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子方，生于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巴县人。幼入私塾，12岁就读江津县立中学堂，后转学重庆府中学堂。1913年考入上海大同学院，次年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攻读数学、物理、天文诸科。其间曾回国参加讨伐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的宣传运动，此后即留国内，再次就读于上海大同学院。
1918年，吕子方考入英国伦敦里茨大学，仍习原学学科。留英期间，曾与彭用仪一道赴德国进行社会考察，并同往哥廷根大学，拜谒朱德及孙炳文。1923年毕业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厦门大学、广东大学、河南中州大学、暨南大学、成都大学等校执教。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曾兼任上海自然科学研究室主任、苏州工业学校三角天体测星训练班教授，制《中西对照恒星图》供学员参考。198年与沈懋德、彭用仪等共商创办重庆大学。次年参与重庆大学建校工作，担任过该校董事会委员、教务长、训导长、理科主任等职。抗战期间，曾任重庆三十二兵工厂实验室主任，对改进枪械发蓝工艺作出贡献。1943年8月，任四川省立重庆联中校长。他亲自选择沙坪坝高家花园为校址、主持新建校舍，把该校办得有声有色。后长期任四川大学物理系教授。1951 年曾应聘任北京工业学院物理系教授，翌年仍回川大。在数十年的教学工作中，培育了大批人才。因积劳成疾，1964年4月 13日病逝于成都。
吕子方在教学之余，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他治学严谨，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精勤搜集大量科技史料，穷极专门著述，旁及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以至散见在稗官野史、私人杂记、佚文夹注等中的零星资料亦不轻易放过。在占有大量系统而又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并同社会科学研究紧密结合，一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相继脱稿，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如在《〈三统历〉历意及其数源》一文中，以代数连分数法对《三统历》的主要数据列式运算之后，证明中国早在汉代即已知求连分法，比欧洲早1683年，并确认《三统历》为中国古代优良历法之一。他用逻辑分析和化学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有关文献资料后，考证出中国在战国时期即能制造玻璃，有力驳斥了“玻璃外来说”。对《山海经》，则以科技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所著《读山海经杂记》中考证出黄河流域和巴楚长江流域，均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这已为近年考古发现所证实。在《天数在蜀》一文中，收录了大批古代占星术家的材料，肯定他们在早期天文发展史上的贡献。《落下闳并非黄门老工考》是对四川古代天文学家落下闳之考证，纠正了过去某些学者将其混同于黄门老工匠之讹误。数学家何鲁、史学家蒙文通等知名学者，对吕子方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何鲁认为，《〈三统历〉历意及其数源》一文“析以新法，洞中窥要，尤能明古人之用心，使二千年之成绩焕然一新，厥功甚伟。”
1981年8月，在成都召开了“吕子方教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遗著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一致希望能尽快整理出版吕著，以繁荣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此后，《自然辩证法通讯》《大自然探索》《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均刊载了介绍“吕著”的专文及整理研究动态。
香港《大公报》发表了《李约瑟之外》的署名文章，把吕子方与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上的成就加以比较，为看到中国学者写出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同类著作而感到欣慰。消息传到国外，也引起很大反响。
1983年，凝聚着吕子方毕业心血的遗著中的主要部分，经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整理，汇编成一部约50万字20篇论文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分上、下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物理、化学、航运等学科史、科学思想史和科学家传记，以及《山海经》研究等，填补了大量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空白，提出不少精辟、独创的见解、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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