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乡三弦书起源于武乡山区，流行于武乡、榆社、左权等县。据老艺人相传，这一曲种由春秋战国时期本地的一个君王[苗庄王]所传。约到宋金时期，艺人将道教寺庙音乐融入其中，演变成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形式，时称“道情”，其唱腔只有上下两句，为盲人串户说唱，借以乞食。伴奏乐器只有小铙[当时称道釵]。从明代末年艺人们加进木胡伴奏，开始出现六、七人一组坐场说唱，唱腔中创造了流水板式。艺人们时称“瞽调”，也有人称作“官调”。到清代乾隆年间，唱腔中出现了四句提纲和起板。约清代同治年间艺人开始用三弦伴奏，同时加进甩板击节。1938年先后老艺人张林书在“瞽调”的基础上吸取了老州调[流传于武乡、沁县、沁源三县的另一种说唱艺术]、上党梆子等曲艺和戏曲音乐，新创了截板、垛板、抢板、战板、哭板板式，始称三弦书。后来艺人们又相继吸收了中路梆子、当地民歌和武乡琴书的音乐，唱腔与伴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民间艺人在继承传统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大量吸收本地的民间小调、戏曲和曲艺乐汇，将其唱腔不断完善。1980年，业余演员安娥英将武乡三弦书大胆改革，在王仲香老师的帮助下，把武乡秧歌中的“摇板”加以改进后融入三弦书内，使其唱腔更加完美。 武乡三弦书的代表书目有《困龙传》、《金镯玉环记》、《牙牌记》、《争亲记》、《包公案》、《刘公案》、《兴龙传》、《汗衫记》、《姜公案》、《小八义》、《大八义》、《还魂带》、《抢铜钱》、《打马牧》、《捉汉奸》等。
武乡三弦书同其它曲种比较，是一个形成较早但发展缓慢的民间说唱艺术 。它的前身从宋金时期的“道情”到抗战之前的“瞽调”传承了七百多年，但唱腔与板式都没有太大的发展与变化。1938年武乡县成立了“盲人曲艺宣传队”，县曲艺队于1939年到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村给朱彭总司令以及八路军全体官兵演出时，才受到党和各级领导的重视。1947年，武乡三弦书艺人曾应邀到河北涉县为刘伯承师长祝寿助兴演出，并在八路军官兵中巡回演出四十余天。每一场演出，艺人们都要征询改进意见。曾聆听过黄镇、朱穆之、杨青、李伯钊、荒煤、寒声、夏鸿飞、赵树理等许多同志的指导。三弦书从此踏上健康发展之路。建国后，在“双百”方针指引下，艺人们将三弦书的唱腔不断完善、不断创新，发展更为迅速。 从1938年到1988年的半个世纪，是武乡三弦书说唱艺术最鼎盛时期。三弦书艺人几乎走遍整个山西和大半个河北的山山水水，演出场次按当时县曲艺队10个小分队每队每年演出200场计算，总演出场次就达10万场，实际演出远远超过10万场次，武乡三弦书说唱艺术成为当时山庄窝铺老百姓最主要的精神食粮。这一时期，老艺人韩庚江[武乡东沟人]将武乡三弦书传到左权、榆社、和顺等地，现在，左权曲艺队还有他的徒弟随队下乡演出。韩的徒弟李明月[武乡洪水寨坪人]常期在榆社县收徒传艺并担任榆社县曲艺队队长，坚持带队下乡演出。老艺人范金贵[武乡故城大沿沟]将武乡三弦书艺术传到沁源县，范在沁源县收徒传艺并担任沁源县曲艺队队长。老艺人邢效荣[武乡贾豁下王堡人]将武乡三弦书、鼓书艺术传到襄垣县，在襄垣县收徒传艺并担任襄垣县曲艺队大队长几十年。由于本县艺人的跨市县演出和收徒传艺，扩大了武乡三弦书艺术的对外传播，推动了周边市县曲艺说唱的健康快速发展。
武乡三弦书代表艺人已故的有大林书、小林书、韩庚江、刘全珍、张晋堂、武金奎、李三则、岳水秀、郭万明、郝林会、邢效云、王三炳、安娥英等。 遗憾的是武乡三弦书艺人大都是盲人和肢体残疾人。明眼人大都不学和学不会三弦书的说唱艺术。到2013年为止，武乡三弦书还没有专业的女演员。随着老艺人的去世，三弦书除了县曲艺队李红卫、常惠斌等极少数老艺人会演唱外，这种古老的说唱艺术面临失传。 近年来，为抢救和保护武乡三弦书这一古老的说唱艺术，在县委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县曲艺队队长常惠斌带领队员挖掘整理和编排了《访通州》、《唐王探病》等部分书目，并由河北百灵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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