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梁莹的论文抄袭事件以及本周刷屏的锦鲤文章背后的社会焦虑。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抄袭事件：畸形体制造就的一朵奇葩？
上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一位教授的撤稿事件引发众人关注。39岁的社会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梁莹以第一作者或者第二作者发表的超过120篇中文文献在过去几年陆续从数据库中消失。这些学术成果，曾经帮助她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参与评定职称，申请研究经费，却被发现涉嫌学术抄袭以及一稿多投。除此之外，梁莹的教学能力也遭到很多学生的投诉和质疑。目前，南京大学校方已正式介入，责成有关部门依照程序和规定调查此事。梁莹事件反映出高校学术系统的诸多问题。一位在社会学科领域以近乎“光速”发表论文的学者何以平步青云一路晋升畅通无阻？而涉嫌抄袭和一稿多投的论文又如何通过学术期刊的层层审核最终发表？如果一个有学术不端行为的个体能够利用体制如鱼得水，这个体制本身是否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和漏洞？更进一步，社会学科领域甚至是整个学术领域的学术生产意义何在？是仅仅为了维持学术圈内部的运转还是真的能够产生真知灼见？
10月24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公众号发布了《青年长江学者与她的“404”论文》一文，梳理了39岁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梁莹很多论文凭空消失的来龙去脉。梁莹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等多个人才支持计划的入选者。她于南京化工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之后分别在苏州大学和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又在北京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2009年起，她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任教。
梁莹的学术著作颇丰，《中国青年报》记者查到以她为第一或者第二作者的中文文献超过120篇。但在过去几年中，这些学术成果陆续被从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主要学术期刊数据库删除。目前她的中文论文已经无法检索到，在期刊官网上，这些文章的对应页码也无法查看。甚至她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也已经消失不见。其中一家学术平台上虽然可以检索到论文条目，但是正文页面已经显示“404”。在对比论文时，记者也发现，至少有15篇存在抄袭或者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一位学术期刊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2014年前后他们收到梁莹从知网撤下已经刊发论文的要求，这种作者主动要求撤下文章的情况，自创刊以来“可能是第一次”。虽然这家期刊并没有答应梁莹的要求，但这两篇论文最终却从数据库中消失了。
除了发表论文数量惊人以及涉嫌抄袭以外，梁莹的教学能力也受到质疑。2017年3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工系2014级全体学生曾联名举报梁莹教学态度不端，南京大学的学风督导员也在课堂中发现过类似问题。据一些上过她的课的学生反映，梁莹上课期间常常早退，自己玩手机或打电话。她也曾在课堂上公开炫耀自己的学术能力和获得的荣誉，表达对于教学的不屑。同时学生还反映梁莹经常利用教学之便让学生帮自己做私活。
10月23日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梁莹承认自己的一些论文存在学术不端问题，但表示上述情况只出现在学术生涯早期，即2005年以前。当时她刚入门学术，不懂规范。梁莹表示，2005年之后学术界才开始强调学术规范，她认为如果这样追查下去，中国很多教授、博导都有问题。“如果你这样追究下去，所有中国的学者，那么多，人人都有问题了。”
梁莹的120多篇问题论文，数量巨大，令人震惊。实际上，与梁莹类似的学术不端以及教学不认真行为，在国内高校屡见不鲜。在公众号“一颗土逗”上刊发的《404的长江学者：总有一些教授，烂得让我们泪流满面》一文中，作者大姑妈通过一些实例，揭露了大学老师开论文工厂等流水线作业批量生产学术论文的行为。曾经在论文工厂兼职打工的钱晓亮就曾目睹科研论文是被批量生产、通过流水线递交给“审稿老师”，之后反馈给作者然后发表的过程，他得出结论：“所谓的科研，拿着纳税人的钱，根本就不是为了社会生产知识，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生产垃圾。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垃圾不是自己造的，而是去买现成的。”
在教学方面，文中一位名叫林晓的学生现身说法。在大学期间，林晓见过很多不备课的、使出浑身解数（念PPT或者放电影或者介绍自己旅游见闻）拖延时间的老师。更有甚者，会像梁莹一样，利用上课时间让学生为自己的科研项目打工，压榨免费劳动力。有的老师会在研究生方法课上让学生下载整理自己课题需要的文献，并将其当成课程考核，美其名曰科研能力训练。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将科研能力作为高校职称等级评定以及晋升的主要标准，教师们必然压缩教学时间，将时间更多投入到论文发表和获取课题研究经费上面，而学生们常常沦为教授的廉价劳动力。在2018年1月西安交大博士生杨宝德因不堪导师重压自杀以及2014年厦门大学吴春明教授性骚扰两桩事件中，均存在导师利用职权压榨学生的状况。有鉴于此，英国国王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比较政治学讲师Alexandre Afonso甚至将当下的学术体制戏称为“贩毒团伙”。他认为在这个体制中，收入分配是极度由上端向下倾斜的，底层街头的“毒贩”不仅收入微薄，还面临入狱、被枪击、被层级较高的人殴打等诸多危险。为何他们甘愿忍受风险与痛苦，留在“团伙”中？这是因为，只要忍辱负重，当他们爬到顶端之后就会拥有无尽的财富和名声。大姑妈认为，如今的学术体制也是如此。随着底层研究生源源不断地输入，学术大佬们才有越来越多的成果。顶层大佬的风光和权力，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的。而造就这些拿着纳税人的钱学术造假、压榨学生、为己谋私利的教授们的，正是类似贩毒团伙的学术体制本身。
除了如金字塔般层级森严的学术体制以外，学术成果的审查和发表过程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而这种问题也直接指向人文社科知识生产的有效性。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学术恶作剧成功发表：人文社科领域被后现代话语败坏了吗？》一文中，作者王晨阳集中讨论了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助理教授Peter Boghossian和几位同伴公开揭示他们精心筹备一年之久的学术恶作剧一事。简单来说，他们将伪造的二十篇论文寄给人文社科领域的知名期刊，这些论文大多数据可疑、结论荒谬，但在时髦学术词汇和进步政治立场的掩盖之下，最终有七篇经过重重审议得以发表。这一事件一经公开，引发了美国公众对于人文社科部分领域严肃性和学术价值的嘲讽和质疑。在作者王晨阳看来，Peter Boghossian及其同伴的做法质疑了人文社科领域内部知识生产方式如今存在的问题，即受到激进社会建构论以及后现代话语影响的后果。
Peter Boghossian及其同伴在一篇名为《伸冤型研究和学术败坏》的长文中详细解释了其恶作剧的动机和诉求。在他们看来，人文社科领域的重灾区是所谓的“伸冤型研究（grievance studies）”，即一个由文化研究、身份研究和批判理论组成的学术建制的松散集合。此类研究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批判分析社会文化生活的细枝末节来诊断“基于身份的权力不平衡与压迫”。在这类型的知识生产过程中，研究者有意站在支持边缘群体的道德高地，用怀疑论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用多元话语质疑科学理性的权威性。
作者认为，虽然Peter Boghossian及其同伴的目标鲜明，但他们的恶作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明他们的上述批判，这仍然是个问题。七篇文章得以发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是人文社科部分领域的一些期刊在质量管控和学术审查上存在问题。同行评审质量堪忧、部分期刊学术标准降低，这些现象实则指向高等教育界的发表压力、研究领域细分导致的期刊过度增殖以及评审体制和评审者待遇等诸多问题。其实不光是人文社科领域，在基于实验与统计的“硬核”知识生产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2005年，John P.A.Loannidis在他的论文《为什么大多数出版的研究发现都是虚假的》一文中指出，科学研究，尤其是医学研究的知识生产过程存在严重漏洞，包括：过小的样本量和效应量，实验设计、定义和分析模式上的自由度，经济效益和偏见甚至是研究主题的热度等等。
因此，如果我们再次回到梁莹事件，就会发现“学术垃圾”的生产并不局限于中国，也并不局限于社会学这种社科领域。它是全球学术界和各个学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与问题。这其中涉及高等教育科研制度如今的弊端，涉及学术成果评审和发表时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失误，也涉及知识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偏差。
拜锦鲤教：幸运崇拜虽然无用但不可或缺？
10月24日上午，一篇名为《在这个从小躺赢到大的女人面前，杨超越真的不算锦鲤……》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地金啊”自称是一个家有300亩地的雄安富婆，在文章中，她历数了自己从小到大受到命运之神眷顾的种种事例，以及她的幸运体质如何给身边人带来好运。具体事例包括小时候喝鲜橙多连中八瓶，小升初以超过分数线一分的优势得到四万元学费全免的待遇，高考前一天晚上押中了语文考试古诗词鉴赏的题目，大学六级压线考过，公务员考试由于笔试第一名的人没有出现因此轻轻松松被保送成为北京市公务员。除了营造自己从小到大一路躺赢的叙事之外，作者也描述了身边人和她接触之后获得好运的种种事例，比如张三拿到心仪大学的offer，李四两个月没消息的求职邮件得到了回复，王五和女朋友复合。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写到：“我不过一介懒人，能有啥可供借鉴的人生经验？并没有。我只是一个运气比较好的锦鲤女孩而已。转发这篇文章，大家一起沾下喜气。”这篇文章迅速获得了十万加的阅读量，并取代杨超越、锦鲤等曾经风靡一时的转运符号，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从最早的锦鲤到后来的杨超越再到支付宝锦鲤信小呆，除了营销者的推波助澜，在此类转运符号大行其道的背后，反映了当下中国青年人的何种焦虑？
媒体人方可成在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新闻实验室”的文章《拜锦鲤教》中指出，最近一次锦鲤风潮背后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精明商家的背后助推。不久前，支付宝的中国锦鲤信小呆事件以不高的成本获得了巨额流量，引发了全民跟风转发的风潮。与此同时，新媒体写手也在利用锦鲤事件赚取转发量。方可成引用了心理学家对于日常生活中迷信现象的研究来解释这一风潮：以德国为例，在一战到二战期间，整个社会处于紧张动荡时期，人们的工资水平越低、失业率越高，迷信水平就越高。在当时的德国没有锦鲤，人们追逐星相、神秘论、邪教。另一篇文章指出，人们在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更容易有迷信行为，因为压力导致人们丧失对于生活的控制感。为了重获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人们会通过迷信行为寻求心理上的确定感和对于自己人生的掌控感。如果将这样的理论放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环境中，如今人们对于锦鲤的崇拜，可能意味着全社会的焦虑指数达到了一个高点。在方可成看来，在如今这个全球都面临巨大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在年轻人普遍都感受到压力和无力的时候，拜锦鲤教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这个时代的症候之一。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的《咦，你也在转发杨超越！我们时代的锦鲤文化，是在崇拜一种叫做“幸运”的才华？》一文中，作者董牧孜梳理了当代锦鲤文化的谱系，并指出以杨超越为代表的人形锦鲤的转发风潮，实则充斥着（后）现代的戏谑与荒诞，是当下丧文化的另一种体现。在董牧孜看来，当代锦鲤文化首先是作为一种“自我实现预言”的精神安慰剂而存在的。这在网络锦鲤文化的鼻祖之一微博@锦鲤大王的账号简介中也有体现：愿望交给锦鲤，你就只管努力。这句简介正中拜锦鲤群众的下怀——既要无可奈何地努力，也要不抱希望地期盼。在董牧孜看来，这群人的共同阶级属性是年轻的预备中产或者中产，他们的未来在充满可能性的同时也充满着不可能性，而后者时常会占据主导。因此，转发锦鲤可被视为一种问候彼此、试探未来的社交行为，它具有一定的表演性，通过一种对于未来的尚不确定的希望达成社群的共感。而锦鲤图更加年轻的变体，杨超越、信小呆等等，成为年轻人之间丧气满满的接力狂欢，其中充满着对于幸运的崇拜，体现出对于努力不抱信任、但又无法不继续相信努力的生命状态。进一步说，努力并非锦鲤迷信的解药，而是症候本身。“锦鲤文化”与“努力文化”相伴相生，其本质是一种自我告诫：“今天也要加油鸭，好运迟早会降临。”
在铺天盖地的锦鲤崇拜中，我们该如何理解“幸运”和“崇拜”的逻辑呢？董牧孜指出，如今的幸运崇拜已经把成功和失败简化为随机的赌博，把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视为不可理解之物，最终通过拜物的方式与之互动。这种行动逻辑恰恰偏离了“幸运”本身的精神内涵，即“作为一种及物、接地的生命体验，以及富含主体性的存在主义史决断”——换言之，命运并非天命，而是社会复杂性交织之后的体现和结果，而好运气也并非真能从天而降，而是扎根于自身的行动脉络。
因此，锦鲤文化反映了当代青年一代的精神危机：沉湎于一种缺乏创伤性事件、却无法克服的日常危机。它不同于社会剧烈变动时期那种结构性的撕裂带来的创伤，它百无聊赖但却无处不在。它不同于经典现代性成长叙事的危机套路，即受到挫折，获得提升，不断展望社会地位的提升前景。如今的人们陷入了模棱两可、晦暗不明的情况，在彷徨中停滞不前。美国社会学家桑内特将这种情况称为“无用的幽灵”。人们一度以为透过教育打造有用之才是这种情况的解决之道，可在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之下，即便是社会精英也无法获得祛除“无用幽灵”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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