉寂。他俩紧紧地拥抱，高兴和心酸的感情交织在一起，泪流满面。
父亲虽然消瘦，但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爱好摄影的项南，马上拿着照相机对准父亲按下快门，将那既严肃坚定，又有微微笑意的模样，永远定格在相机镜头里。数十年后，每当项南拿着这张照片供友人欣赏时，总是充满自豪和兴奋，戏称“这是我的作品”。
项氏父子工作出色，对党忠诚。“文革”中双双蒙难，粉碎“四人帮”后获平反。项与年突然病逝，项南恰恰因公出国，父子竟未能见最后一面
项与年在东北长期从事领导工作，曾先后担任松江省、辽宁省建设厅和监察厅副厅长。
１９５４年，中央拟举行国庆五周年纪念活动，项与年受原中央特科老战友、军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委托，专程赴广东邀请国民党进步将领、原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进京参加庆典活动。他陪同李克农和叶剑英宴请莫雄老人，举杯敬酒感谢他当年冒生死危险将“铁桶围剿计划”这一绝密情报交给我党，使红军迅速转危为安，踏上长征路北上抗日。
儿子项南同样是福建山乡的骄傲。他才华横溢，工作出色，“文革”前先后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曾历任华东团工委书记，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书记处书记等职。
“文革”开始后，项氏父子双双蒙难。项与年因长期从事红色特工工作，有过多次被捕的经历，而且当年江青在延安与毛泽东结婚时，他和原上海中央特科一些同志曾联名表示反对，故而被打成“叛徒、特务”。红卫兵逼他穿当年在白区工作时的皮夹克，以此作为特务、叛徒标志，押往各处游斗。他气得浑身颤抖，悲愤交加，晕倒在地上，从此造成中风失语导致残疾。儿子项南则落难河南信阳农机部“五七”干校，被当作团中央内胡耀邦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批斗审查。
一天，干校军代表突然找项南谈话，将辽宁发来的公函交给他，只见上面写道：“项南的父亲是叛徒，正在接受审查。因年高多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望动员项南接去赡养。”
项南看着公函，两手颤抖，心如刀绞，恨不得插翅飞往辽宁伺候老父。可他自己正被关押牛棚，接受审查；妻子远在大西北荒漠边的另一干校劳动；儿女们上山下乡，天各一方接受再教育。当军代表问项南如何对待老人问题时，他只好强忍悲痛，如实相告：“我现在自身难保，已没有家了，一切相信和依靠组织。”
不久，辽宁省决定将项南的父亲送原籍福建连城农村老家朋口安置。所幸的是，项与年得到了当地领导与群众的关爱。一天夜晚，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许亚到连城检查工作，所到农村都是夜色苍茫，一片漆黑，唯独途经朋口小镇时发现眼前灯光闪烁。他惊奇问道：“这里怎么会有电灯？”当地干部介绍说，这是一位革命老干部的无私奉献。许亚极为感动，特意进村拜访革命老人。交谈中，他意外得知老人的儿子叫项南，不禁惊喜万分。因为他和项南是新四军时期的战友。他顿时高兴极了，紧紧握着老人的手久久不放。他发现老人身体太弱，患有多种疾病，于是指示随行人员连夜派车，将老人送往省城疗养院检查、治疗。
粉碎“四人帮”后，项南获得平反，离开河南返回农机局担任领导职务，妻子和儿女也先后回到北京。此时此刻，他更惦念远在故乡的父亲，欲将老人接到北京赡养。只是父亲的户口在福建连城，进京转户口需报中央组织部审批。于是，他提笔给时任组织部长的郭玉峰写申请报告，孰料这位部长不久却严肃地对他说：“你父亲是一个老革命，你也是一个老干部，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嘛，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如果大家都要求进北京解决户口问题，那不是让组织上为难吗？”这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让项南哭笑不得，只好从此不再提此事。
不久，中央决定调整中组部领导班子，胡耀邦出任部长。一次开会，胡耀邦见到项南，关心地问其父亲的近况，还询问为什么不把老人接来北京团聚。项南有口难言，只好将郭玉峰的谈话如实相告。
胡耀邦听后，感到不可理解。他随即提笔批示将项南的父亲安排进京落户。
福建省龙岩地委接到胡耀邦的批示后，又为项与年全面进行了体格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发现老人患有严重的肺炎，不宜远行。只好安排在医院继续治疗，同时写信告诉项南：“一俟老人病情好转，就派人护送进京。”
此时，项南正受命紧张准备率中国农机代表团赴意大利考察。
就在项南率代表团登机出国时，邮局紧急送来一份电传噩耗：“老人因病治疗无效，已病逝龙岩，享年８２岁。”
项南带着深沉的哀痛，含泪飞往欧洲执行公务，委托妻子汪志馨赶往福建家乡料理丧事。
革命老人病逝的噩耗传到辽宁后，辽宁省革委会和省委深感不幸。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７日，辽宁省革委会在沈阳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项南闻讯后，偕同妻子前往悼念父亲。夫妇俩到达沈阳后，没有惊动省委，而是悄悄地找到了一家旅馆住下。
追悼会开得很隆重，会场上的横幅上庄严地写着“梁明德同志追悼会”。省领导任仲夷、黄欧东和项与年的老战友黄火青、罗青长、周子健等都纷纷到会。
那天，项南夫妇仍然不愿给组织添麻烦，没有通知省委机关。他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伐，悄悄进入追悼会现场，默默排队随着悼念人群缓缓前进。项南夫妇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属于知名人士，有人发现他们突然出现在追悼会上，都感到十分惊奇、诧异。许多人不知道梁明德和他是父子关系，纷纷好奇地议论。甚至连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也百思不解，悄悄把他拉到一边问道：“你是怎么认识梁老的？”当项南道出真情原委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大家无不对项氏父子的奇特经历和低调为人的高尚风格感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