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概念
“上海人”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一般来说有几种区分办法：一种是按照官方“祖父的出生地”来划分，似乎不适用于上海；一种是按照“父亲的出生地”来划分，但这样“南下干部”的子女都不能被认定成上海人，显然和生活常识相背离；按户籍或出生地来划分，似乎也不太对，最近三十年引进的人才及其子女连上海话都不会说，不能算上海人；如果按沪语来划分，会准确一些，但有些四五十岁以上外来阿姨，沪语相当流利，当然也不算是上海人。所以，“上海人”这个说法很难界定。地域话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尽管争议很大，还得对这个概念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这样谈起来才有一个前提。
虽然上海在1990年左右已经开始全面改革开放，但真正的大发展，人口大量涌入还是在加入WTO之后。上海在2000年大约有1600万常住人口，其中户籍人口大约1300万；而到了2019年，这两个数字大约是2500万和1500万。当然，这还是受到人口调控政策影响的结果，如果任其自由发展，现在上海常住人口的规模至少在3000万以上，而且一定会在二三十年内发展到5000万以上。就是说，现在的上海常住人口中，老居民和外地人大约各占一半，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上海和现在的上海，人口的组成和地域氛围有很大差异，分界点选择在2000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000年前与之后出生在上海的户籍人口，在心理认同上逐渐起了变化。
我认为，按照具有共同地域共同心理的角度来划分比较适合上海，本文所讨论的“上海人”主要是指2000年之前出生在上海的户籍人口以及他们的子女，约占上海常住人口的一半。这个定位仍然很宽泛和不准确，因为有些老上海人上山下乡失去了户籍，把子女生在了外地，知青子女也是上海人，这些细节就不再一一纠正了。
沪人初印象
最初接触上海人，应该是80年代小学的时候，班上有几位上海知青子女。有一次课外活动，班主任老师问一个小朋友：“过年回上海了？妈妈的爸爸妈妈你叫他们什么啊？是爷爷奶奶还是外公外婆啊？”“外公、外婆，乡下才叫爷爷奶奶”。他们与其他同学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过年过节之后有大白兔奶糖、杨梅干等零食吃，并且会把吃剩的杨梅核包起来，再去哄骗其他小朋友。除了这个事件比较恶劣外，知青小朋友们还是比较乖的，相比起打架、校园霸凌等当地坏孩子的行为来说，实在是好太多了。小学期间，大多数知青的孩子就陆续转学回上海了，剩下的在初中时也走了，由于缺乏联系方式，之后的同学聚会或者现在的微信群里，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仿佛就从来不曾认识过。
上大学时，有位师兄叫吴骋，上海人，上一届的最佳辩手。他常来找我们的一位广西籍室友聊天，记得他们都是“演讲团”的成员，这位师兄长得很高大，却温文尔雅，笑起来很和善。多年后我听到外地人说姚明一点都不像上海人，总是纠正他们说姚明是典型的上海人，就是源自于对吴骋的印象。同学们也都说吴骋体现了国际大都市的素质，比起那几个穿绿军装、挎绿背包，特别能折腾的北京小伙子来要强太多。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前，大家很容易失联，这位师兄毕业后回了上海，渐渐地也就没有了消息。后来大家分析，上海的精英阶层，一部分是有开拓精神的领袖人物，另外还有大量具备“契约精神”的商业“买办”阶层，他们的敬业与细致代代相传，是上海城市精神的主流。我在移居上海的十几年间，接触到的大多数上海人都是这种类型，这也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本文不是为了歌颂而写的，而是为了找问题，就不免要找出一些负面的东西来。
工作后，公司有位负责海外业务的部门主管，东北人但在山东生活多年，他在一次聚餐时谈起各国和各省人的“品性”。其他的我都忘了，只记得他着重提到了一句话：“上海人最坏了！”大概是说全世界跑了那么多地方，遇人无数，没有碰到比上海人更糟糕的。这个场景被我牢牢记住，估计永远也不会忘记。其时的我对于“地域”和人际关系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当然知道“什么地方都有好人和坏人”的朴素道理。第一印象往往靠不住，比如多数山东人敦厚老实，但有的却很霸道，面子上很好客，骨子里却各种排挤压制。所以我认为这句话只是体现了部分外地人对上海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戒心，就好比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戒心一般。
不良印象与纠偏机制
早年出差上海，在淮海路办事，想在附近找个住处。那是一个没有携程的年代，便请教该单位的保安大爷，问周边有无“宾馆”？结果对方冲着我大喊道：“什么宾馆？！淮海路上不都是宾馆嘛？！你去住啊！你去住啊！”我一脸愕然，心想自己并没有得罪他，这人怎么平白无故就发起飙来了？
淮海路上都是大商场和写字楼，还真没宾馆酒店，于是我从淮海路左转西藏路再右转九江路，来到南新雅大酒店门口。心想这酒店门面看起来还算整洁，于是走进去，发现竟然是美元报价，费用超标，便走了出来。不想立即有个五十岁左右的保安凑了上来，满脸猥琐，猫着腰，向前伸着头嘻嘻笑问到：“怎么样？住得起吗？啊？”我没搭理他，这人又跟上来两步，开心地继续问，“要不要进去住住啊？哈哈…哈哈”，我不禁觉得一阵恶心：“这什么人啊？！”心想鲁迅笔下的人物，即便是阿Q，形象也要比这人高大一万倍。最终我还是去了外地游客较多的“东亚饭店”，忍受了前台阿姨的一顿奚落后，总算住进了“街景房”，安静的时候还能感受到地铁二号线的震动。
第二天我把这两件奇事告诉上海的朋友，朋友哈哈一笑说：“你应当问他们有无招待所，这样人家或许愿意告诉你，你一来上海就要住大宾馆，人家当然不高兴了，呵呵呵！”我才恍然大悟，那些人是什么心态啊？！我又疑心那两个保安是外地人，但朋友告诉我，绝无这个可能，其时保安也要求上海户籍，直到2005年之后才放开。于是我只好拿原来那位同事的话来安慰自己：“上海人最坏了！”但又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与吴骋及眼下这位朋友，这些“好”的上海人相提并论。
大约是2004年，我在颐和园游玩的时，碰巧与一位京籍导游聊起来，问她对全国各地游客的印象，她说了一大圈，最后还是总结到：上海游客的素质最高，因为遇到事最讲理，不会无礼对人，但导游们也不敢轻慢，团好带，不会有各种奇葩突发状况。她说去上海时只看见人不停地吵架，吵半天也打不起来；不像在北京，几句话不对就开始动手了；到了东北更过分，半句话没有，不对眼就开打。她说的其实不对，我常住上海之后的第一年，2007年，就屡屡见到有人在公共场合打架。
一次是从花木乘公交“大桥六线”回张江高科，车刚到龙阳路，一位老人就和司机发生了争执。“大桥六线”分为主线和“区间”车两种，这辆原是主线车，被调度到区间线路上，前窗玻璃上放着一块白色小牌子写着“区间”。老人没注意便上了车，发现不对之后责怪司机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司机毫不客气地大声说这是无人售票车，前面有牌子，不是自己的责任。之后老人用沪语责骂司机，司机同样回应，老人便噼里啪啦几巴掌狠狠打在司机脸上，司机年轻气盛，停车后立即把他摁在地上来了个“武松打虎”。我与众人赶紧去拉架，老人还不断往司机脸上吐口水，甚至溅到旁人身上。好不容易才将他俩分开，司机终于恢复了理性，报警后找了两位乘客做证人，等候警察处理。关于这位老人，就不多谈了，这些年大家的讨论已经很充分了；关于这位司机，还是值得分析的。首先他说话大声大气，这是很多上海人的习惯，可能并无恶意，但听起来很不舒服，特别是对于外地人来说；其次，他的冲动、“血性”不亚于北方人；最后，司机冷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另一次是在杨高南路浦建路口的“易初莲花”超市，也是一位老头，排队结账时没注意保持距离，小推车碰到了前面年轻女士的屁股。女士回头质问他，便吵了起来，全程沪语，也没听清楚他们说了什么。几个回合后俩人便动起手来，老头用推车撞击对方，女士便冲上来推搡他，直到被旁人拉开为止。这是极为罕见的打架场景，一方为老人，另一方为年轻女性，按说是最不可能冲突的两方。
前面讲的都是老头们的坏事，当然也有老太婆们的劣迹，倒不是打架，而是一些“小事”。张江香楠小区是园区配套的安置房，居住的大多是失地农民转成的居民，他们在房前屋后的花园里种点小青菜拿去公交车站出售，或者出售早餐。有位老太太是卖煎饼的，没卖完就用布蒙起来，久之就变质了，但她依然舍不得扔掉，坚持出售，我与另一位年轻人不幸同时买了她的坏煎饼，咬一口就发现馊了，那位年轻人便去和她理论，老太太拒不承认，还振振有词，年轻人生气地把煎饼扔在她摊位前“示众”，我见状也就懒得跟她争执，直接扔进垃圾桶了事。在这个小区里，我还看到过一位老太太用尖锐的腻子铲刮划停在车位内的车辆，外表羸弱的老太太，这时却显得力大无穷，仿佛是在完成一项工作或者干农活一样专注，而且丝毫没有偷偷摸摸的神情，一边念叨：“脑子有毛病！”一边在车上划出长长深深的伤痕。
这些琐事，给人以极大的不愉快，幸好上海的社区警务机制还是比较完善，总体来说，生活在上海还是让人感觉到安全。这些小争执小瑕疵在其他城市也同样存在，但在上海比较容易调停，是纠偏机制在发挥作用，不至于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海纳百川”？
那年还有一次印象深刻的办公室争论——关于上海是否排外、是否友好的争论。我们在张江的办公环境非常好，优雅的小白楼上，四个人的小部门，大家没有午休习惯，聊聊天正正好，其他话题都没有掀起过什么波澜，只有这个话题让大家划分成两个阵营：两位上海人和两位外地人。上海人说：“上海这么不好，你们还来？把机会和位置都抢占了，来上海的外地人都是‘人中精’，一门心思往上海钻……”。我的同盟，一位常州来的女士则认为，上海的排外情绪是显而易见的，若非为了事业发展，决计不在上海生活，将来退休了一定回老家养老，坚决不留上海……；作为办公室里唯一的男士，我表示：一贯受“家国天下”思想的影响，上海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上海，每个人都有权利生活在上海……现在看来这样的表态确实有些幼稚，但这注定是一场各抒己见的辩论，不会有什么结果。
从那几年起，一批80、90后上海年轻人开始称外地（WD）人为“硬盘（YP）”，这个说法是“宽带山”社区论坛传播开来的。“YP”开始是用于吐槽各种素质较差的外地来沪人员，后来逐渐成为外地人的总称。年轻人排外，我以为是个新鲜事物，后来看到香港更严重，就很好理解了：大概是本地年轻人丧失了太多机会，从而找来的一个发泄窗口，但有出息的年轻人是没兴趣参与的。不过和各种外号一样，开始都是“赠与”他人的，但久而久之，就成为了提出该外号的人群统称了。比如“小瘪三”、“小赤佬”，当年也是对外地年轻人的称呼，久之还是成为了当地不良少年的代名词，因为在其他城市就没有这样的说法，颇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意味。假以时日，“硬盘”将来也一定会被不明就里的人们视为狭隘青年的代名词。
上海人之间也有鄙视链，“本地人”在任何城市都是指本市老居民，只有上海不同，“本地人”指的是上海郊区的居民，原本江苏省松江府辖区内世代居民被统称为“本地人”。在上海，切记不要问对方是否本地人，而应该问是否上海人，否则无论是否本地人，对方都会打心里讨厌你。
人们不禁要问，遗存在那些老年上海人心中的狭隘思想，以及年轻人头脑中的“YP”思维是怎么产生的呢？上海可是国际化大都市呢。和常识相反，生活在上海、香港这样的大都市里的人们，并非都是“海纳百川”的，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道理，只有缺乏“海纳百川”精神的城市，才会提出这样的口号。
上海在“孤岛时期”、全面“改革开放”之前（1949-1989）的四十年里，积累了大量的怨气，这些怨气将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变态化”，前面所提到的那些老人和保安的行为，就是由于封闭、挤压、倾轧带来的表现形式。在新时代，仍然存在着很多“封闭”思维，许多青年从小只在一个城市生活过，视野狭窄，同时又不够优秀，缺乏上升空间，逐渐形成了狭隘的“本土意识”。当下带来的后果只是排外，但如果不加以重视，总有一天，上海失落青年们的情绪也会发展到如香港青年一般，造成严重的后果。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开放，向东京、纽约、巴黎这样的城市学习，而不是向香港学习。开放户籍，放开土地，提供更多的机会和人员流动性，消除狭隘的“本土意识”，才能实现真正的“海纳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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