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咏史诗二十首，时间跨度起自战国，截止北宋亡。清初学子可以纵览二十一史，但指点江山、借古喻今，也只能写到宋亡止。在为君方面纳兰性德十分赞同司马光的观点，皇帝不能自坏名分，自驰纪纲。他否定不惜自我毁灭的鲁莽英雄，认为“英雄定有全身策”。
政不可名存实亡
“千秋名分绝君臣，司马编年继获麟。英倚区区周鼎在，已教俱酒作家人。”这首诗体悟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名分。
《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以君臣关系为要。诗中涉及司马迁的编年史书《资治通览》，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一事，以及历史上的“之家分晋”之事。
《资治通鉴》卷一载：“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也。”司马光认为：“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所谓“千秋名分绝君臣”，这是纳兰性德读史悟出的道理。
孔子修《春秋》褒善贬恶，一以名分为准，所以《春秋》以道名分。子路问老师：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齐景公又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为政治国，首要之事是正名分。实为权力结构体系的顶层设计。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国“资治”辅政，所以他以继《春秋》正名分为已任。
《资治通鉴》又载：周安王二十四年（前378年），“晋孝公薨，子靖公俱酒立”；两年后“魏、韩、赵共废晋靖公为家人而分治其地”。
这就是所谓“三家分晋”：魏斯、赵籍、韩虔都是晋国的大夫，后剖分了晋国，升为诸侯，各自为政，这就是名分所不容的；周天子竟允许他们所请，是抛弃名。
“俱酒”即晋靖公，就是他被魏、韩、赵共废为平民，国土被一分为三。别看“周鼎”即国家政权似乎还在，但纲纪坏了政权也就是名存实亡了。
“俱酒作家人”就是名不正的形象说法。司马光认为周天子命三晋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纳兰性德读到这里，十分赞同司马光的观点。从皇帝这起，就不能自坏名分，自弛纪纲，否则国家政权就会名存实亡。
英雄定有全身策
“一死难酬国士知，漆身吞炭只增悲。英雄定有全身策，狙击君看博浪椎”。此诗为纳兰性德读到《战国策》中“漆身吞炭”的故事，有感而发的作品。“英雄定有全身策”一句为主旨所在。
《战国策·赵策一》载：战国时人名豫让，他被智伯以国士相待，心存感激。后来智伯被韩、赵、魏之家合力攻杀，他的人头被赵襄子做成饮酒器具。
豫让誓为智伯报仇，于是将身体刷上漆、吞炭哑声作出厉鬼状，誓死刺杀赵襄子。但事败而死。不惜毁灭自己的鲁莽复仇式的英雄，纳兰性德并不赞同。
认为“一死难酬国士知”，“士为知己者死”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谋求万全之策，即使不成功也可保全自己不致毁灭。
对豫让所说毁灭自己是“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的观点，也不苟同。他推崇张良，刺杀秦始皇虽未能成功，但保全了自己，最终辅佐汉高祖灭秦，为韩国复仇，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满族是一个极具军事才能和文化爆发力的民族，也是一个崇尚谋略的民族，这与其尚武强悍是一致的，也是相辅相成，否则不可能以弱小人众入主中原，以几十万人的族群十万军队统治亿万人的大国。
善谋略以自成全，是满族文化基因之一。作为满洲贵族公子，在学习历史中对不惜自我毁灭的鲁莽英雄给予价值否定，正彰显其民族物质。他坚定地相信“英雄定有全身策”，有全身策者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