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后，邻省的湘雅医院是第一批派驻医疗队的医院之一。
当时网上流传一张帖子《中华医疗界四大天团决战武汉》，介绍了“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的历史，此次出征武汉的医院，代表着中国百年来最精锐的医疗力量。
确实如此。本期读书会领读的一本书《道一风同》，是湘雅医院创始人、美国医学家胡美（Edward Hicks Hume）医生的回忆录，记录了清末民初时期，现代医学如何艰难叩响古老中国大门的一段往事。
要从医疗的角度观察中国，现代医学入华史固然是不得不读的，但如果仅仅将现代医学作为一种替代方案，又远远无法了解这个古老国度的复杂面相。
现代医学形成之前，中国人如何治病？中国人如何看待疾病？从传统医学时代迈入现代医学时代的过程中，中国人是如何应对的？
以下四本书，或许能带大家回到那些时代，置身大疫之年或社会转型之际，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作者: 于赓哲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0-1
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时代，是中国人经年累月乐此不疲讨论的话题，而投票榜上名列第一的朝代，几乎都是唐朝。
曾有历史研究者专门为穿越党写了一本《唐朝穿越指南》，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唐代的衣食住行、语言风俗、城市风貌等，让人巴不得马上穿越回去体验“长安十二时辰”。
只不过，这些穿越指南、穿越剧、穿越小说，都没有考虑到一件事情——看病。
《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告诉大家，在那个没有医院也没有口罩的时代，如果我们没有随便投胎都能投到皇室的主角光环，作为一个普通人，极有可能会因为一场小病、一个小伤口就挂掉。
据作者考证，唐代没有为平民服务的中央级医疗机构，殿中省尚药局是专门给皇帝看病的，药藏局是为太子服务的，太医署虽然负责全国医政和医学教育，但服务对象主要是官僚贵族及其奴婢，顶多捎上首都居民。
即使有长安户籍，普通居民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找太医署的医生。全长安有70万-100万人，而太医署只有350人，还包括了不少行政人员。因此，他们只有在出现大规模传染病的时候才会给老百姓派药治病。
在长安以外的各地，医疗资源更为稀缺，平均1.8万到2.2万人拥有1名医师。据2019年国家卫健委的统计，中国每1000人拥有的医生数达到了2.59人。今天中国人看病尚且困难，在交通条件更差、医人比例极低的唐代，生病受伤基本就只能靠自己扛了。
书中史料记载，唐代最显赫的宰相李德裕被贬到海南后，不慎染病，在床上躺了70天，缺医少药，没多久就病死了。换成老百姓，不一定能熬70多天，能活到27岁就超过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了。
穿越第一目的地大唐，是个平均寿命27岁的盛世。/《长安十二时辰》
这本书的价值当然不止是还原唐代的医疗状况，它还描述了唐代的医疗活动如何影响社会和政治，其中一些现象和观念，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作者认为，唐代总体上是一个医、巫并行的时代，汤药、针炙、禁咒、符印、导引等五种方法，都被当时的医学名家视为“救急之术”，其中符印疗法多达25项，广泛被用于传染病、妇女生产、毒虫侵害等问题的治疗。
问题是，汤药、针法、符印、禁咒、导引对医师的知识、技术、经验都有较高的要求，大多数人没有条件遇到这样的医生，只能求助于门槛更低、成本更廉的疗法——炙疗，点燃艾绒灼烧某个穴位或病变位置，也就是传承至今的艾炙。
多少老祖宗的“智慧”，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妖猫传》
另一方面，由于缺医少药，医生的医术水平普遍低下，治疗效果差，唐代的医患关系也很紧张，普通人往往更喜欢求助于民间的“赤脚医生”。他们没有接受过当时正统的医学培训，可能略懂皮毛，但坊间流传着很多他们能治好病的传说，被大家称为“福医”。
顾名思义，找福医看病，看重的是“福气”或“运势”而不是“医术”，用今天的话来说，或许可以叫“安慰剂疗法”。
当时有一句从汉代流传下来的民谚：“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其意思不是今天坊间调侃的“患了不治之症就去看中医”，而是说得了病不治理，也能达到中等的医疗效果，老百姓何必找医生用艾炙、符水之类的疗法来折磨自己？
在现代医学出现以前，普通人生病了别无二法，听天由命而已。
作者: [美]胡美
译者: 杜丽红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1-9-14
“尽快来中国，这里比印度更需要你！”
1905年夏天，美国医生胡美在炎热的孟买接到这样一封邀请信。此前，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友组织起雅礼协会，致力于在中国兴办现代教育和医疗。
他们选中了位于中国腹地、刚刚向外国人开放的长沙，准备在此建设一所现代医院甚至医科大学，而担当此任的对象，正是远在印度的耶鲁校友胡美。
这一年，日俄战争刚刚平息，中国漫长的海岸线重新恢复宁静，还不到三十岁的胡美带着妻儿，乘船北上，在上海登岸，辗转来到古城长沙，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
近半个世纪后，回到美国的胡美写下这本回忆录，讲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湘雅”二字背后的半生心血。
素有“南湘雅”美誉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Yinsanhen/wiki
现代医学乘着西学东渐之风来到中国，所以今天国内许多著名医院、教育机构追根溯源，都能找到西方人的身影。“北协和”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在北京成立，“东齐鲁”的前身是美国人建立的医院，“西华西”起源于西方教会在成都创建的医院。
医学，关乎数千年的传统，更关乎生命，这些西方面孔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国人的不信任，百多年前在长沙城里推广西医的难度可想而知。
起初，湘雅医院的死亡率一直为零——因为很少有人真正信任西医，只敢在这里动一些小手术。所以，当一位城郊农民的儿子在湘雅医院逝世后，地方官和胡美都变得格外紧张，他们担心脾气火爆的长沙人会把怒火倾泻到医院，为此，门外甚至添设了卫兵。
但出乎意料的是，逝者的父亲只是悲戚地向胡美表达了谢意：“我来感谢您，先生！孩子去世是天意，我返回村子将告诉所有人，你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而感谢的原因，是医院向这个贫穷的家庭无偿提供了一口棺材。
长沙岳麓书院。/Zhangzhugang/wiki
中国人在认识西医的同时，胡美也在认识中国。他曾上门为一位退休官员治病，七个儿子守在床边。当胡美刚刚说出“中风”的诊断结果时，七个儿子同声回答：“是的！”而当给出治疗方案后，七个儿子还要去禀报后堂的老夫人，才能最终做出决定。
医生感慨：“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完全由中国家庭控制诊断和决定治疗方案的生动案例。”
事实上，自上而下的，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中国人逐渐接受现代医学的过程中，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比如原本对西医不屑一顾的李鸿章，在目睹西医治愈家人后，马上就变成了“中医黑”。
某种程度上，这种非黑即白、非中即西的阵营对垒，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在一百年前的胡美身上，我们却看到一种宝贵的折中：在长沙，胡美第一次听说了张大夫——也就是著名的张仲景。后来，他仔细阅读了《伤寒杂病论》，对其中的一些智慧赞叹不已。
当然，这种调和的前提，一定是对陌生文化的尊重，和对科学精神的追求。
“中医黑”李鸿章。/wiki
恰如胡美在前言中所写：“真正无畏的人一定会相遇，因为他们的灵魂是接近的，他们的勇敢和坚韧是相似的。”当我们再一次听到湘雅的名字，便不得不对这位来自异域的医生肃然起敬。如果继续循着他留下的文字追溯往事，或许还能在其中找到一些关于今天的答案。
作者：梁其姿
译者: 朱慧颖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出版年: 2013-5-1
“麻风病的历史与人类几乎同样长久，它是经由一个基因结构非常稳定的杆菌随着人类在地球上的迁徙而传播。”
“这个杆菌不能在人体外培植，因此至今人类仍无法制造疫苗来预防麻风。”
今天的百科中介绍，麻风病的临床表现为麻木性皮肤损害，神经粗大，严重者甚至肢端残废。而过去几千年历史中，麻风病无疑成为了许多代中国人的噩梦。
梁其姿教授从人们对麻风的概念认知演变史说起，谈及社会、政治领域全国性的隔离措施，还摘录了不少史书及地方志中患病个体，关于“被诅咒”和“被救赎”的经历。
“孔门十哲”之一冉耕，据推测很可能死于麻风。
此书浓缩了中国漫长的麻风病史，并以流畅且清晰的方式，理顺了其中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阅读此书时不难发现，当今天医疗手段更高超的人类，面对存在历史更短的新冠病毒，无论是病理认知，或是治疗手段方面，我们都步入了同一条河流。
比如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风疾”（麻风病的旧称）的记载。但直到宋代的文献中，疾病通过“传播”，“相染”，模糊的人传人概念才首次出现，此前人们都将其病因归于“风”或“虫”。
比如，作者总结前近代中国对麻风病漫长的认识史，发现对疾病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概念化，以及将其污名化，是两个几乎互相独立的发展。
对于麻风传染的恐惧，在家庭内部或村庄里滋生了大量的猜疑、妒忌和仇恨。麻风病人隔离、被流放在水上，被法律定罪，受到各种宗教传统的诅咒。
影视剧中的麻风病患者。/《花漾》
同时他们也因其可怕外表，成为宗教救赎的绝佳对象。
佛教剥夺了病人受戒出家的宗教权利，但他们被污染的身体成了宣扬慈悲和救赎的重要工具；道教也得以用来强调修身养性、自愈成仙的可能性；典型的儒家故事中，丈夫患病，不幸的妇女不畏生死，坚守贞操，却为自己的名字赢得了载入史册的机会。
但无论在哪一种文化的宣传中，“有问题的身体通常属于男性，妇女则扮演了照顾者、牺牲者或殉难者的角色。”
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被认为在麻风全球大流行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于中国人而言，南方人是主要的患者；对西方人而言，所有中国人都是南方人。”因此，“重塑”国家、国人，“铲除”麻风病患，成为中国自19、20世纪之交以来最急迫的公共事件。
这个时期，被普遍认可的态度是：把麻风病患扔到麻风院是彻底消灭“麻魔”的一个步骤，社会感染疾病的那部分必须切除，任其自然毁灭。健康的身体必须保护起来。制造认为放逐工作是宗教义务和公民责任的公众舆论……
1939年的惊悚电影《麻疯女》。
建国后，麻风提供了一个焦点，让各个行政级别将农村卫生计划和生产政策、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与麻风作战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史中独特而重要的一部分。直到1990年代，依据中国更高的治愈标准，国家正式宣布麻风病已被消灭，这是全国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果。
此书英文版的书名是《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麻风病成为一段历史、一桩往事了么？
据称，随着麻风病的消失，人们曾眼见着那些农村的基础设施又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迅速瓦解。甚至有人认为“走向繁荣的农村，不再需要国家的特殊补助”。
21世纪后，艾滋、SARS、禽流感，各种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吸血虫病等旧疾又死灰复燃。作者提出，“麻风是一种无法通过疫苗来消灭的疾病，它是否能成为一桩往事，取决于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公共卫生政策的方向。”
作者: 李建民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16-3
如何解释、治疗传染病，是古代医生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在电影《大明劫》里，军中发生大疫，游医吴又可与老师赵川共用为病人诊断，赵川按《伤寒论》记载判断为“寒症”“阴症”，建议用附子汤进行治疗，吴又可则坚持认为是“人吸入了邪气”，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呼吸道感染”。
以上情节或是虚构，诊断理由却是符合历史的。附子汤是《伤寒论》中普遍采用的药材，但它是否能治病，则可存疑。可以确定的是，附子是古代广泛使用的一类剧毒，常加在膏药、丸子、汤剂等药品食品里，服用者难以觉察。
据李建民在《从中医看中国文化》中考证，附子常常用于宫廷谋杀，霍光夫人毒杀许平君皇后，骊姫谋害晋献公，曹丕用毒枣杀害弟弟曹彰，用的都是附子。
可想而知，赵川的药方治不了传染病，还提高了死亡率，最后连自己也染病身亡了。孙传庭这才让吴又可试验他的方法——隔离邪气，人人戴面巾，常人与病患隔离，重症与轻症隔离，死者尸体就地焚烧。
被感染的士兵虚弱不堪，健康的则都戴着面巾。/《大明劫》
显而易见，吴又可说的“邪气”，即现今所说的“病毒”或“细菌”。这种意义上的邪气，在中医里并非毫无根据，比如因瘟疫、饥荒、战乱而死的人，政府和医家都主张及时掩埋，否则尸气蔓延，酿成瘟疫。
可惜的是，这种观点并未发展出现代医学，因为防疫只是其中一个目的，更重要的目的是教化。古人相信死者得不到安葬会化为鬼祟之物，扰攘生人，有德的地方官会定期收葬无主尸骸，甚至用作求雨仪式。
按《从中医看中国文化》，仪式化在传统医学中无处不在。到3世纪以后，传统医学已经形成一门“以文本为核心”的医学，医学典籍的定位在礼仪程序中得以奠定，“可传后世，可以为宝”，有极大的权威性，故而《大明劫》中的赵川丝毫不敢违背。
其次，治疗手段仪式化，很多疗法浸透了中国古人对天地万物的朴素理解。譬如“艾炙”之所以用的是艾草，起源于古人燃烧艾草驱除体内疫鬼的一种咒术疗法，而在艾炙的穴位，则是疫鬼侵入人体的通路。
常用来入药的艾草。/wiki
古代的艾炙还讲究火的来源，今天使用的打火机、火柴是断然不行的，得用冰鉴、铜镜等引取“天火”，也就是用放大镜聚焦阳光点燃艾草。同样的道理，药材要发挥最好的效果，也必须用“太阳之火”来引火。
由此可见，传统医学的很多仪式总是脱离不了巫术的影响。今天香港鹅颈桥的打小人习俗，与明代方以智记载的“炙影术”（针扎人偶或影子以治病）同出一辙，这是传统医学对人体最特别的想象之一。
《从中医看中国文化》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李建民认为传统医学对身体的想象，在明末清初之后变成了一种深刻影响社会发展与政治变动的民间信仰。
最典型的表现是，让裸体女性站在军前吓退敌军，成为了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经常采用的阵法，甚至正规军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传说张献忠军中还用以形补形的方法治疗伤兵，男性的部分器官组织被用作外科药引。
后来到鸦片战争和庚子事变中，又有了采用月经布、女人马桶等女性物品来对抗洋夷大炮的做法。书中提到一则笔记，义和团大师兄打不过洋人，便认为洋人军中有一面大旗是用女性体毛编织而成的，使得敌人无法靠近。
现代医学出现之前的“医”，往往并不是独立成体系的。/《大明劫》
如此荒诞的社会文化，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愚昧与落后的象征，但李建民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见解：
传统医学中的妇女禁忌，到明末清初以后从“炼丹”“房中术”等隐秘场合，逐渐公开化变成一种“积极巫术”，并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正如18世纪法国革命中对催眠术的狂热信仰，这种变化预示了一种新秩序的开启。
无论是中医粉还是中医黑，或许都得承认，中医不仅仅是一门医术。
✎作者 | 朱人奉、苏炜、孙名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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