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莉：香港的教育问题，是有意还是无意发生？
黄均瑜：港英政府时期管得特别严，但随着它撤退，港英政府有意放松了对教育的控制。
吴小莉：你说过中学生的价值观，其实是不足的。
黄均瑜：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在学生中占据了主流的模式。对于特别是未成年的学生，一些传统的价值观，仍然是一个基础。
本周专访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
黄均瑜
2021年8月10日，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宣布解散。其在2012年助推反国教风波。在2019年“修例风波”中，呼吁教师和学生罢课上街，这些举动严重影响了香港教育的正常运行。
教协解散后，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简称“教联会”），将承担起更多服务教师群体的职责。黄均瑜，自2014年担任教联会的会长。
起底教协，解散前为何壮大？
吴小莉：1973年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成立，1975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成立。为什么教协成立之后，能不断壮大？
黄均瑜：他们有自己成功的方法。比如购置物业，他们比我们更有眼光。至于政府对教协的支持也比较明显，因为政府觉得教协代表着整个香港教育界。
吴小莉：您是说港英政府，还是香港特区政府？
黄均瑜：两个都是。
吴小莉：教联会在香港回归之后，都还没办法成为主流？
黄均瑜：这个当然是。因为政府以前的思维属于比较严守“政治中立”，所以在香港回归之前，教联会就被边缘化。回归之后，这个情况有所好转，它不将教联会边缘化了，但它还是严守中立，来平衡两边。就是说有教联的地方，就必然要有教协；有教协的地方，港英政府会去找教联会进行平衡。
放松对香港教育方面的管理?
港英政府，刻意为之
2019年香港爆发“修例风波”，近九千人被捕。其中四成是学生。
吴小莉： 2014年“非法占中”到2019年“修例风波”，有这么多学生走上街头。有人说尤其在回归之后，香港教育出了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均瑜：教育是责无旁贷的，但我觉得教育也不能背负所有的责任。因为学生所受的影响除了来自学校和老师，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学生受到了很大的外界影响。比如“占中”、“黑暴”，这些都不会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就算在学校里，有个别老师会做出一些出格的行为，我们分析过这样的老师不会超过1%。“黑暴”时期，教协提出要罢课，我们就提出不该罢课，要紧守岗位。我们看到绝大部分学校都没罢课，老师都能够紧守岗位。
当然老师的缺点或者我们的盲点就是，我们香港教育培养的老师是专业的，专业体现在他教的那一科目，但在政治方面对很多老师来说，的确不是他的强项，所以老师们会很容易受到传媒甚至社会风气等等的影响。
吴小莉：香港教育的一些细节问题，是有意还是无意发生的？
黄均瑜：大方向是有意的。港英政府对香港教育的管理是特别严格的，所以当时教育处处长的官位都比其他处长要高，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职位。
吴小莉：它们很明白，教育是改变人心很重要的一环。
黄均瑜：它们很重视对于教育的控制，但是随着它的撤退，有意地放松了对教育的控制，包括课程又不归政府管，是有一个课程发展议会，曾经还规定一定要请外面的人来做，不可以让公务员来做；教育学院现在变成教育大学了，以前教育学院是由政府管理，里面的教师是公务员，现在变成大学了，教育自主了；考试方面，又成立一个考试局，教育局又没得管了。
所以，课程、考试和教师，教育局全部都不管，全放开了。实际上，教育局能够管的方面越来越少，它鼓励的“代议政治”、“还政于民”，慢慢滋生了民粹的倾向，所以这个大方向上面就是有意为之的。
香港教育的主要问题：
泛通识化、考试、教师
吴小莉：你也提到如果是教育出的问题，通常是通识教育、考试，还有教师。通识教育没有教材、没有课本，都是来自报纸、媒体，这个情况可能造成了学生学习的碎片化，同时也造成了学生的政治早熟。
黄均瑜：通识科的弊病有很多，因为他只说正反，不讲对错，在历史科里面也出现这个情况，只说pros and cons, no right and wrong......这个对于年纪越小的学生影响就越大。因为在教育里，我们说价值观的建立其实是从小培养的，通识科所谓“通识教育”的理念它扩散到初中、扩散到小学，甚至有的扩散到了幼稚园，它都是用一个通识的倾向。
吴小莉：为什么会扩散到这么小的年龄段？
黄均瑜：通识教育成为一种潮流，它扩散到影响了所有科目。至于“碎片化”，这不只是通识科的问题，我觉得是香港课程里一个主要的弊病。因为我们会出现一些老师觉得难教的内容，我们就去掉它；学生觉得难学的或者没兴趣的，又去掉它。
吴小莉：物理、化学、数学如果难教就不教的话，那学生的基础就很差了。
黄均瑜：除了基础差，在每一科里面，如果学生没有一个很系统的逻辑思维的训练，他分辨是非的方式就是通过看人多人少，人多就是对的。为什么会这么多人会走上街？因为人多就是对的，人多就是真理。
再加上我们现在社交媒体、电子传媒等等都是碎片的，用一个标题去决定，现在没人看文章了，慢慢地一句夺眼球的口号就很容易挑起一些情绪，所以就会出现一些社会事件。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卷进去？因为他不能分辨对错，认为人多了做的事就是对的。
吴小莉：我不太理解考试也造成了一些问题，是因为考试的出题方式吗？
黄均瑜：考试一直都是一个指挥棒，基本法督导委员会就是要推广各个政府部门、全香港去遵守基本法。我当时提出一个意见，我说你组织多少活动，都不及在考试里出一道和基本法有关的题目。
吴小莉：这样所有的学生就必须读，而且要读透基本法。
黄均瑜：你不叫他看，他都会去看、去研究基本法，老师也一样。我提出这个意见，当时考试局同意了，它说需要一点时间，当时答应的是三年内就会有一道基本法的题目，现在三年又三年、再三年，那些考试局的人都换届了，我们还没有关于基本法的题目出现。所以，怎样用好考试这个指挥棒？当然，通识科它做了一个反面示范，里面很多的政治题目，指挥我们的学生走去了另外一个方向。
吴小莉：您提到中学生的价值观其实是不足的，尤其在责任感、坚毅和尊重他人的方面。为什么有这样的体会？
黄均瑜：现在的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开始式微。另外，一些所谓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包括一些所谓的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就在我们学生中占据了主流模式。但我始终觉得，特别是对于未成年学生，一些传统的基本价值观仍然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基础。
吴小莉：比如？
黄均瑜：我也批评香港教育局的十大价值观，现在列出来的没有孝顺。我们说百行孝为先，尊敬长辈，他将来才可以立身处事，而不是从小教他要自由、要平等、要公正、要改变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帮他打好基础，无论在家长、在学校都要坚持，不要让一些社会风气或者社会思潮带歪了。首先，做好自己，才可以改变别人，改变这个社会，追求更宏大的理想。
香港教材的编写，
让香港教育走了很多弯路
吴小莉：1998年您在福建中学（小西湾）做创校的校长。
黄均瑜：对，回归之前传统的爱国学校有几所，当时还是在港英年代，港英政府把它边缘化了，福建中学（小西湾）中学是回归以后，董先生首先批给了这个爱国团体。
吴小莉：因为董先生希望有“两文三语”，但是这个“两文三语”当中普通话的中文部分，是比较困难去找到教材的，所以您和您的同事们就开始编教材。
黄均瑜：比较成熟的就两套教材，一个是中国语文，一个是中国历史。
吴小莉：当时在学校自己编写教材，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吧？
黄均瑜：系统、成熟地编写教材是没有的，我们应该是唯一的。老师用空余的时间编写了这个教材，花了6年时间。当时语文的改革，我们发觉走了一段弯路，所以取消了课本。因为没有范文，大家自动就地取材。我们觉得就地取材不是一个可行的、有效果的办法，所以我们就自己编写了一个我们觉得合适的教材。
吴小莉：关于香港的历史教育，以前两种方法，“从香港看中国再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再看香港”。您觉得应该是“从中国去看世界”？
黄均瑜：举一个例子，我见过一个年轻人，他和我说他在香港的一间大学读中国历史，他那个教授和他说“抗日战争”是不对的，应该说“中日战争”，这样才客观。我听完之后火都上来了，我立刻说怎么可能，你跑来我家里打完、砸烂，又杀人、放火，然后就说两个人打架而已，怎么可能？
一位大学教授是这样看历史的，他是抽离的，他是一个“太空人”，没有了价值判断。“中日战争”、“抗日战争”是一个名词，但已经反映出我们历史观背后的问题。作为教育工作者，需要给学生一个清晰的“你作为中国人”的立场，从一个中国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做校本课程，本身也是老师学习的一个过程。
爱国教育，
如今可以理直气壮了
吴小莉：在香港回归之前，爱国好像并不是主流，甚至回归之后的前一段时间，你要讲爱国还要特别小心，有这种情况吗？
黄均瑜：肯定有这个情况。因为在香港就是我们爱什么都行，爱猫、爱狗、爱地球都行，但是爱国就不行，甚至成为一个禁忌，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所以，当时找我做校长，我有点“爱国，舍我其谁”的感觉，我们会努力地举行升旗礼，作为一个爱国的标志。
吴小莉：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坚守了这么多年爱国爱港的教育、服务教师的责任，终于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黄均瑜：“爱国者治港”提出之后，特别是通过完善选举制度，确立了需要“爱国者治港”之后，整个香港的气氛都改变了，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去做了。
黄均瑜在纪念册写下，“润物无声”
吴小莉：作为一个老师、教育管理者以及一个教育联会的会长，您对于香港未来的教育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黄均瑜：“一国两制”是一个很独特的制度，怎样建立一个和“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这个需要一些技巧。比如说在“一国两制”之下，我们不会要求香港的学校，或者香港的教育向内地看齐，我们有香港的优势，但是我们也不是要完全脱离国家，而自搞一套教育。这两者之间，怎样取得一个平衡点？这应该是未来所有从事教育的、特别是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应该要去好好思考和实践的。
编导：梅苑
制作人：韩烟
编辑：马晋 张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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