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之父”汪达之与“红领巾”在一起。（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供图）
陶行知为新安小学题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供图）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出自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笔下。鲜为人知的是，这句流传了近一个世纪的名言，是陶行知写给江苏淮安新安小学的。
近日，著名作家李春雷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新安旅行团》出版，该书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新安小学的学生跋涉5万余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故事。
“新安旅行团”的创始人，正是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
“新安这部书是用我的生命来写的”
汪达之出生在安徽黟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出生前，父亲就已去世，一家人的生计全靠母亲一人维持。经历了年少的贫困、求学的艰辛，目睹国家的贫弱、人民的苦难，汪达之深感旧社会的不公和当时教育的弊病，青年时便立志“一心要为穷人服务”。
汪达之早年曾阅读陶行知论著，读到师生应“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甘苦”的主张，十分赞同，对陶行知提出的“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更是向往。1928年秋，汪达之进入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如愿成为该校第四期学生。1930年2月，受陶行知委托，汪达之来到新安小学任校长。
新安小学设在淮安城郊一所破旧的古庙里，校舍十分简陋，任教的老师没有薪酬，靠学校的一点租金和晓庄师范提供的教育补助维持，生活非常艰苦，早晚只能喝玉米粥，中午才能吃到几块玉米饼就咸菜，还常常断炊。
1930年4月，晓庄师范因从事抗日宣传活动遭到国民党政府查封，陶行知也被通缉，新安小学的经济来源彻底中断。不久，其他三位老师因各种原因离去，只剩下汪达之一人苦力支撑。
汪达之把学生分成大、中、小班，教学方法采用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让会的教不会的，高年级的教低年级的，努力克服师资的不足。为解决学校经济困难的问题，汪达之和学生们一起开荒种菜、下河挖藕、砌墙修房，还成立了粉笔厂生产销售粉笔。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受到了锻炼，还缓解了学校经济上的困难。新安小学这块实践“生活教育”的阵地被保住并发展下来。
在此期间，汪达之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相继离世，年迈的母亲独自在老家过着贫困孤独的生活。面对种种艰难困苦，汪达之依然毫不动摇、坚持办学，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母亲，我每想到，不能常在您的面前，又不能多寄一点钱给您用，心里立刻不安起来。但是，立即又让我转过一个念头来，光是不安是不中用的，还是打起精神做事要紧。我发誓，要将这些可怜穷苦无依靠的孩子们扶植起来，让他们得到自己的幸福，还要叫他们能认清是谁把罪恶的穷苦给他们承受。”
汪达之把新安小学当做自己的终身事业，他说：“这是我自己寻找的光明，绝不轻易抛弃。新安（小学）这部书是用我的生命来写的，我以生命掺和在里面。”陶行知感念于汪达之和新安小学师生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1930年4月30日，为新安小学题写“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汪达之用他的一生践行了这句话。
组建抗战烽火中的“游学天团”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1935年10月10日，汪达之毅然将新安小学14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带领学生走上抗日救亡的民族战场。
为了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成长的能力，汪达之推却了团长职务，自认“顾问团员”。经其建议，推选徐志贯、嵇钰、朱金山3人为团务干事会成员，徐志贯为总干事，其余成员分别担任账务、管理行李、电影技术管理等工作。出发前，每位团员还领到了“任务卡”，有的负责营业，有的负责管理药品，有的负责交际兼编辑……这些孩子，最大的不到20岁，最小的12岁。
在汪达之带领下，新安旅行团走遍了全国22个省市区，行程5万余里。他们深入城市、农村，组织“小先生”普及教育团，把文化知识带进农家，放映抗日影片，激起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成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
1941年初，新安旅行团根据党的指示，分期分批转移至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直属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政治部领导，同年9月划归中共盐阜区党委直接领导。1942年，汪达之递交了入党申请。
其实，汪达之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是非常早的，他的晓庄同学中就有许多共产党员，其中很多人在白色恐怖中，已经牺牲在雨花台下；也有不少人和他共事多年，往来十分密切。新安旅行团出发后，各地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负责同志，许多都亲自关怀和具体指导过新安旅行团的工作。
当时，新安旅行团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活动，公开场合都以无党无派、民间的教育团体面貌出现。汪达之也一直用党外人士的身份开展工作。盐阜区党委慎重考虑后认为，汪达之留在党外工作更有利、更方便。直到1943年，新安学校在涟东县长浦河村复校后，汪达之又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1月经盐阜区党委批准，他才得偿所愿。
1945年5月17日，新安旅行团在盐阜区行政公署大礼堂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并成立盐阜地区少年儿童团总部。这时的新安旅行团已成长为一支很有影响的青少年工作劲旅，当年盐阜地区军民口口流传着一句口号：“七旅、八旅、新安旅”。
同年，汪达之和新安旅行团团员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淮安，参加了解放淮安、淮阴的战斗。汪达之带领新安旅行团团员投身到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解放。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
南京解放后，汪达之立即提出恢复晓庄师范学校的意见，希望培养具备各种教学能力的新型教师，以加强教育建设。市政府对汪达之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视，专程到晓庄师范原址进行了实地考察。
1949年7月，汪达之来到晓庄师范主持复校工作并担任校长。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汪达之不畏艰难、迎难而上，首先组建了“南京市晓庄学校筹备处”，又广泛向社会各界求援，募集到桌椅、教学仪器、捐赠图书等物资。1951年2月，晓庄师范学校顺利进行了首届招生。
1961年底，海南广东民族学院急需一位干部，当时那里条件艰苦，气候炎热，许多人都不愿意去。汪达之想到“共产党员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便主动请求前往。这时他已年近花甲，还像年轻时一样，信心满满地来到五指山。
上世纪60年代的海南，各方面都比较落后，海南广东民族学院地处五指山少数民族居住区，衣食住行都比较困难，用水要专人到远处去挑，从广州运来的物资不少散乱地堆在露天地里。部分教职员工来到海南后，不适应艰苦环境，情绪多有波动，有些人来后又借故走掉，加上新来教职工和本地员工语言不通，工作开展较为困难。
汪达之来到学院后，第一时间开展实地调研，从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学院十年发展规划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他到任后不久就提出，不学普通话不方便沟通和教学，当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难以提高，因此要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教学中的一项紧迫任务。为培养普通话的师资，汪达之倡议学院成立了“普通话研究班”，他亲自担任班主任，两年里培训出100多名老师、干部。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普通话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当地文化普及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0年3月27日，汪达之在北京逝世。他的遗物只有一块用了40多年的手表、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书籍、笔记。汪达之生前所穿的衣服没有一件是新的，所穿的中山装、大衣等衣物补丁缀补丁，使用了几十年的钢笔早已磨秃，笔帽上的挂钩也不知去向。他一生未留下任何积蓄，唯一的财产只是几本密密麻麻记满交纳党费的明细证明。遵照汪达之生前遗愿，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淮安河下镇莲花街旁的萧湖之畔——新安小学原址。
汪达之的一生是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和充满博爱的一生，他将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家国情怀，全部融进了他挚爱的教育事业。从新安小学起步，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着新安旅行团“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实现着汪达之等老一辈人民教育家的教育强国理想。（王辉 庄阳 王辉系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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