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灵感和内核：韦宝珊
金庸的民族观念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剑恩仇录》里，乾隆皇帝被设定为浙江海宁陈家的儿子；到《鹿鼎记》的结尾，韦小宝的父亲居然成了五族共和的薛定谔状态。此处不过多讨论，但《鹿鼎记》探讨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民族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金庸自己曾说：“（韦小宝）这个人物主要是受到海外华人的启示”。这个华人，按很数人的推测，就是香港商人韦廷俊。韦廷俊又名韦玉，字宝珊。1849年生于香港的买办家庭，幼年在家学儒，十八岁前往英国留学，在国外停留五年。回到香港后，他除了经商以外，积极参与港英当局的管治，比如在团防局、定例局任职等。1898年，清政府将新界租借给英国，引发当地乡民反抗，韦廷俊参与了协助调停工作，1919年，英廷册封他为爵士。他同时深得清廷的信任，捐过候补道员，经常出入于广东的官府衙门，有传言说他是清政府的密探。另一方面，韦廷俊又参与反清活动，兴中会多次开会都在他家中进行，1912年，北洋政府为表彰他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还给他授过三等嘉禾勋章。
这位是真正的韦爵爷
一个生于殖民地的华人，在清廷、革命党、港英三方之间游走，他的真实身份令人捉摸不透，多头下注，谁也不知道他内心深处秉持着怎样的身份认同。恰如清初时期，满人入关，传统的华夷之辨与现实产生了巨大冲撞，而普通人面对时代变局只能无奈、妥协，民族观念一度陷入迷惘和重构。
既然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参照此韦爵爷的经历态度，来设计彼韦爵位的人生选择，自然顺理成章。
2. 历史原型：和珅
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把虚构的主角放进历史背景中，为了避免出现硬伤，一个取巧的方法，就是找一个真实的人物作为原型。有些读者认为，韦小宝的原型是曹寅，理由是曹寅是内务府包衣，十七岁当上康熙的侍卫，后来他又继承父职，任江宁织造，充当皇家的亲信和耳目，一生深受康熙的信任，与韦小宝年纪轻轻就成为大红人、甚至抬旗入正黄旗的情况颇有类似之处。其实，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康熙时期，不妨看一看这个人的经历：
母亲难产去世，父亲早殁，童年不幸；
年轻时进宫当差，因为偶然的机遇，受到皇帝赏识，成为御前仪仗侍从；
短短几年间，官职从侍卫升到八旗副都统、都统、侍卫总管；
因平乱有功，封一等男爵，再晋三等忠襄伯，最后定格在一等忠襄公；
他的家庭迎娶过公主，并因为这层关系减轻过祸害；
他一生深受皇帝宠爱，即便偶犯过错，也不会受到深究，始终屹立不倒；
他私吞赃产，贪污纳贿，总之嗜财如命，来者不拒，乃是一时豪富；
他聪敏机巧，能言巧辩，对待上司和好友满面春风，打击异敌时恐吓、绑架等低劣手段又层出不穷；
他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善于拉拢，满朝文武，一半是他的党羽……
这个人就是和珅。整个清朝，也只有他拥有与韦小宝一样开挂的人生。
韦小宝之于康熙，正如和珅之于乾隆
3：底层气质：阿Q
乍一看，阿Q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人生失意者，和韦爵爷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但如果拂去笼罩在成功者头上的光环，我们马上就能发现，韦小宝的底色就是阿Q。
第三回韦小宝被海大富送进宫时，他的心理活动是：“他妈的，老子好久没坐轿了，今日孝顺儿子服侍老子坐轿，真是乖儿子，乖孙子！”这句话马上使我们想到阿Q的著名技能：精神胜利法。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比如和索额图结拜时，用了小桂子的名头，便认为“同年同月同日死”不会祸及自身；有比如在心里骂一句太后时婊子，便洋洋自得于自己是古今第一人……
发誓时也得搞点自欺欺人的小伎俩
阿Q好赌，韦小宝也好赌，“赌”除了带来心理刺激外，还蕴含着底层草根一夜翻身、改变现实处境的一种希望。阿Q对着吴妈下跪，“我要和你困觉”，跟韦小宝初见阿珂时两眼发亮，神游太虚乃至口角流涎有异曲同工之妙。阿Q在酒店门口戏哭小尼姑，韦小宝则把郡主按住、往脸上描乌龟。
陶醉在白日幻想中
说谎成性、自欺欺人、泼皮耍赖、欺软怕硬、好色、投机，阿Q的特质，在韦小宝身上全能找到。
让阿Q发迹，拥有和珅的际遇，再移植一些韦宝珊在重大问题上的价值取向，便得到了一个韦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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