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尔雅
因新冠疫情导致北美档期变动，近日多部迪士尼新片纷纷宣布改档。其中，原定于10月23日上映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推迟到12月18日上映。期待“神奇女侠”盖尔·加朵版琳内特的观众，要再多等上一段时间。
其实，这已经不是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一次被搬上荧幕，目前最为人熟知的是1978年的英国版本。电影巨星云集，延续了小说注重细节、多重悬疑的风格，并凭借绮丽华服拿下第5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随后，该片经上海电影译制厂翻译配音引入中国，成为一代人的侦探电影启蒙。
1978年英国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海报
多次改编成电影，无疑证实了原著小说的巨大魅力。的确，相比阿加莎其他作品，《尼罗河上的惨案》不仅保持了高标准的悬疑推理设定，还具备诸多适合影视化的特质：旖旎的异国风光、痴情的青年男女、诡异的连环命案……单在视觉效果上就已经是一场盛宴了。
年轻的琳内特拥有让别人羡慕的一切，美貌、智慧，还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然而她爱上了好友杰奎琳的男友西蒙，并迅速和对方结婚，两人决定去埃及度蜜月。被横刀夺爱的杰奎琳、企图掩盖财产问题的律师安德鲁，以及其他似乎是外人的游客，和新婚夫妇一同登上了卡纳克号轮船。尼罗河上，惨案发生了，熟睡中的琳内特被一颗子弹贯穿了头颅。
这并不是谋杀的终点。差不多同一时间，轮船观景舱内也发生了意外，杰奎琳愤怒地朝西蒙腿上开了一枪，被护士鲍尔斯小姐带到其他房间安置，贝斯纳医生随后赶来为西蒙疗伤。在船上度假的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又忙碌了起来。但每当有一点线索出现，与之相关的证人就会离奇死亡，他决定先清除三起谋杀案外表的杂质，以便发现“赤裸而闪亮”的真相。
整体来看，《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阿加莎此前的作品有两处明显不同。首先，故事发展到三分之一处才出现了谋杀，这对侦探小说而言非常危险，因为很容易消耗掉读者兴趣。其次，用极大篇幅描述爱情。小说中出现了各式爱情的侧写：狂热的、嫉妒的、贪婪的爱情，让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遭到伤害；互诉衷肠的爱意挽回了犯错者，也拯救了背负重压前行的姑娘；傲慢虚伪的态度，让表面正直的年轻人错过幸福。
悲剧始于爱情，终于爱情。当一切疑云散去，波洛没有及时谢幕，故事接上了看似赘余的最后一章，交代三条感情线的归宿：同归于尽、携手并肩和另觅他人。
《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封面
侦探小说家多萝西·塞耶斯认为，“侦探小说中的爱情越少越好”，以免非理性因素影响到推理本身。阿加莎却反其道而行之，热衷于描写爱恨情仇，多次让波洛兼任红娘角色。当然，任性建立在自信之上，自信可以用令人拍案叫绝的作案手法折服读者，自信可以巧妙地运用好这把剖析人性的手术刀。
惨案是有机会避免的。波洛不止一次提醒过，“不让要邪恶进入你的内心。”但深陷爱情的人啊，既不明白高傲的掠夺为别人增添了多少痛苦，也不清楚逼迫一个集狂热、聪明和果断于一体的人会有何种可怕后果。尤其当同谋是个幼稚、自大又贪婪的蠢货时，疯狂的场景就会不断上演，最终奏响一曲爱情的挽歌。
面对凶手出人意料的结局，阿勒顿夫人和波洛发出感慨：
“爱情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所以，很多伟大的爱情都是悲剧。”
但阿勒顿夫人看着那对并肩站在阳光下的爱人，又激动地说，“世间仍有快乐和幸福。”
这无疑是阿加莎在叙述“日常性邪恶”时保留的一丝善意，希望人们不至于对爱情只剩畏惧。这种善意不是偶发的，贯穿了整个写作生涯，在波洛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波洛很少回避道德判断，也不轻易为自己的职责划定明确边界。同理心经常会牵扯着他作出看似荒唐的选择，比如在处置凶手时考虑一位喜欢凑热闹的太太的感受（《罗杰疑案》），比如对一次情有可原的复仇保持缄默（《东方快车谋杀案》），甚至是暗中助力一个因爱生恨者最后的疯狂（《尼罗河上的惨案》）。这是波洛有别于其他侦探角色的重要特征，也是其格外迷人之处。（尔雅）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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