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金瓶梅》与《隔帘花影》、《金屋梦》是一组《金瓶梅》的续书，而后两种是前一种的删改本，故名为三书，实为一流。
清代小说批评家刘廷玑早就指出[1]，中国小说的创作有一种续书的传统。时至康熙年间，其续书之多，已经到了“不胜枚举”的地步。
就“四大奇书”而言，《三国》有《续三国》、《后三国志》，《西游》也有《后西游记》、《续西游记》，《水浒》有两种《后水浒》，而“《金瓶梅》亦有续书”。
刘廷玑所说的《金瓶梅》续书，就是指这部紫阳道人丁耀亢所撰的《续金瓶梅》。
其实，早在《续金瓶梅》之前，就有一部名叫《玉娇李》的《金瓶梅》续书问世[2]。
据袁中郎说，此书亦出自原作者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呆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
后来，沈德符在工部郎中丘志充那里亲自翻阅了此书后指出，此书“暗寓”明朝史事，甚至“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其名”。
其“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
可惜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丘志充离京出守，不久被斩后，这部《玉娇李》就下落不明了。
《玉娇梨》
有人认为，现在我们所见的《续金瓶梅》即是《玉娇李（梨）》：
《玉娇梨》与《金瓶梅》相传并出弇州门客笔，而弇州集大成者也。《金瓶梅》最先成，故行于世；《玉娇梨》久而始就，遂因循沉阁，——是以耳名者多，亲见者少。
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实得其详，云《玉娇梨》有二本：一曰续本，是继《金瓶梅》而作者，男为沈六员外，女为黎氏，其邪淫狂乱，刻画市井之秽，百倍《瓶梅》，盖有意丑诋故相，痛詈仇人，故一时肆笔，不觉已甚。
弇州怪其过情，不忍付梓，然递相传写者有之。一曰秘本，是惩续本之过而作者，男为苏友白，女为红玉，为无娇，为梦梨，细摹文人才女之好色真心，钟情妙境，……
这段话，笔者客岁见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玉娇梨》卷首之《缘起》。
此说鲜为人知，显然是一种为了抬高后出的《玉娇梨》的声价而作的附会。
因为这里所述的所谓“续本”《玉娇梨》实即《续金瓶梅》的内容，与袁中郎、沈德符所见的《玉娇李》大相径庭，难怪这段《缘起》也为以后刊印的《玉娇梨》所剔除。
那么，《续金瓶梅》果真与《玉娇李》一无关系吗？也不见得。我认为，《续金瓶梅》的创作是直接受到了《玉娇李》的启发。
这是因为藏有《玉娇李》的丘志充与丁家同是山东诸城名宦。丁耀亢与志充子丘石常又一生友善，意气相投，齐名当日。万历四十七年，丘石常十四岁，而丁耀亢已二十四岁了。他俩都喜欢小说传奇。
对于这样一部奇书，即使当日未及寓目，也必当闻之于父老。今虽难以考定两书情节之异同，但就其因果报应和暗寓政事这两大基本精神而言，则一脉相承。
可见丁耀亢后来以这样的笔法来续写《金瓶梅》，是受到了那部当时名声较大的《玉娇李》的影响的。
然而，《续金瓶梅》毕竟不是《玉娇李》。它是作家丁耀亢经历了明清易代、一生坎坷之后，于晚年创作出来的一部色彩斑斓而容量丰富的力作。
绘画 · 丁耀亢与兰陵笑笑生
丁耀亢（1599－1671）3字西生，号野鹤。父惟宁、从兄自劝，皆成进士，仕宦有声。弟耀心、从子大谷，崇祯中乡举，独耀亢负逸才而久不第。
以诸生走江南，从大画家、《金瓶梅》藏有者董其昌游。既归，郁郁不得志，取历代吉凶诸事，作《天史》十卷。明朝末年，国事腐败。
种种弊政，对丁耀亢刺激良深。后他在传奇《蚺蛇胆》中，借黄门之口吻，抨击明代弊政、搢绅陋习，“过于贾生之流涕，有如长孺之直戆”[4]，将长期郁积，倾泻而出。清兵至，耀心、大谷出资纠兵守城，城破殉难。侄豸佳“为大兵所伤跛一足”[5]。
国仇家难，铭心刻骨。而战乱所至，满目疮痍。正如丁耀亢在《陆舫诗草·田家》一诗中所描写的：
乱后有田不得种，蚕后有丝不及用。官家令严催军需，杂差十倍官粮重。县官皂隶猛如虎，荒田不售鬻儿女。门前空有十行桑，老牛牵车运军粮，何时望得大麦黄。
为升米计，顺治初年他于役淮上，又泛海北游，有“无聊生理缺，奴仆请逢迎”之句。
顺治九年（1652），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其时名公卿多与结交，声名大噪。顺治十一年（1654）为容城教谕，十六年迁惠安知县。他不愿从政，越年即以母老告退[6]。
丁耀亢为人倜傥不群，权奇好事。《今世说》说他“襟期旷朗，读书好奇事，高谭惊坐，目无古人”。曾记有这样一事，可见其为人一斑：
丁野鹤官椒邱广文，忽念京师旧游，策长耳驴，冒风雪，日驰三四百里，至华严寺陆舫中，召诸贵游山人琴师剑客，杂坐酣饮，笑谑怒骂，笔墨淋漓；兴尽，策驴而返。
他一生著述甚多。其诗词今存有《丁野鹤遗稿》，内含《逍遥游》、《椒邱集》、《陆舫诗草》、《江干草》、《归山草》、《听山亭草》。
《（乾隆）诸城县志》称其“为诗踔厉风发，少作即饶风韵，晚年语更壮浪，开一邑风雅之始，县中诸诗人皆推为前辈”。
然此集列入《清代禁毁书目》之中，尤以《逍遥游》一集，指为“中间违碍之语甚多”。
其传奇今存《西湖扇》、《化人游》、《蚺蛇胆》、《赤松游》四种，“沈雄清丽，兼而有之”，尤其《蚺蛇胆》一剧，“结构谨严，关目生动，词藻尤清丽遒健，远胜《鸣凤记》之拉杂散漫。”[7]
然由于当时触犯时忌，使上官不敢进呈，今也有种种原因，丁耀亢之传奇未为曲家所重，殊为可叹！
小说《续金瓶梅》，今可考定为丁耀亢在顺治十八年（1662）六十三岁时所作。
这是因为此书卷首《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子解序》称：“今见圣天子钦颁《感应篇》，自制御序，谕戒臣工。……亢不敏，卧病西湖，……以不解解之。”
西湖钓史《续金瓶梅集序》也说：“遵今上圣明颁行《太上感应篇》，以《（续）金瓶梅》为之注脚。”
可见此书创作离“天子钦颁《感应篇》”不远，而作者当在杭州之时。今查，清顺治十三年上谕刊行《感应篇》。
时丁耀亢在直隶容城，后至福建惠安，至顺治十七年六十二岁时告退，其间不可能创作《续金瓶梅》。
翻至小说第六十二回，作者根据《搜神后记》中丁令威的故事和自己切身遭际，虚构改编成一个三次转世的故事：
东汉辽东鹤野县仙人丁令威，五百年后为临安西湖匠人丁野鹤，至明末又有同名同姓的一个丁野鹤，自称紫阳道人。
这段故事不但较为露骨地寄寓了作者的民族情绪，而且为研究作者本身提供了信息。
鲁迅先生首先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据此解开了作者之谜，指出紫阳道人即是丁耀亢，此书当成于清初，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就在这里，鲁迅先生忽略了这样一段话：
……临安西湖有一匠人，善于锻铁，自称丁野鹤，弃家修行，至六十三岁，向吴山顶上结一草庵，自称紫阳道人。……留诗曰：“懒散六十三，妙用无人识。顺逆两相忘，虚空镇常寂。”
这显然是夫子自道，点明了此书即作于六十三岁之时。揆之丁耀亢的一生经历，也正相符合。
此书即于当年开雕，世称有顺治原刊本者当为此本。然此书一出，祸即天降。
康熙四年乙巳（1665）八月，六十七岁的丁耀亢即以此书下狱。其《归山草》有诗记其事。诗名较长，曰：《乙巳八月以续书被逮，待罪候旨，至季冬蒙赦得放还山，共计一百二十日。狱司檀子文馨，燕京名士也，耳予名，如故交，率诸吏典各醵酒，三日一集，或至夜半，酣歌达旦，不知身在笼中也。各索诗纪事，予眼昏作粗笔各分去，寄诗志感》。诗曰：
独坐怜寒夜，圜墙起鼓声。雪晴光不定，月暗影空明。椽史藏文士，穷交仗友生。莫轻谈往事，一醉颂升平。
后又有《焚书》一首：
帝命焚书未可存，堂前一炬代招魂。心花已化成焦土，口债全消净业根。奇字恐招山鬼哭，劫灰不灭圣王恩。人间腹笥多藏草，隔代安知悔立言。
这些在铁幕下面迸发出来的沉痛诗句，隐约地透露了这部书的得祸之由并不在于“诲淫”，而在于“轻谈往事”和欲为人间“立言”而已！
这和刘廷玑给《续金瓶梅》所加的罪名首先是“背谬妄语，颠倒失伦”，也相一致。
《金瓶梅续书三种》
另外如龚鼎孳《定山堂诗集》中的《赠丁野鹤》其三也透露这部续书遭焚的基本原由：
江山如此恨人留，痛哭书焚向古丘。热血空怜霜草碧，遗民今见竹林游。垂阳袅袅能愁客，彼黍离离又报秋。避世不如忘世逸，逍遥神解失金牛。
后来，康熙帝之所以还是将丁耀亢释放，恐怕由于他刚下诏表过这样的态：“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8]
然而，这一百二十日的铁窗生活和不得不将一部“奇字”付之一炬，对于一个望七老人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丁耀亢从此两眼昏然，丧明逃禅，自署木鸡道人。文人之厄，莫此为甚！而一部《续金瓶梅》，从此也就被打入地狱，难见天日！
现在，我们打开《续金瓶梅》，劈头就是一篇《太上感应篇》。
丁耀亢想把整部小说就当作《感应篇》的“无字解”，即不直接用一般的笺注诠解等方式来解释，而是别出心裁地用小说故事来加以“参解”。
丁耀亢之所以这样做，不能说他没有拿着皇上推荐的《感应篇》来作大旗打掩护的用意，然而应当说，主要还是由于生逢“天下无道”之时的他对于《感应篇》的欣赏。
《感应篇》一书的内容，多取自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以因果报应为纲，劝人为善遏恶。
正如丁耀亢在《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序》中所说：“天下有道，听治于人；天下无道，听治于神。”
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那混乱的年代里，还有什么比用因果报应更有效力地去鼓动人们为善呢？因此，《感应篇》自《宋史·艺文志》始有著录以来，一直非常流行。
特别是明末清初的许多小说，不但往往以因果报应、劝善惩恶作为其创作的主旨，而且常常直接描写和引用了《感应篇》以及《文昌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等“善书”。
如《西湖二集》卷三《马神仙骑龙升天》就有马自然引用《感应篇》劝人的场面，《红楼梦》第七十三回也写到了迎春读此书[9]。
丁耀亢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难免也受到了影响。今从其卷首所列引用的书目来看，尽管有三教九流五十四种，但《感应篇》无疑是贯穿全书、引用最多的一种。
他所引用的《感应篇》的语句大都在每回的开头，作为故事开展的依据。而在这些语句中，除了“三台北斗神君”一段宣扬迷信和报应纯属糟粕外，其余多为劝人在道德上自我完善。
这固然对稳定封建统治有利，但对整个社会的安定，风俗的淳正，也有益处。换句话说，劝善惩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
至于《感应篇》开头所说的：“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四句纲领性的话，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并非以因果报应四字所能包括。
因此，对于丁耀亢以《感应篇》来统率全书，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他宣扬因果报应、封建迷信的落后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生在那样一个乱世之中，对于“矜孤恤寡，尊老怀幼”，“济人之急，救人之危”等美德的赞扬，对于淫荡、负义、欺诈、狠毒等邪恶的谴责，自有其积极的一面。
其小说最后一回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今讲一部《续金瓶梅》也外不过此八个字，以凭世人听解，才了得《感应篇》、《劝善录》的教化。”
可见，他这部小说“借因果说起”，而归根结蒂只是劝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已。
本来，在等级社会里，诸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类口号，往往是统治阶级用来教训下等臣民的；不同寻常的《续金瓶梅》却是用它来首先针对统治集团的。
应当说，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写人则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娼妓奴仆，男女老少，各色人等，色色皆到；写事则军国大事，地方吏治，宗教迷信，世道人心，也全面顾及，描绘出了一幅相当广阔的乱世风俗画卷。
然而，他明确点明其创作宗旨是：“世上风俗贞淫，众生苦乐，俱要说归到朝廷士大夫上去，才见做书的一片苦心。”（第五十八回）
如何“归到朝廷士大夫上去”？且看作者在第三十四回中的解释：
做《金瓶梅》因果，只好在闺房中言语，提醒那淫邪的男女，如何说到缙绅君子上去？不知天下的风俗，有这贞女义夫，毕竟是朝廷的纪纲，用那端人正士。
有了纪纲，才有了风俗；有了道义，才有了纪纲；有了风俗，才有了治乱。一层层说到根本上去，叫看书的人知道这淫风恶俗从士大夫一点阴邪妒忌中生来，造出这个不阴不阳的劫运，自然把礼义廉耻四字一齐抹倒。
没有廉耻，又说甚么金、瓶、梅三个妇女？即知西门庆不过一个光棍，几个娼妇，有何关系风俗？看到蔡太师受贿推升，白日的做了提刑千户，又有那蔡状元、宋御史因财纳交，全无官体，自然要纪纲凌夷，国家丧灭，以至金人内犯，二帝北迁。
善阅《金瓶梅》的，要看到天下士大夫都有了学西门大官人的心，天下妇人都要学金、瓶、梅这样的，人心那得不坏，天下那得不亡？
这是就总体构思而言，而在具体描写中，如有关李师师的浮沉、大觉寺的建立等下层社会的描写，都十分典型又直接地点明了“乱自上作”这样一种观点。“小路截来大路抛，乌鸦衔肉遇鹏雕。如今仕路多如此，总替旁人先上腰。”（第八回）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越是上层，越是可怕。因此作者对上层集团的种种罪恶的抨击特别严厉。
诚如在第七回中所说的：“至于身居大位，势取民财，或是买免人命，杀人奉上，食了朝廷俸禄，不能为民，反行酷暴，比盗贼加一等，那有不犯王法，不遭天刑之理？”
丁耀亢这样异乎寻常的矛盾向上的态度，难怪要被刘廷玑斥为“颠倒失伦”了，而现在看来，正在这里闪烁着民主性的光华。
《太上感应篇》
《续金瓶梅》在描绘这幅乱世画时，不仅仅一般地把罪孽归结于上就算了事。而是面对当今现实，胸怀亡国之痛，多方面地探究了明朝亡国的历史教训。
现在看来，作者之所以要选择《金瓶梅》来作续书，根本不是由于《金瓶梅》是一部有名的“淫书”而可以招徕读者，而是由于《金瓶梅》的续书可以顺理成章地以宋金征战的历史背景，来影射现实的明清易代。
在整部小说中，作者留下了许多痕迹来暗示宋犹明，金即清。如第六回、第十九回出现的“厂卫”、“锦衣卫”等，均是明代特置的官署名目，而第二十八回、第三十五回提及的“蓝旗营”、“旗下”等清代所有的八旗制度，并非是金人的军事建制。
又如第五十三回写金人占据扬州后有《满江红》一词曰：“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
这“清平三百载”，以举其成数而言，正与统治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相合，而非指仅有一百七十六年的北宋王朝。金人屠戮扬州的描写，不能不使人联系起清初惨酷的“扬州十日”。
诸如此类，特别是当时的读者谁都会清楚地了解到作者的真实用意。
在行文中，作者又不时流露出自己作为一个遗民对于故国的哀思。
朱眉叔先生曾经指出：第六十二回描写三世丁野鹤的一段文字中，作者“自称为明人”，“描写自己‘朱顶雪衣’，实即隐喻自己是朱明王朝的人，身著丧服凭吊被满清统治集团蹂躏的人民和国土”[10]。这是很有眼力的见解。
实际上，这里也揭示了丁耀亢之所以以“野鹤”为号的奥秘：自己就犹如一只“朱顶雪衣”的野鹤！第十四回，他又竟敢径书“大明万历年间金陵朱之蕃状元”的故事来。
朱之蕃乃实有其人，为万历二十三年状元。今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孤本小说《三教开迷演义》之叙言即署“金陵朱之蕃”撰。丁耀亢在清朝开国之初竟将故国称之为“大明”，实在是胆大包天。
再如第三十六回开头，作者引了两首诗词后比较集中地抒发了“兴亡之感”：
单表古人诗词，多因故国伤心，闲愁惹恨。叹韶华之易尽，则感寄春风；悲陵谷之多迁，则魂消秋月。拈就鸳鸯，写成江淹离恨谱；飘来蝴蝶，编成杜牧断肠诗。
也只为托兴遣怀，方言醒世，真却是假，假却是真。自有天地古今，便有这个山川，这个岁月，这个人情世态，这个治乱悲欢，笑也笑不得，哭也哭不得。
陵谷变迁，山河易色，对于丁耀亢来说是十分悲痛的。悲痛之余，他对于亡国的原因进行了思索，对于昏君、佞臣、弊政、恶习进行了严厉的鞭挞。
当然，这里不少笔墨是根据一般的封建纲纪来指责皇帝的荒淫无耻，不恤民隐，佞臣的献媚求宠，不忠不义，以致搞得民不聊生，边事废弛，一旦外敌侵犯，则“再无一个背城一战的”。但也有不少看法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例如第三十四回叙及南宋初年重立党人碑一事，说奸人们将“凡系讲恢复的指为党人，一切不用”，而自己“不讲军机大事，也不管金人到江北，依旧这个一本，那个一本，某人该封荫子孙，某人该加赠某官，终日在朝内讲修恩怨，各位闭户起来，彼此拜贺……大家上下胡混”。从而历论东汉唐宋以来的朋党之祸，言辞激切，曰：
古人说道：一个党字，贻祸国家，牢不可破！自东汉唐宋以来，皆受这门户二字之祸，比叛臣闹宦、敌国外患更是利害不同！即如一株好树，就是斧斤水火，还有遗漏苟免的，或是在深山穷谷，散材无用，可以偷生。
如若在树里生出个蠹虫来，那虫藏在树心里，自梢吃到根，根吃到梢，把树的津液昼夜吃枯，其根不伐自倒，谓之“蠹虫食树，树枯而蠹死；奸臣蠹国，国灭而奸亡”。
总因着个党字，指曲为直，指直为曲，大乱阴阳！
明朝亡国，岂不也与党争之祸大有干系！在位者不致力于征服自然，造福于民，而一心于你争我夺，自相攻伐，此上彼下，轮番不休，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岂不要每下愈况！
《幸存录》
假如我们联系同时代的夏允彝《幸存录》中的《门户大略》、《门户杂志》等一起来阅读的话，不能不感叹丁耀亢的这个结论是有的放矢、大有道理的：“这个党字，可不是累朝的祸根！”
再如第四十六回论及 “天下大乱，俱从人心虚诈而起”，也颇具只眼。
丁耀亢指出，当时的社会培养人们自小就诈伪做假，搞得“件件是假，一切妆饰在外面，弄成个虚浮世界”，“到了那纪纲不振的时节，有一法即有弊”。如“富贵家子弟”可以“现成做官，不用费力”，“似此初进门已是做了诈伪，日后岂替朝廷做出真正功业来的”？
这样，社会一片轻薄诈伪，最后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如此等等，丁耀亢的这些议论都是从明朝亡国之后，痛定思痛得出来的血泪之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续金瓶梅》就是明朝亡国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作者对于故国沉痛思念的同时，对于清初野蛮统治表现了强烈的仇恨。小说中一幕幕金人烧、杀、淫、掳的残暴场面令人惨不忍睹。汉族人民则挣扎在流离、屈辱、饥馑、瘟疫的苦海之中。
小说开场，即是描写清河县“遭金兵屠掠，城郭人民死去大半，家破人亡，妻子流离，……变成一片瓦砾战场”。
以后，特别是写兵围汴京，蹂躏山东，血洗扬州，更是弄得“野村尽是蓬蒿，但闻鬼哭；空城全无鸡犬，不见烟生”。
作者在描写到汉族的男女百姓被侮辱、被奴役时，其悲愤之情，往往能使人发指眦裂：
“那些北方鞑子，……将我中国掳去的男女，买去做牲口使用，怕逃走了，俱用一根皮条穿透，拴在胸中琵琶骨上。白日替他喂狗打柴，到夜里锁在屋内。买的妇人，用一根皮条，铁钉穿透脚面，拖着一根木板，如人家养鸡怕飞一样。”
凡此种种铺叙描述，副以不少诗词韵语，使血和泪、悲和愤贯串了全书。我们不需要多作引述，每一个读者都会时时感受到作者一颗反强暴、爱百姓的心在跳动。
从以上看来，《续金瓶梅》一书，乃是作者以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思想为主导，编织了一套《金瓶梅》之后的故事和人物，借此来描绘明清易代之际的一幅广阔的乱世画面，沉痛地总结了明亡的历史经验，愤怒地控诉了满清贵族的残暴统治，自始至终洋溢着爱国爱民的激情。
这也正如作者自己在《凡例》中所点明的：“前集止于西门一家妇女、酒色、饮食、言笑之事，有蔡京、杨提督上本一二段，至末年金兵方入，杀周守备而山东乱矣。
此书直接大乱，为南北宋之始，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贞淫大略，如尺水兴波，寸山起雾，劝世苦心，正在题外。”
因此，我们决不能仅仅把它当作是一部写男女之事的“言情小说”，或者是涉因果鬼神的“语怪小说”，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部小说是“可作社会小说读，可作宗教小说读，可作历史小说读，可作哲理小说读，可作滑稽小说读，可作政治小说读”[11]。
当然，这部小说也有不少糟粕，最突出的是宣扬报应迷信。这也直接地影响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力量。
小说中许多现象用因果来解释往往是越说越糊涂，甚至与其他观点产生了矛盾，如岳飞被杀而秦桧善终，乃至严正、吴银儿等得到的善报竟是当上了金朝的官员或者是汉奸的娘娘。
好在这类问题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是比较容易识破的，认识大致也不会有多大分歧。这里想稍谈一下有关本书的所谓写淫的问题。
不知什么时候起，中国的文艺作品描写性欲就成为罪恶。往往稍有所及就斥为淫书，视为下流，甚至给作者立即带来灾祸。
可是查一查老祖宗的经典，《周易》说：“男女媾精，万物化生。”
《礼·礼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他如管子主张“顺民心”，“从四欲”；荀子认为：“欲不可去，性之具也”；《吕氏春秋》也说：“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这些话或许离我们太远了，后来被诸如“不见可欲，使民不乱”（老子）的妙论，乃至“存天理，灭人欲”（朱熹）的高调所压倒。
可是，马克思也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12]
细思这一关系，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何人无之？人们假如把这种关系的描写一古脑儿地当作瘟疫一样看待，实在是一种被假道学扭曲了人性的变态，是人类不能科学地把握自己，乃至否定自己的一种愚昧落后的表现。
性欲问题被文艺作品正确地表现，正象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得到科学地研究一样，都是人类进步文明的标志。恩格斯在评价无产阶级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时说：
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
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的言谈而已。
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象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
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全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象罗曼诺民族那样，就象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斯那样，就象旧约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13]。
可见，表现肉感和肉欲的作品，不能笼统地斥为诲淫。文艺作品正确地表现男女之欲，是与淫书有原则区别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什么是淫书？淫书就是那种没有正当目的，违反科学道理，不讲人伦道德，毫无社会意义，不顾艺术表现，纯然以挑逗淫欲，描述性事为主，鲁迅所谓“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14]者也。
明清时代这类作品不少，如《欢喜浪史》、《株林野史》、《妖狐艳史》等就是。与此不同，作家基本上具有正当的创作目的，表现又是合情合理，从而伸张了社会正义，有助于人类文明，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打入“淫书”之列。
《续金瓶梅》写淫的动机，一方面是为了与《金瓶梅》协调，以“恐法语之言，与前集不合”；另一方面是为了劝戒，“使人动心而生悔惧”[15]。
核之正文，此言不误。本来，男女之间正常的性欲与不正当的淫欲应当是有区别的。
《续金瓶梅》与《金瓶梅》一样，主要并不旨在表现正当的人类情欲，而是着力于批判邪恶的淫欲。
假如说《金瓶梅》在批判淫欲时有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欣赏的口吻、低级的情趣的话，那么《续金瓶梅》的描写尽管不能说全部妥当合理，但其总的态度无论如何是严肃的。
特别是作者对于李师师、百花宫主一伙的描写，是寄寓了深沉的亡国之痛和民族之恨的。至于那些性行为的描写是否会产生不良社会效果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牵涉到读者方面的接受问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如此而已。对于未婚之黄童姹女，或者未受科学的性教育和有健全的性心理的人们来说，当然还是闭目修性，不看为妙。
《续金瓶梅》作为一部小说，在艺术表现上自有它的特色。它是一部人、事、情、理并头齐进的作品。小说中八十多个人物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第二类是《金瓶梅》中原有的人物，或为其转世；第三类是重新虚构的人物。
其中不论哪一类，大凡写上层的、正面的较多败笔，因多从概念出发；写下层的、反面的，较多生动，因多有实际体验。
这部小说的情节结构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独树一帜。它既不是链条式的，一环一环地推进；也不是结网式的，相互联系成一个整体；又不是串珠式的，将无数短篇联成一书；而是板块式的，将全书分成几块轮番演示。
作者或许在主观上想把吴月娘与孝哥母子离散至团聚作为主要情节，特意将全书的开头和结尾让给了他们，并且所占的比重也最大。
但实际上它与其他两大块：李银瓶的故事、黎金桂与孔玉梅的故事不相连属，各自独立，中间又不时插入一件件军国大事，断断续续。故掩卷而思，觉得此书缺乏中心情节，结构松散错杂。然在阅读之时，体会略异。这是因为：
一，由于作者在开头一再强调因果轮回之说，使读者心中先有一部《金瓶梅》打底，明确到以后的故事都是《金瓶梅》一书的继续，不自觉地把全书看成了一个整体；
二，全书又以宋金战争的历史贯串始终，这样虽然把各个故事在叙述上分割了开来，但却同时又使读者在意念上将各个故事联系成一体。
因此，此书实际上还是以因果轮回为经，以宋金征战为纬，把各块故事统一成了一个整体。这样的结构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是优是劣，自可讨论。至于这部小说的说理过多，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确是一弊。
刘廷玑批评它“道学不成道学，稗官不成稗官”，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这些议论往往表现得情词激切，沉着痛快，中间又常常缀以诗词韵文，增添了不少抒情的色彩。
《续金瓶梅凡例》说“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今因题附以新词，参以正论，较之他作，颇多佳句，不至有直腐鄙俚之病。”此话说得并不过分。
书中不少诗词出自丁耀亢之手，如若加以摘编，可成一集。其中像《江南妇女离乱歌》等煌煌长篇，实为不可多得之佳什。
总之，一部《续金瓶梅》，写人，叙事，说理，抒情，皆有可观之处，其不足是往往未能捏成一团，融为一体，难免给人以一种松散拉杂之感。
当我们对于丁耀亢及其《续金瓶梅》有所了解之后，就能比较容易地把握《隔帘花影》和《金屋梦》。
《隔帘花影》不题撰人，但卷首有四桥居士所撰序文一篇。四桥居士当为本书的删改者，或为其友人。
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曾指出：顺康间作家“天花才子编辑”的小说《快心编》，题“四桥居士评点”。
可见，《隔帘花影》当刊于康熙年间，于《续金瓶梅》遭禁后不久。后至同治年间，平步青在《霞外捃屑》卷九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紫阳道人《续奇书》，蔓引佛经《感应篇》，可一噱。梅村祭酒（吴伟业）别续之，署名《隔帘花影》。相传为隔一字读之成文，意在刺新朝而泄黍离之恨。
其门下士恐有明眼人识破，为子孙祸，颠倒删改之，遂不可读，但成一小说耳。
此言可证平步青本人未见《续金瓶梅》及《隔帘花影》两书，全部得之传闻，故纰缪甚多。然也道中了几个要点：
《隔帘花影》是从《续金瓶梅》而来，原书乃“意在刺新朝而泄黍离之恨”，改编者为避祸计而删改之。这说明了此等传闻，尽管在辗转相传中逐步走样，但其来源不假，且已深入人心。
今观六十四回的《续金瓶梅》被《隔帘花影》删去十六回篇幅，主要就是有关“刺新朝而泄黍离之恨”的内容。
那些金人烧杀掳掠的场面被大大削减，一些激越沉痛的议论大都被删，至于如徽钦二帝被掳北去、张邦昌称帝丑行、宗泽单骑攻东京、韩梁大败金兀术、洪皓哭徽宗、秦桧通挞懒等重大事件，全部被剔去，乃至有些细小故事也作了改动，如孔梅玉原受金主帅挞懒之子哈木儿的骗而作妾受苦，今将哈木儿改为汉族将军金钰之子金坚，抹去了异族矛盾的色彩。
诸如此类，《隔帘花影》的改编者为了避免文字之祸而所作的删改，无疑已改变了丁耀亢创作的初衷，大大地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
不过，《隔帘花影》的删改并非全是为了避祸，同时也考虑到艺术表现上的改善。阅读《续金瓶梅》最易使人头脑发胀的是：说教过多，故事太散。
对此，《隔帘花影》作了删和并的两大手术。大段说教以及因果轮回的冗长描述，均被剪删，吴月娘母子、李银瓶、黎金桂与孔玉梅这三大块故事都分别作了适当的合并，例如吴月娘母子故事在《续金瓶梅》里断断续续被割成了十多段，而《隔帘花影》将它并成了三段，相对比较集中，减少了破碎错杂之感。
另外，为了避免让人一眼识破此书即是已遭禁毁的《续金瓶梅》的删改本，故在序言中有意谎称此书是“继正续两篇而作”，且将“西门易为南宫，月娘易为云娘，孝哥易为慧哥，其余一切人等，名目俱更”。
但是，即使如此，此书仍然逃不出遭禁的命运。不久即与《金瓶梅》、《续金瓶梅》同被斥为“淫词小说”而列于《禁毁书目》之中，很少在社会上流传了。
时至清末民初，中国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又兴起了一股热潮。
民国四年（1915）二月，《莺花杂志》创刊号上即开始连载《金屋梦》（后即抽印成单行本），其卷首所载该刊编辑孙静庵所撰“识语”一则（单行本去“静庵”署名），有将此书“重价购之，稍稍润色”之语，可见此书实由他据《续金瓶梅》，并参照《隔帘花影》重新删改而成。
《金屋梦》卷前之《识语》和《凡例》，基本上是袭用了通行的《续金瓶梅》各序及其《凡例》之语句，然其中有《凡例》二则（“从来小说往往托兴才子佳人”与“是编悲欢离合”），竟与《快心编》之《凡例》完全相同，岂不怪哉！
难道孙静庵所据之本，确与署名“天花才子编辑，四桥居士评点”的《快心编》有着某种瓜葛吗？尚待进一步研究。
《金屋梦》成于清朝覆亡之后，对于《续金瓶梅》中触犯清政府的违禁之语不但毫无顾忌，而且正要加以宣扬，因此基本上恢复了原貌，有意号召人们把它当作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哲理小说来读。
只是考虑到近代科学思想的抬头，故主要删去了有关迷信果报的内容和一些说教，总共只有六十回的篇幅。
这样，《金屋梦》就成了一部迎合近代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思潮的作品。《金屋梦》在恢复《续金瓶梅》原貌的同时，当然也复原了情节松散的故态。
然而，令人感慨的是：《金屋梦》尽管尽力照旧，却最后还是不敢恢复《续金瓶梅》的书名。
究其原因，这部尽管删削了不少“淫词秽语”的新编本，还是怕其书名与《金瓶梅》沾边而招来“淫书”之嫌吧！
一部《续金瓶梅》，先因触犯时忌而遭焚，又因目为淫书而被禁，不得不两易其书名，乔装而出版。
笔者书至于此，不觉在灯前潸然泪下，一个有血性的作家，一部有思想的奇书，要得到人们普遍的理解是多么的难啊！
历史发展到今天，但愿《续金瓶梅》及其《隔帘花影》、《金屋梦》能得到人们正确的理解和公正的评价。
《金瓶梅讲演录》
注 释：
1 《在园杂志》。
2 此段引文均见沈德符《野获编》。
3 （乾隆）诸城县志》云“年七十二”，叶德均据此定为康熙九年庚戌卒。而丁耀亢实卒于康熙十年，故当为七十三岁。
4 郭棻《蚺蛇胆序》。
5 《（乾隆）诸城县志•列传》。
6 《（乾隆）诸城县志》云：“迁惠安知县，以母老不赴。”后学者多从此说。惠安县志亦缺载。实丁曾赴任，丘石常《楚村诗集》有《送鹤公令惠安》、《至日送鹤公令惠安》诗二首，另于《祝丁太母八秩序》中有“野鹤先生宰惠安之明年”云云。丁自著《江干草》即为此时所作。
7 郑骞《善本传奇十种提要》，见《燕京学报》第24期。
8 《清实录》。
9 参见日本小川阳一《〈西湖二集〉与善书》（《东方宗教》第51号）、《三言二拍与善书》（《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2集）以及吉冈丰义《道教的研究》、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的研究》等。
10 《明清小说论丛》第1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1 梦笔生《金屋梦凡例》。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11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9页。
14 《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182页。
15 《续金瓶梅凡例》。
文章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齐鲁书社《金瓶梅续书三种》卷首，齐鲁书社，1988。后收入《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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