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代最为鼎盛的时期，大家可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乾隆帝。这位实际掌权63年的君主，在诸多方面的建树都富于开创性。乾隆帝治下的清王朝，国家政治机构运行高效，经济岁入常年盈余，军事上成就“十全武功”，文化上编修《四库全书》，民族政策处理得当，保证了清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但不得不说，乾隆帝也有其保守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他对“满洲旧俗”的继承、强化与执着。在诸多的传世骑射图像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乾隆帝“国语骑射”的技艺，这为保存“满洲旧俗”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美国华裔学者张勉治在《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一书中，提出了“民族王朝”（ethno-dynastic）的概念，着重谈到乾隆帝对于保持满洲风俗和武备活力的不断尝试。他将乾隆帝的“南巡”与“西师”进行了联系，提出了“南巡中这些支持和夸耀八旗武力的努力，证实了清廷执着于民族王朝统治的信条”的观点。当我们翻看《清高宗实录》和浏览众多存世的画像时，乾隆帝这种维系“满洲旧俗”的意识值得关注。
务令勤学骑射——乾隆帝的忧心
清入关前，皇太极就在论述满洲服饰时说“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宰割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计也”，清楚地表达了保持旧俗的重要性和自己的忧心。入关后，以“国语骑射”为代表的满洲旧俗被顺治、康熙、雍正三位帝王一再重申。到乾隆帝御宇时，距离满洲入关已近百年。随着满汉融合日深，满人已经逐渐改变了本民族固有的某些生活方式。一些八旗及满洲官员堕于骑射，连行政手法上也趋于汉制，尤其是满洲大臣的办事效率逐渐拘泥于陈规，事事强调程式和手续的做法引得乾隆帝大为不满。乾隆帝对此曾表示出自己的担心，“若旗务照此办理，将来必渐染汉习，而满洲旧时淳朴之风，渐致淹没，徒增事款，头绪纷繁……夫为国家者，譬之造器，朴素浑坚，外虽无文而用之经久。若雕饰精巧，虽玩之华美而易于隳坏。满洲旧时风俗甚善，今但当仪式先民，敦崇朴实”。乾隆帝认为保持满洲民风的朴素浑坚，可用之经久，万世不易满洲风俗是保障行政高效，甚至是保障万世满洲天下的重要先决条件。
即位不久的乾隆帝就在上谕中强调满洲风俗的重要性。他谕命总理事务王大臣曰：“我朝满洲风俗，朴实忠诚，其尊君亲上，守法奉公，皆出乎天性，无一毫勉强。至于一切号令，马上指麾，顷刻而定。该管官长之言，属下无敢违越，不待三令五申之繁也。”上谕强调了满洲纪律严谨、武备优良的特性，在言语中充溢着自豪之情，马上天子的形象也跃然纸上。乾隆六年，他发布了《命八旗满洲勤习骑射谕》，提出了保持“国语骑射”的重要性，不仅可以增强体魄，“筋骨强壮，疾病自少”，甚至将其上升到国本的地位。在这份谕旨中，乾隆帝着重指出当下许多八旗子弟好逸恶劳，使得自身骑射技艺荒废。因此，他要求八旗官员切实督查，使八旗将士勤于骑射训练:
“近见满洲人等并不以骑射为要,惟贪图安逸。畏服劳苦即本身所用军器、鞍辔、撒袋等物，亦不知整顿。惟用意于浮华虚文，服饰衣物而已……盖满洲技艺莫要于骑射……近来兵丁，既不肯服习劳苦，该管大臣等亦复怠忽从事。当演习时又不亲赴骑射处所，间或轮流一人前往，亦不过令射箭一二枝辄散塞责而已，从未闻分别优劣，以奖励训诫之者。夫上行下效，大臣等如此，官弁何所观型，兵丁何以造就？著八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晓谕属下章京等嗣后各将该管兵丁严加督课，务令勤学骑射。该管大臣等亲赴教场阅看，优者奖之，劣者惩之。力挽流习，以期复我满洲淳朴之风。俾各旗员子弟亦皆崇实习劳，倘有不加意训导，不亲赴骑射处所者，经朕查出从严治罪，决不宽贷”。
这篇谕旨可以看作乾隆帝对于保持满洲旧俗和国语骑射的总宣言。
大阅巡狩——身先士卒以为表率
除了颁布一系列上谕外，为保证满洲国语骑射的能力，乾隆帝还身先士卒以视觉化的绘像起到表率作用，使自己“尚骑射，佑武功”的治国思想得到进一步彰显。乾隆帝曾在谈及巡狩对于满洲风俗的保持和重要性时说道：
“（秋狝）原为满洲旧习，皇祖在位六十余年中，每岁必出口行围，实为教养满洲至意。朕临御以来，抑法成规，岁行秋狝……仰见皇考世宗宪皇帝，虽十三年未经行围，而圣心实欲训练满洲，人皆娴于武事。朕每年秋幸木兰，亦仰体皇考、效法皇祖之心，为教养满洲之道也……伊等当体朕心，讲求骑射，不可习于偷安，废弃满洲旧习，将此通谕八旗知之”。
除了在北方进行大阅与巡狩，乾隆帝还效法康熙帝进行了六次南巡。在记录乾隆南巡的图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江苏、浙江等南方地区多以骑马的姿态出现。乾隆帝认为巡狩是本朝家法、关乎满洲风俗人心甚大，明确地强调巡狩是效仿圣祖康熙帝的做法，也同样是满洲保持军备的关键。流传于世的诸多骑射图像使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乾隆帝对于骑射的重视。乾隆帝的骑射图像从其即位之初就已出现，在他执政的前三十年里达到高峰。这一时期的乾隆帝正处于青壮年时期，体态轻盈，神态英武。这些图像又可细分为骑马像、骑射像、击虎、射熊像等，有着不同的寓意与内涵。
其一，《乾隆大阅图》。左侧这幅大阅图像展现了乾隆四年，乾隆帝亲临南苑检阅八旗军的队列及各种兵器、火器的操练活动。右侧图像为乾隆二十三年所绘，其内容同样描述了乾隆帝南苑阅兵时乾隆帝的英武之姿。八旗军队在此时期正开疆拓土于西北，乾隆帝意气风发，耀武于人，以示四方。
两幅《乾隆大阅图》均藏于故宫博物院
其二，《乾隆南巡图》。在清代宫廷画家徐扬所绘制的《乾隆南巡图》中，乾隆帝在江南多以骑马图像的姿态出现，其身后往往跟随着众多身着黄马褂、骑马持弓、头戴花翎的侍卫。整个南巡队伍，近万旗人随行，行进队伍浩浩荡荡，不仅体现了满洲旗人娴于骑射的技艺，而且是对行军的一种演练。
《驻跸姑苏》是《乾隆南巡图》十二幅组图中的第六幅中的节选，描绘了乾隆帝进入苏州胥门时的情景。刚刚弃舟登岸的乾隆帝不顾劳顿，不坐肩舆，而是选择骑马入城。这种向天下、特别是江南士绅展现其“马上天子”的意图一览无余。与之相较，《康熙南巡图》则侧重选取了康熙帝抵达苏州阊门的场景，而康熙帝本人则端坐于御舟之中。
《驻跸姑苏》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康熙南巡图·无锡至苏州》藏于故宫博物院
《驻跸杭州》画像是《乾隆南巡图》十二幅组图中第八幅中的节选，表现了乾隆帝骑马于苏堤之上，奔驰行进的场面。其内涵也同驻跸姑苏大致相同。虽然苏堤较为狭窄，但是在江南地方，只要能够骑马之时，都是乾隆帝展现其满洲意识的好时机，特别是在苏州、杭州这些江南人文荟萃之地。
《驻跸杭州》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顺河集离舟登陆》画像现是《乾隆南巡图》十二幅组图中第十一幅中的节选，展现了乾隆帝骑马于顺河集骑马行进的场面。虽然顺河集离舟登陆题材在整个《乾隆南巡图》中并不是重要的内容，但它体现了乾隆帝离舟骑马的那种喜悦心情。通过乾隆御制诗，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乾隆帝的心境，诗言“浙吴两月熟舟行，登陆刚欣得快晴。毕竟北人还爱马，不教南国久牵情。却看树色村前暗，尚见湖光堤畔明。每伴绿荫还驻辔，平畴过雨阅新耕”。一句“毕竟北人还爱马”道出了乾隆帝的内心感叹，及马上天子的自我认同与意识。
《顺河集离舟登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其三，《马术图》。这幅图像表现了乾隆十九年，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投降归顺清朝后，乾隆帝邀其一同观看马术的场面。乾隆帝骑马，昂首挺立于八旗军队之前，观看马术表演，体现了胜利者的心态和向臣服者炫耀武力的想法。
《马术图》藏于故宫博物院
其四，骑射像。乾隆帝自幼学习骑射。康熙帝第二十一子郡王允禧可以说是乾隆帝的老师。雍正继位后，亦多命满洲大臣教授弘历骑射技艺，遂使乾隆帝个人的骑射功夫十分精湛。昭梿在《啸亭杂录》中有一段《西苑门习射》的记载，他写到“己巳秋，天气肃爽，上乃习射门侧，发二十矢，中者十九，侍从诸臣无不悦服。齐侍郎召南曾纪以诗，上赐和其韵，即命镌诸壁上，以示武焉”。身为军机章京的赵翼更是经常亲见乾隆帝善射，并将此记于《簷曝杂记·圣射》章节中，其载“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辄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见者。己巳岁十月，偶在大西门前射，九矢九中。钱东麓（汝诚）叹为异事，作《圣射记》进呈。不知圣艺优娴，每射皆如此，不足为异也”。仅此两例，就可见乾隆帝骑射技艺之精湛。在诸多乾隆帝射箭图像中，无论是静止还是运动，马上或是马下，水平持弓的姿势有效保持了发箭的力度和准确性，也反映出乾隆帝自身骑射技艺的精湛。
《乾隆皇帝挟矢图》轴、《乾隆皇帝落雁图》轴、《乾隆皇帝弋凫图》轴，三幅作品藏于故宫博物院
《乾隆皇帝射狼图》轴、《乾隆皇帝射猎图》轴、《乾隆皇帝一箭双鹿图》轴，三幅作品藏于故宫博物院
其五，击虎、射熊图。康熙六十一年，年仅12岁的弘历曾随祖父康熙帝至木兰围猎，曾用鸟枪涉猎灰熊一头。而虎更是乾隆帝木兰秋狩所必得的猎物，故有记载“如闻有虎，以必得为期”。赵翼曾跟随乾隆帝木兰秋狩，记载了一场木兰杀虎的场景：
“一日停围，上赐宴蒙古诸王。方演剧，而蒙古两王相耳语。上瞥见，趣问之，两王奏云：‘适有奴子来报，奴等营中白昼有虎来搏马，是以相语。’上立命止乐，骑而出，侍卫仓猝随。虎枪人闻之，疾驰始及，探得虎窝仅两小虎在。上命一侍卫取以来，方举手，小虎忽作势，侍卫稍陕输，上立褫其翎顶。适有小蒙古突出，攫一虎挟入左腋，又攫一虎挟入右腋。上大喜，即以所褫侍卫翎顶予之。其时虎父已远，惟虎母恋其子，犹在前山回顾。虎枪人尽力追之，历重巘，腾绝涧。上勒马待，至日将酉始得虎归”。
赵翼的描述生动地反映了乾隆帝的“勇武”，以及随时率众骑马行军的能动性，马上天子的形象不断在图像与文字书写间加深与切换。
《乾隆皇帝刺虎图》轴、《乾隆皇帝殪熊图》轴，两幅作品藏于故宫博物院
乾隆帝对于旗人的要求
乾隆帝本人的态度和行为，对于满洲风俗的维持与执行起到了极大的引领作用。在身体力行之余，乾隆帝始终对满洲王公大臣和八旗子弟保持国语骑射的能力极为重视，强调在八旗子弟的教育中“务念满洲根本，勤习清语骑射”。若王公勋贵、大臣、侍卫在日常行为中一旦出现耽于享乐、懈怠退化的现象，乾隆帝便会不厌其烦地通过谕旨给予申斥与惩戒，在绘像之外，通过文字传达出他个人的关切。
一、对于宗室王公
在清初立国及入关征战中，满洲涌现出了大量能征善战的宗室王公贵族，为满洲定鼎燕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保持宗室的尚武的风俗及勿忘根本的国策，按清制“诸皇子六岁以上，即就尚书房读书。即皇孙、皇曾孙亦然。既选京堂、翰林以分课其读，复派大学士、尚书数人，以总视其成，更简满洲蒙古大臣侍卫等，以肄之国语骑射”。根据赵翼的记载，在每日未刻毕“则有满洲师傅教皇子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武事安得不娴熟？”正是在乾隆帝严格的督促下，皇子、皇孙骑射均有所成。一次在张三行营之中，乾隆帝命诸皇子、皇孙较射，“皇次孙绵恩方八岁，亦以小弓箭一发中的，再发再中”。这一事例很好体现了乾隆帝的骑射训练在皇子、皇孙身上的传承。
对于普通宗室，乾隆帝也要求他们进入宗室学堂学习，乾隆帝认为宗室子弟入学学习清语骑射，有利于保证他们的满洲之风。但随着国势承平日久，宗室逐渐消磨了尚武精神，有些人不能说清语，骑射技艺也日渐荒废，整日提笼架鸟于街市之间。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宗室公爵宁僧额。他在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被乾隆帝召见之时只用汉语作答，而不会清语，被乾隆帝发现后，大为震怒，他认为这宗室被汉化而十分危险的信号，因此乾隆帝下谕要求宗室子弟勤学国语，以故根本：
“朕于寻常宗室，尚教以清语骑射，况王公子弟乎！因降旨命宗人府，查明伊等力能延师者，令其在家学习。无力者，令其入宗学学习。嗣后著管理宗人府王公，每季考试一次。每年四、十两月，由宗人府奏请，简派阿哥、王大臣等，将骑射清语，一并考试一次。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其父兄治罪。将此通谕阿哥、王公宗室等，使知朕欲宗室不失满洲旧俗，各宜用心习学。务使清语骑射精熟，断勿任其生疎”。
更有甚者，一些宗室王公逐渐不愿骑马出行，而是选择朝廷禁止的轿子。乾隆帝也曾发布上谕严厉禁止此风，其言“再闻年少宗室公等，平日亦皆乘轿，伊等不过间日上朝，自应练习骑马，似此希图安逸，亦属非是。此关系我满洲旧习，著力行禁止”。
二、对于满洲大臣与侍卫
乾隆帝对于满洲大臣及其子弟也同样要求保持国语骑射的满洲旧俗。他认为八旗世职官员往往安于逸乐，遂致国语骑射日渐生疏，因此乾隆帝规定八旗世袭官员于清语骑射应随时学习，在简放人员时，由乾隆帝亲自验看。乾隆帝对八旗官员子弟也同样做出了要求，他认为部分八旗大员之子不专务八旗淳朴旧俗，博取虚名，而且导致舞弊恶习，因此他谕令三品以上大员子弟及亲兄弟子侄“必国语骑射皆有可观，方准入场考试”。
侍卫是最为亲近皇帝的八旗将官，他们的国语骑射水平直接反映了整个八旗组织的技艺水平。然而，这些本应“敬慎威仪”的天子近臣却随着承平日久也逐渐安于享乐。乾隆帝认为“侍卫以及散秩大臣等，竟不以清语骑射为务，凡遇进班齐集公所，终日聚谈，谑浪笑傲，及至射箭之期，亦不过苟且塞责，或竟有托故不射者”。这种“危险的信号”被乾隆帝及时发觉，他强调侍卫及散秩大臣皆为满洲勋旧子孙身受国恩授为大臣，且侍卫内宗室、觉罗甚多，均应追思满洲先人创业之艰，自爱自重，勤于职业，发奋上进以故根本。乾隆帝晓谕各侍卫务必“恪遵朕旨，务各勤习清语，演练骑射。倘有仍前不改者，经朕查出，必严加治罪，并将该管大臣等一并议处，其共勉之”。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乾隆帝还采取“图绘紫光阁”的策略，共绘制280余幅画像，涉及人物200余人，御题满汉诗文，以文字和图像复合方式记录着八旗大臣和侍卫“勇武”的一面，以鼓舞和警示众人。其中，代表作如《阿玉锡持矛荡寇图》，主人公持矛跃马于疆场的景象跃然画卷之上；又如头等侍卫巴图鲁伊萨穆和二等侍卫特古思巴图鲁塔尼布的绘像，二人头戴三品蓝宝石帽顶，佩单眼花翎，身挂腰刀，手衔弓箭，形象地展现出八旗侍卫不忘旧俗，娴于弓箭的形态。
终其一朝，乾隆帝反复强调、警示和严格纠正侍卫的怠惰问题，所以在乾隆帝诸多涉猎及出行途中，我们都看到那些骑马持弓的侍卫形象不离乾隆帝左右，矫健的姿态可以说是乾隆帝个人紧绷神经的反向作用。
三、对于八旗童生
对于八旗子弟追求科举的做法，乾隆帝也颇不以为然，屡次要求八旗子弟务以学习国语，专精骑射为事。在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乾隆帝发布长篇上谕强调：
“本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并未尝恃虚文粉饰。而凡厥政务，悉吻合于古来圣帝明王之徽猷，并无稍有不及之处。观此可知实行之胜于虚文矣。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今若崇尚文艺，一概令其学习，势必至一二十年，始有端绪，恐武事既废，文艺又未能通，徒成两无所用之人耳”。
乾隆帝内心深为认同“期望八旗务令崇尚朴诚，勤修武备”的观点。然而现实中，逐渐增多的八旗童生不守场规、甚至逃避考试的情况引起乾隆帝格外的关注，多次简派大臣审查。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乾隆帝数还警示八旗童生清语骑射荒废的现状，其言“满洲原以学习清语，专精骑射为要。近多借读书为名，转荒正业，所关甚重。著寄信清保，令其晓谕盛京人等，嗣后务念满洲根本，勤习清语骑射，断不可务虚名而舍正业。晓谕之后，复蹈故辙，朕必从重治罪，断不姑容”。乾隆帝深恐八旗兵丁惟务虚文，不敦实行，“武事既废，文艺又未能通。徒成一无用之人耳”。最使他感到忧虑的，就是满人与汉人论同年行辈往来。乾隆帝认为这是放弃满洲旧俗，以附求文人学士的做法，不但“并未造乎汉文堂奥，而反为汉人所窃笑也”，故而要求旗人今后“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著通行晓谕部院八旗知之”。乾隆帝对于整个保持八旗系统保持国语骑射的旧俗可谓不遗余力，却也展现出乾隆帝无法真正做到破除满汉樊篱，相对保守的一面。
结语
从上文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乾隆帝有着强烈的满洲认同，又了解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于满洲旧俗日渐汉化、八旗认同意识日益消退所产生的忧虑和深深的危机感。一方面，乾隆帝在位期间对于汉文化孜孜以求，他对诗文、书画、文玩的兴趣无不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乾隆帝不仅以身作则竭力维护“国语骑射”，而且通过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文字和图像等手段不断强化着满洲旧俗和八旗自我认同，使之贯穿于旗人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中。
纵观历史，不可否认，在清朝由盛入衰的过程中,乾隆帝不断强调武备的思想有其积极意义，也对于维系国之根本和满洲旧俗的“国语骑射”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否也正是因为他没有也不敢彻底打破“满汉樊篱”，固执地将“满汉一家”视为“表”、“首崇满洲”视为“里”，过于强调满洲武备，而没有系统地提升包括绿营在内的全国军事常备体系，最终导致清王朝的统治由盛而衰呢？又因他“紧绷的神经”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引发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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