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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帽子王——僧格林沁
人物小传:
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左翼后旗人，道光帝姐姐的过继儿子，晚清名将。
咸丰、同治年间，僧格林沁参与对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战斗，历经大小数百战，生擒林凤祥、李开芳，威震海内。《天津条约》签订后，僧格林沁力主抗争，在大沽口保卫战中重挫英法联军，取得了1840年以来中国对外战争的第一次胜利。1865年，他在与捻军作战中，被围困山东菏泽，后战死于山东曹州高楼寨。
青年僧格林沁
时代骄子——黄金家族的子孙僧格林沁，姓博尔济吉特氏,嘉庆十六年(1811)生，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65年5月18日)卒,蒙古亲王。
僧格林沁在晚清王爷中颇具传奇，他出身蒙古黄金家族，因过继而成显贵。他主持的军事活动，既对内(太平军、捻军)又对外(英法联军)，既有输又有赢。每一个历史人物，在其一生中，都会有几件大事来奠定他的地位。而最能体现僧格林沁一生业绩的，主要有四件事：第一件，咸丰五年(1855)消灭太平天国北伐军；第二件，咸丰九年至十年(1859—1860)与英法联军两次对阵，前次胜利，后次失败；第三件，咸丰十一年(1861)拥立两宫太后，促成“垂帘听政”；第四件，同治初年重创北方捻军。僧格林沁身为亲王，一生与奢华的王府生活无缘。他是晚清王爷中的一个“异类”，把大部分精力与时间，都消耗在不间断的征战中。僧格林沁骁勇、善战，为清王朝不惜肝脑涂地，最终战死沙场，他死后追谥号“忠”，这也是他毕生的写照。
僧格林沁是蒙古黄金家族铁木真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子孙。
在古老传说中，是“苍狼”与“白鹿”缔造了蒙古民族。在这些“苍狼”与“白鹿”的后裔里，不仅诞生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铁木真)，也出现过“一代神弓”哈布图哈萨尔。哈萨尔是也速该的第三个儿子，铁木真的同母兄弟。《蒙古秘史》记载，在铁木真与乃蛮部的残酷战争中，哈萨尔统率中军，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干。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建立大蒙古国，号成吉思汗，赐予哈萨尔4500封户，封地在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历经元朝一代，其后裔都在此驻牧。明代以来，以哈萨尔嫡裔为核心的科尔沁部逐渐南迁，散布于北起嫩江流域，南到西拉木伦河的广袤地域，也就是人们习称的科尔沁大草原。
16世纪末，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于辽东，科尔沁部是最早归附的蒙古部落。此后近三百年间，清朝皇室与科尔沁部蒙古王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姻关系。在清朝皇室中，蒙古族皇后共有6位，其中4位出自科尔沁部，即清太宗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清世祖的废后(后降封静妃)和孝惠章皇后。孝庄文皇后名布木布泰，13岁嫁皇太极，从妃、皇太后，又升到太皇太后，75岁去世。她在宫中生活了60余年，身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是当时最具影响的人物。
当科尔沁部王公的格格嫁入清宫的同时，清朝皇室的公主格格们也不断下嫁科尔沁部王公。据统计，清代共有118位公主格格下嫁蒙古各部落，其中嫁往科尔沁部的24人，约占五分之一。
清朝实行的满蒙联姻，有别于历史上汉唐等朝的和亲政策。汉唐是中央统治者对边疆民族的单方面下嫁，而清朝则是双方互相嫁娶，为使这种联姻关系固定化，还建立了“备指额驸”制度。即规定在内蒙古的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奈曼、翁牛特、敖汉等归顺较早的13个旗内，于王公贵族的嫡亲子弟及公主格格的子孙中，挑选15岁以上20岁以下聪明俊秀者，将其注册登记，每年报送中央的理藩院备案。这些蒙古青年，在其父兄于年节到京向皇帝请安时随同前往，以备皇室选为公主格格们的额驸(夫婿)。在众多蒙古部落中，被指定实行备指额驸制度的仅有13个旗，其中科尔沁部就占5个旗，可见在这个制度下，科尔沁部所享有的殊荣。
按《蒙古世系》的记载推算，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弟哈萨尔的第二十六世孙。嘉庆十六年(1811)，他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哈日额日格苏木(苏木，即乡)百兴图嘎查(嘎查，即村)一个四等台吉家庭。博尔济吉特氏经过长期繁衍，人数众多，许多人虽然还冠以“贵族”名号，但家境早已败落。僧格林沁就属于这种情况，据说，他幼年曾随父亲为富人放牧。僧格林沁聪明好学，骑马、射箭、摔跤，样样技艺超人。12岁时，被送进昌图老城文昌宫读书。
在僧格林沁的故乡流传过这样一个传说：道光皇帝在位时，某天夜里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金銮殿上的金龙盘玉的大柱子摇摇晃晃，马上就要倒塌。危急时刻，从远处跑来一只山羊，用两只大大的犄角顶住了柱子，柱子一下子稳住了。皇帝从梦中惊醒，百思不得其解。他找人来圆梦，群臣纷纷猜测，是不是要出现力保大清的奇才，是一个属羊的男子?皇帝传旨：王公子弟中，凡18岁以上并且属羊的，一律到金銮殿上，由他亲自验看，但面对众多化而不实的纨绔子弟，皇帝却不停地摇头。最后失望地把手一挥，全部打发走了。这时，有大臣向皇上推荐了一位蒙古青年，长得英俊威武，气宇轩昂。一问，果然属羊，七月生人。皇上龙颜大悦，连声说：“就是你！就是你！真是一个将星啊！”当场封他为五省督师的爵位。这个年轻人就是僧格林沁⋯⋯
这一类传说在民间很多，内容不乏捕风捉影，本不必当真。不过它起码点明了一点，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一个草原上微不足道的小“贵族”，如果没有皇帝的“慧眼”与破格提拔，确实难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奇就奇在，僧格林沁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僧格林沁是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的族侄。顺治七年(1650)，科尔沁首领彰吉伦，受封世袭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是第九代郡王。按照满蒙联姻的传统，郡王娶了嘉庆帝颙琰的第三女庄敬公主，所以他又成了道光帝旻宁的姊夫。道光五年(1825)，索特纳木多布斋在北京病死，无子嗣，道光帝亲自选定僧格林沁为嗣，并继承郡王爵位。按《清史稿》的说法，僧格林沁之所以被皇帝一眼相中，是因为他长得仪表堂堂。这样，僧格林沁就从一个被人轻视的穷小子和寄人篱下的养子，一跃成为威风八面的科尔沁郡王。不仅如此，因此过继的关系，他还攀上了清朝皇室的高枝，成了道光帝的外甥。
15岁的僧格林沁从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来到了北京紫禁城内富丽堂皇的皇宫。看来，道光帝对这个英俊强健敦厚朴实的蒙古小伙格外垂青，赏戴三眼花翎，赏用朱缰，赏穿黄马褂，任命他为御前大臣。不久，裕郡王府相中了这位年轻的王爷，将格格嫁给他。僧格林沁因此又兼有了皇家额驸(女婿)的身份。他的岳父，是康熙帝兄长裕亲王福全的五世孙文和。
僧格林沁从19岁起，出任各种显赫的官职。终道光一朝，皇帝对他宠幸不衰，也就是史书中提到的：“出入禁闱，最被恩眷。”道光三十年(1850)皇帝驾崩，40岁的僧格林沁被委以顾命大臣，与其他顾命大臣一道听道光帝宣布，以“皇四子立为皇太子”。皇四子奕詝即后来的咸丰帝，他比僧格林沁整整小了20岁，两人是表兄弟关系。所以，在咸丰朝僧格林沁仍旧宠荣有加，一直掌握清朝精锐部队的军权，并承担护卫京津地区的重任。
清军攻城
荣辱得失——僧王的八大业绩在咸丰、同治两朝，僧格林沁始终是清廷最倚重的蒙古王公，他通过战功而获得世袭罔替的亲王，这在晚清诸王中是独一无二的。他承受过最耀眼的荣誉，也遭受过最惨重的失败。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集中反映在几件大事上。
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派遣林凤祥、李开芳率部两万余名北伐。北伐军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等省乘虚而上，进入直隶，前锋抵达天津西南数十里的杨柳青。清廷大为震动，京城的达官显贵纷纷外逃，市民惶恐不安。僧格林沁率部迎战太平军，在天津西南的独流镇，首战告捷。
面对着骁勇的太平军，僧格林沁亲自带队冲锋，士气大振。孤军深入的太平军后援不济，南方人难以适应北方冬季的严寒，又饱受风餐露宿之苦，经过三个月交战，太平军损失惨重，退往直隶东光县连镇。第二年(1854)，僧格林沁追击北伐军至连镇。此时北伐军将领林凤祥在连镇据守，李开芳则率领一支队伍，自连镇穿过直隶省界进人山东，占据了临清以东不远的高唐。林凤祥与李开芳彼此分离，使清军各个击破成为可能。林凤祥被僧格林沁围于连镇，李开芳则被满洲将领胜保困于高唐。尽管形势越来越近乎绝望，二支太平军却坚守阵地继续抵抗。
僧格林沁改用水攻，在连镇周围四十里筑墙挖壕，并引运河水灌入镇中，围攻长达11个月之久。咸丰五年(1855)正月，僧格林沁攻陷连镇，北伐军主将林凤祥被俘，解送北京处死。僧格林沁马不停蹄，乘胜往高唐，接替了胜保军队。
高唐的太平军皆百战精锐，粮食充足，环城竖起木栅，用土覆盖，前设壕沟陷坑，又挖地道，太平军战士潜居其中。每到黑夜，通过地道外出劫营，清军颇有损伤。胜保铸大炮，树云梯攻城，均不能克，只好筑垒挖壕长期围困。胜保久战无功，逮京治罪。僧格林沁取而代之。他见屡攻不克，改变战术，命围城军网开一面，将太平军诱出高唐。李开芳率八百余骑退守该城以南45里的冯官屯，在四周挖掘堑壕，配备火炮，清军仍无法靠近。僧格林沁再次用水攻，在屯周挖掘壕沟，沿沟筑墙。为引水入沟，开挖了一条长123里的水渠，直通大运河。引水渠完工后，雇集民夫二三千人，将渠水灌入冯官屯。不久，屯内房屋被水淹没。太平军粮草火药尽湿，只能聚居楼上，清兵用炮不时轰击，太平军柴米无继，已是穷途末路。李开芳被迫向僧格林沁投降。有目击者，记载了纳降时的场面：
李逆(李开芳)头戴黄绸绣花帽，身穿月白绸短袄，红绸袴，红鞋，年约三十二三。携两贼童，身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年约十六七，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李逆直入帐中。李逆仅向僧邸、德贝子等各屈一膝，即盘腿坐于地。两童东西侍立。帐内总兵以下，皆持刀环立，怒目视之。李逆与二童仰面四顾，毫无惧色。但称能宽贷其罚，愿说金陵诸贼来降，并求赐饭。遂开怀大嚼，笑语如常，旁若无人。僧邸知其心叵测。饭毕遣出。又令八贼目进帐，皆跪见求赦，亦即遣出。遂将李逆与八贼目解至京都，凌迟处死。
李开芳虽降，并不服气，谈笑风生，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确是一条硬汉。反观僧格林沁部将，持刀而立，怒目而视，倒似乎有几分紧张。随着李开芳被活捉，北伐军全军覆没。此战消除了清廷近在京畿的心腹大患，僧格林沁列在首功，先晋封亲王，又加恩世袭罔替。僧格林沁的威名震于海内。
僧格林沁镇压了太平军，但清军本身也遭受沉重损失。自连镇之战以来，阵亡将士不下8000余人。僧格林沁对太平军将士的报复也异常残忍。在他的命令下，82名俘虏(包括2名小孩)被活剖人心，祭奠亡灵。以致有人把他与“曾剃头”曾国藩合称为“南曾北僧”。
对英法联军作战。太平天国北伐刚刚平定，就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八年(1858)四月，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清朝守军战败，清廷与英、法等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向咸丰帝奏请，撤回谈判代表，调用全国兵员，进行彻底抗战。被打怕的咸丰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为了防止英法联军进一步行动，命他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修城安炮，构筑营垒，增设水师，整顿民团，筹饷制械，使天津防务加强。为守住要塞，又将大沽口1600余名陆兵增至3000名，并抽调黑龙江、察哈尔、蒙古马队5000名增援，在大沽口南北岸各重建炮台3座，做好作战准备。
咸丰九年(1859)五月，英、法使者率舰队北上换约，舰队由1艘巡洋舰和13只炮艇组成。英法舰队进攻大沽口，遇到清军顽强抵抗。英法舰队遭受重创，被击沉4艘、击伤6艘、俘虏2艘，余下的也竖起白旗，请求停战。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共毙伤英军464人，法军14人，击毙英国军官5人，伤23人。舰队司令贺布也受了重伤。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
大沽口一役，清军获得了重大胜利。在战斗中，僧格林沁指挥有方，起到了重要作用。直隶总督恒福在战后上奏说：“僧格林沁自上年奉旨办理海防以来，昼夜辛勤，殚诚竭虑。今年正月又亲至海口驻扎。与士卒誓同甘苦，风雨无间，劳瘁至今，其忠勇朴诚，实为奴才所不及。”
咸丰帝本来就认为《天津条约》过于苛刻，无意接受。见大沽口获胜，乃尽毁《天津条约》。他对僧格林沁和镇守大沽口的官兵大加封赏，上下沉浸在一片欢愉之中。
英法联军进攻京城
英国和法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大沽口战败，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咸丰十年(1860)六月，英法远征军来到。其中英军约18000人,法军约7000人,兵舰200余艘。联军知大沽口防御坚固，由北塘登陆，在洋枪洋炮的轰击中，僧军虽顽强抵抗，仍不敌败退。
英法联军逼迫清廷谈判
英法联军攻陷塘沽，进占天津。咸丰派钦差大臣桂良等赴天津谈判。英、法提出天津开埠、赔款等要求。桂良奏报，咸丰帝谕命先退兵、后定约。英法联军以谈判不成，向通州进军。
咸丰帝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议和。载垣接受了英、法要求，但英、法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被载垣拒绝。载垣说：“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争辩既久，巴夏礼扬长而去。载垣奉咸丰帝旨，命僧格林沁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扣押。僧格林沁对英法联军本来就恨之入骨，接到谕旨，立即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英法联军得知使节被押，与僧军大战于通州张家湾。僧军战败，退至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6000余人进犯八里桥。八里桥，东距通州8里，西距京城30里，是通向北京的最后一道关口，此关一破，北京必然陷落。僧格林沁知已无退路，向皇上立下誓言：“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赶紧再振军心，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
八月初七日上午七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冲杀。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短兵相接，激战一时许。随后，南路法军大炮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清军遭到重大伤亡。守军与法军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在外国人笔下，八里桥之战的惨烈，让人不忍卒读：
清军与英法联军血战
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如果僧格林沁血战而死，他的名字，或许更为响亮。是，在军队伤亡过半时，他却失去了战死的勇气，率部撤退。咸丰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的三眼花翎，削去了他的领侍卫内大臣和都统等职。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命皇六弟恭亲王奕䜣为钦差大臣，办理和局。自己则以“秋弥木兰”为名，仓皇逃往热河。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焚毁了圆明园。园中的华美建筑和无数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或遭劫掠，或化灰烬。
咸丰帝宣布革去僧格林沁王爵，只保留钦差大臣职。他奋斗大半生得来的爵位与荣誉，几乎全部丧失。
拥戴两宫皇太后。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病死于热河，以两宫皇太后、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为一方，和以赞襄政务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宗室肃顺为首的另一方，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展开激烈的争斗。已恢复郡王爵的僧格林沁因手握重兵，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
这年八月十七日，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特意致函僧格林沁，主动促使他具折奏请叩谒梓宫，试图拉拢僧格林沁，并借此试探他对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态度。信函说：“昨富山来滦(指热河避暑山庄)，询悉王爷闻信之后，甚为哀痛。现在捻匪又有出巢之言，王爷仍当以军务为重，未可过于伤感。各路统兵大臣，业经奉有谕旨，无庸奏请来京。惟王爷受恩至重，非各路统帅可比，似可具折奏请叩谒梓宫，并请皇上节哀⋯⋯”署名的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
僧格林沁接信后，态度异常鲜明，当即表态。他不但不按来函意旨具折奏请叩谒梓宫，反而在另一奏捷折中故意写上“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等语。其拥戴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反对八大臣的态度尽在不言中。
赞襄政务王大臣不愿就此罢休，又从热河发一函，申斥僧格林沁说：“昨见捷奏，欣悉王爷懋着功勋，并蒙恩优奖，莫名欣贺。惟折内有‘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等语，查内外臣工折报，均系奏闻皇上，不宜书写‘皇太后’字样。此后王爷奏折，自应一律，应请惟用‘皇上圣鉴’字样为荷。”
八大臣对僧格林沁倾注的希望犹如水泼沙地。后者在复信中对八大臣毫不领情，且痛加驳斥：“至沁(僧格林沁)奏折内有‘皇太后、皇上圣鉴’之语，远荷示知不宜书写。沁因前由理藩院咨行准吏部咨称内有：‘本王、大臣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两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是皇上冲龄不能阅折，皇太后览奏后钤用图章，始行发下。如此拟定通信，是皇太后阅折一层，已明示中外矣！而折内又不宜入，似与前传稍有未符。况皇上冲龄，未能理政，天下臣民尽皆深知，若必拘泥旧制，诚恐不能取信于天下臣民。是以沁有此书写耳。”并声称，“嗣后奏报，仍不敢不如此缮写，尚望深思海量是荷”。
僧格林沁以先前公函内有赞襄政务王大臣拟旨后，须经皇太后、皇上钤盖“御赏”、“同道堂”二图章方为有效为理由，断然拒绝了载垣、肃顺等人专揽大权的企图，再次表明了对皇太后的拥戴。僧格林沁的鲜明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形势的走向与结局，促成了辛酉政变的成功。而两宫皇太后的“垂帘听政”，又把晚清政治引导上了慈禧太后专权的道路。这一影响深远的后果，当然不是僧格林沁能够预见到的。他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出选择，并用自己的选择，再一次诠释了对“忠”的理解。
僧格林沁的最后几年，主要精力几乎都放在围剿北方的捻军上。
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三年(1864)，直隶、山东一带的捻军风起云涌。僧格林沁率清军赴山东与捻军作战。清廷授权他节制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当时，清朝军队均腐朽不堪，只有僧格林沁所率的蒙古骑兵依旧剽悍，横扫数省，重创捻军。
但捻军行迹无定，流动作战，随聚随散，此伏彼起，令僧格林沁颇为头痛。同治四年(1865)春，他率领蒙古马队剿捻，穷追不舍，从河南追入山东，日行数百里，行程几千余里。部下被拖得精疲力竭，军中多有怨言。连续的奔袭，僧格林沁本人也“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其爱将陈国瑞认为这样蛮干不合兵法，应调整战术，僧格林沁不听，却说功成在即，应一鼓作气。于是，传令继续追击。陈国瑞扯住僧格林沁坐骑，说：“要去你去，老子不去。”僧王怒道：“不去就不去，老子自己去。”说罢，挥师出发。国瑞见僧王一意孤行，没有办法，只好说“国瑞卒不忍王独败”，仍带兵出队，担任前锋。
刚愎自用的僧格林沁对捻军一路穷追不舍，必欲除之而后快。到后来，他本人因几十天不离马鞍，竟疲劳得连马缰都握不住，只得用布带拴在肩上驭马。
太平军
四月中旬，捻军会集各路武装，在山东曹州菏泽以北布下天罗地网。这时的僧军已被拖得极度疲惫，四月二十四日，僧军至高楼寨(今菏泽市高庄集)，陷入捻军重围。当晚，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至菏泽西北吴家店，被捻军杀死，终年55岁。
关于僧王的死，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马蹶而死。《清史稿》写得很悲壮：“夜半突围乱战，昏黑不辨行，至吴家店，从骑半没。僧格林沁抽佩刀当贼，马蹶遇害。”
第二种，自杀而死。震钧《天咫偶闻》的描述也栩栩如生，如亲眼目睹：“王之殉节也，师少匪(捻军)众，匪围之数重，王乃下马踞坐于地，示诸军无退意，匪亦不知其王也，然围之甚急⋯⋯王恐为贼所得，遂从容就义。”
照此说法，僧格林沁应是自杀而死。捻军战士并不认识僧格林沁，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他穿的王爷袍服，始知之。
第三种，窜逃而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称：“捻军里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张皮绠(gěng)，拿着短刀在麦田里搜索，发现了躲藏的僧王，大声喝道：‘僧妖！你果有今天！’手起刀落，把他杀死。”据说当地还流传着一首歌颂张友绠的民歌：“张友绠，真正强，麦稞地里杀僧王。”如果此说属实，僧王之死就比较丢人了。
僧王驻山东菏泽，有人对他讲捻军如何厉害。他却不以为意，说：“除了阎王爷，谁都不怕。”高楼寨之役，他果然死在诨名小阎王的捻军首领张总愚之手。于是，民间又流传这样的歌谣：
正月里，正月正，僧王来到我山东。二月里，龙抬头，杀人有功的赵康侯。……四月里，大麦黄，僧王麦地里遇阎王⋯⋯
赵康侯，是巨野县的民团长，杀人如麻。
僧格林沁被杀次日，其部将陈国瑞率队至捻军阵前，企图领回僧格林沁的尸首。陈国瑞苦苦哀求，声称僧格林沁已死，岂可令其不返葬故乡?今日不得王尸，吾必不返。捻军首领经协商，认为僧格林沁及所率马队既已被歼，陈不过是败军之将，既求王尸，无需刁难，率军退去。
另一种说法，陈国瑞在战斗中身受重伤，侥幸逃脱。闻僧王被杀，又舍生忘死，乔装潜入敌中，找到僧尸，昼伏夜行，七天后回到军营。朝廷认为僧王的死，河南、山东的地方大员以及僧军部将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继给以降职、记过等处分，唯有陈国瑞因身负重伤仍苦战到底，免予处罚。
僧格林沁战死疆场，清廷上下一片震惊，皆以失去“国之柱石”而惋惜。清廷按照亲王的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葬礼，同治帝和慈禧太后亲临祭奠，赐谥号“忠”，配享太庙，在北京、山东、河南、盛京等地建“昭忠祠”，绘像紫光阁。慈禧太后又下令在北京为僧格林沁建“显忠祠”，每年春秋二季仲月吉日，朝廷派太常卿祭奠。这座“显忠祠”至今保存尚好。
僧格林沁治军，据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军旅所至，首先下令安民。他吃饭时接到报告，说哪里发生了扰民事件，立刻停止用餐，翻身上马，怀揣馒头数个而往。一是军旅途中，与士卒同甘共苦。士卒不眠他不入帐，士卒不饭他不用膳。有一次军粮断绝，只剩胡萝卜数石，部下以此充饥，难以下咽，僧王就坐在军帐前连吃数根，意犹未尽，众将士见了，不敢再有怨言。僧王的灵柩返回北京时，献上的万民伞有七十多柄，“兵弁百姓皆迎祭，哭声震地”。
僧格林沁一生大小战数百起，最后死在了沙场，对他来讲，至少这是一个理想的归宿。他的灵柩后来安葬在科尔沁左翼世袭旗陵(今法库县西部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陵村)山坡上。这里在清代属科尔沁左翼后旗。僧王在此安葬，也算魂归故里了。
温馨寄语:
自信，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使可能成为现实。不自信却使可能变成不可能。一分自信，一分成功；十分自信，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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