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影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相公”一词是戏曲中的丈夫，是旧小说里的男妓、帮闲，甚至是打麻将时不能胡牌的戏称。然而，在晚明至清初，“相公”一词却多用来指称有教养又不乏气节的读书人。本文作者通过对“老爷”“相公”等称呼内涵变化的追索，尝试勾勒出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以“称呼”区分社会阶层，进而定义自身社会角色的。
“相公”的称呼对象：
“相公” 一词在当时的地方社会中如同“老爷”一样被广泛地使用。自晚明至清代，“相公”主要是普通民众对生员阶层尚未担任官职的士人的尊称。比如在《清忠谱》中，当身为一介平民的颜佩韦等人听到正义派乡绅周顺昌被捕的消息后急忙赶去，路遇生员王节，于是出现以下情景：
严嵩、张居正都曾被称为“相公”
“相公”原本是宰相的意思，在16世纪，内阁大学士就被称作“相公”。严嵩在台上是被称为“相公”，张居正晚年时也被叫作“老相公”，在这些例子中，即使不加姓氏，大家也都知道确指何人(王世贞《觚不觚录》)。但晚明以降，这一用语所表示的身价急剧降低，转而用于指称生员、胥吏、书役乃至戏子。明末任福建寿宁县知县的江南文人冯梦龙在《寿宁待志》上卷《风俗》中记载道：
吏与生员，人俱呼为相公，书手称先生。 衙门以吏为尊，私或带晋巾(在明代士人中相当流行)与儒生齿。用扇亦有分别。诗画扇、薰金扇惟生童与吏书得用。
在明清交替时期的江南，胥吏被称为“相公”的例子则可以举出《历年记》的作者上海人姚廷遴。 姚廷遴虽出身官宦门第——其叔祖曾为显宦，受过正规的科举教育，却终未能获取任何功名，而只是靠做胥吏或塾师为生。 在做胥吏之前，他家仆人均以“官人”相称，而一旦厕身县衙的胥吏后，家仆就改称“相公”了。
另据曾羽王的记载(《乙酉笔记》)，不仅如此，或许跟明清交替时期的混乱这一特殊情况有关，在清军占领后的上海县青村的守备衙门中，甚至当书役的人都被叫作“相公”。
时李环为鼎革后第一新官，声势赫奕，比于风宪。……守备衙门，改称游府。……游府书役……向称先生者，改称相公。于是青村之无识者，恨生子不为书役，而视青衿为朽物矣。
这说明，作为一种称谓，“相公”一词要比“先生”更显尊贵。“先生”除被用于称呼书手或类似于“说书先生”“风水先生”等在市井从事服务性行业的知识人阶层外，还在那些相互之间关系不甚亲密的生员之间广泛使用(如关系亲密，则会以“某某兄”相称)，也用于称呼后辈书生。“先生”不同于“老先生”，它所体现的尊敬感较为淡薄，相互间关系也较为疏远。比如，在《桃花扇》中，当生员侯方域前往四镇之一高杰的阵营，劝说高杰避免内部的争斗时，有这样的对话：
高：“先生入帐，有何见教?
(高杰不听侯方域之劝谏)
侯∶ “是，是，是! 元帅既有高见，小生何用多言。”(第１７３页)
另，《清忠谱》中，在建魏忠贤祠堂之际，风水师赵小峰被传至堂长监生陆万龄的跟前，对话说：
赵：“陆相公，陆相公!”
陆：“那个叫我? 元来是赵先生! 你好没正经，怎么此时才来?” (第４０页)
可见，与“先生”相比，“相公”一词体现的对士人的尊敬感更为强烈。
从晚明到清代，对于“相公”的贬值，清中叶的王应奎有以下的感慨：
吾乡(常熟)之俗，五十年前，就有称秀才为“官人”者。《日知录》谓“官人者，南人所以称士”。 想前代相沿如此，其名犹为近古。 今则一青其衿，便称“相公”，方以为固然矣。 至于吏胥之称相公也，不知起于何时。……要之惟名与器古人不以假人，况“相公” 为燮理阴阳(宰相治理国家之意) 者之尊称，岂可加之胥吏? (《柳南随笔》卷 ２)
同样在清中期，昆山人龚炜亦指出：“近来郡(苏州城)中至以相公称优人。”但是实际上，称戏子为“相公”的情况，作为个别现象也曾出现在明末清初。 在《桃花扇》中，名角丁继之就被妓院老鸨李贞丽叫作“相公”：
李贞丽：“丁相公来了。”
李香君：“原来是卞姨娘同丁大爷光降，请上楼来。”
这里，李香君之所以称丁继之为“大爷”，大概是为了与“姨娘”的称呼相对应，并体现她与众多名角之间关系亲密。另外《桃花扇》中还有说书人柳敬亭被唤作“相公”的有趣例子。 当然，这些应是为了表现《桃花扇》的主题而出现的特殊事例，并不说明明末清初的戏子已普遍被称为“相公”。这一点，我们将在下节再作论述。
“相公”的条件
如上所述，“相公”所指对象，随着时代的推移，其阶层也逐渐由宰相不断下降至一般官员，又从生员下降至胥吏、戏子。 然而，也绝不是说，“相公”一词可以没有根据地随意使用，要被称作“相公”，也需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那么，是怎样的资质条件呢? 下面我们将通过若干具体的例子进行论述。
被认为是清初小说集的《二刻醒世恒言》第二回《高宗朝大选群英》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故事中所说的时间虽为宋代，但从“相公”一词的用法来说，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明末清初时的情况：
[北直隶的富豪公子王丑儿，吃不了的是米谷，用不尽的是金银，穿不完的是衣服，单单只不晓得读书。]偶然一日，同着几个帮闲的到妓家去嫖。 一进那妓家堂中坐了，两个妓女出来，开口叫声：“相公。”一个帮闲的倒也曾读过些书的，失口笑了一笑。 这王丑儿勃然大怒，道：“你这一笑，分明却是笑我了? 可恶，可恶!”两个妓女上前劝道：“这倒是我二人得罪了!”王丑儿道：“怎么是你们得罪，难道这‘相公’二字，我就当不起么?”又是一个帮闲的道：“罢了，罢了! 相公请息怒，里边吃酒去罢。”王丑儿听得他故意的叫“相公请息怒”，越发气得了不得，因此怒吽吽大嚷的把脚乱跌道：“你们都一伙来取笑我么?”
最终，王丑儿为摆脱因“相公”称呼而产生的自卑感而一心想通过贿赂来谋取一个举人功名，但结果却是人财两空。 就此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对“相公”的称呼是非常关注的。 不难想见，在那些为了取悦客人以怂恿他们挥霍钱财的妓院等场所，“相公”一词曾会被广泛使用。 不过，一旦这种尊称被乱用，其效果也就可能适得其反，被认为是挖苦人了。
吉尾宽利用《流贼张献忠陷庐州纪》这一资料，对农民起义据内部的称呼问题做了深刻的研究。这里就看看有关“相公”称呼部分的论述。崇祯十五年(1642)，张献忠集团攻陷了南直隶的庐州府后，前来投降的生员余瑞紫与叛乱军大头目王高炤进行了以下这番对话：
[王高炤云]我且问你：“你是个官儿?”予曰：“不是。”其人曰：“我在此望见你在那边体格不凡，故著人请你来叙叙。”予曰：“读书是实。”其人曰：“是一位相公。”予答曰：“不敢。”其人因言及天下大乱，我老爷应运而兴，相公可同我等共成大事。
之后，余欲将王高炤称为“王爷”，但王高炤却说：“你莫叫我爷，我辈响马营生，都是弟兄相称。”结果余只好改口称“王哥”。虽然起义军头目王高炤同前往投靠的生员余瑞紫之间的权力等差是鲜明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余被视作为“读书人”，故被称作“相公”。 这也暗示了，就像朱元璋与李善长或浙东儒者之间的关系一样，起义军首领与士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
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塑像
《桃花扇》中，生员陈贞慧等人结伴前去柳敬亭家听说书的这幕戏，提供了明末清初又一个相当有趣的“相公”用法：
陈的仆人：“柳麻子(柳的外号)在家么?”
陈：“唗! 他是江湖名士，称他柳相公才是。”
仆人：“柳相公开门。”
柳：“原来是陈、吴二位相公，老汉失迎了。”
在别的场景，主人公即生员侯方域曾表示“俺看敬亭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实际上，柳敬亭虽是个卖艺的，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个有气节的义士。 之所以让下人称柳为“相公”，也正是因为生员们有将柳视作“我辈中人”这一认识基础。 具有崇高气节的艺人与正义派生员之间的意气相投，与关于阴险卑劣的阮大铖、马士英等进士出身官僚们的性格描写，形成鲜明的对照，给这一戏曲增添了特别的韵味。 在这一意义上来看，《桃花扇》中把戏子、说书艺人之流叫作“ 相公”，与其说表明了当时的戏子或艺人都普遍被称作“相公”，还不如说它是明末清初文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宣扬义民” 的一个例证。 无论是《桃花扇》还是《清忠谱》，这都是共有的主题。但不容忽视的是，不按照形式上的科举功名，而根据实际的人品来选择称呼的潮流，也从一个侧面导致了“相公”的贬值。
柳敬亭这样的艺人也被称为“相公”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的“相公”的称呼指的是介于“老爷”和“老百姓”之间的士人阶层；他们不同于“老爷”，不具有要求他人服从自己的权威，但被认为是有教养又不乏气节的读书人。“相公”这一称呼意味着被称呼方不同于一般民众，有着坚毅不屈的气节，他们即使面对官绅也不会卑躬屈膝地唤“老爷”，或自贬为“小的”，而是会以“老先生”或“老大人”来称呼对方，以“晚生”“小生” “学生”或“治生”自称。 在《桃花扇》中，柳敬亭在将侯方域的手书送至左良玉时，就自称为“晚生”，而未用“小的”：
柳：“元帅在上，晚生拜揖了。”
左：“唗! 你是何等样人，敢到此处放肆。”
柳：“晚生一介平民，怎敢放肆。”
柳敬亭虽然自谦着说自己是“一介平民”，但是在左良玉将军的训斥下却也毫不胆怯，而坦然以对。 而这正投射出柳敬亭这一在《桃花扇》中被称作“相公”的人物的高尚气节。
昆曲《桃花扇》中侯方域剧照
此后又经清代，不仅仅“相公”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相公”自身的含义也发生了质变，出现了更普遍地使用于艺人，甚至在清末到民国时还用来指男妓、帮闲之流这样相当有趣的演变。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相公”一词的解释多将男妓、帮闲同宰相、士人排列在一起。那么，“相公”这一原本用来表现士人气节的称呼上为何会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用法呢? 这或许应该与从晚明到清代，士人的风气和形象上的变化密切相关。 在士风上，与清中期相比，晚明那些虽有时武断乡曲但惯于直言不讳、坚毅地伸张正义的士大夫，到了清代就变成了行事拘谨、具有教养的文人雅士。 这在黄卬的《锡金识小录》卷1中有具体的描述。或许，伴随着书生气的义士到面目清秀而柔弱的寄生型良家子弟的转变，“相公”形象的内涵重心也发生了转移。而男娼、帮闲这样的含义是不是正是这一变化的产物呢？
（节选自《“相公”和“老爷”——由称呼所见之地方社会中的阶层感》，原载山本英史编《传统中国的地域像》[岸本美绪著，周萍译，余新忠校]，东京：庆应大学出版会2002年。感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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