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积淀厚重。独特的诸城方言本地人常常觉得是“土话”,外地人听了很是晦涩难懂。许多乡土作家正在尝试记录这一地域性极强的方言,但要传于后世非鸿篇巨制不能毕其功。最近听说有人花费数年心血走遍诸城各地采访调查,孜孜以求编成一部《诸城方言》,近日笔者有幸见到此书,首先就是震惊:全书收录词汇丰富,收集诸城方言字、词组5600多条,全书达46万字之多。著名地方文化学者王炳熹为此书作了代序:一 部 堪 可 入 志 的 传 世 之 作

胡学松《诸城方言》序(代序)

王炳熹

诸城方言词 诸城方言序代序(1)

周元奎 摄

2022年的春节,虽值隆冬,阳光却是异样的柔和温暖,些无寒 意。好友相聚,与原潍坊市政协副主席吴建民闲聊间,他很是认真地赞许胡学松先生的《诸城方言》,溢美之词情真意切,绝无丝许阿谀之意。我深以为奇,期盼先睹为快。数日后偶遇学松兄,便向他索要了该书的样稿,听了他如数家珍般的扼要勾画。我一时拍案叫绝,建民主席慧眼识珠,所言极是。

《诸城方言》真真是一本难得的地方文化好书,非常值得收藏 阅读、馈赠亲朋好友、推介给那些数以万计背起行囊北漂广漂的诸城游子们。还有那些热爱诸城、眷恋诸城、钟情诸城的硕儒商贾。这应该是一本可以传世后人,能够载入诸城文化志的一部优秀地方文化专著。

《诸城方言》是学松的一部呕心沥血扛鼎之作,整整筹备了近 十年,仅仅文字整理就花了三年多时间。全书从300多部(期刊)含有诸城方言的4000多万字刊行于多个年代的著作中,兼及调查走访近百位口耳相传方言丰富的长者,共收集诸城方言字、词组5600多条(其中与普通话读音不同的单字530个),参照汉语词典的编纂方式,并对每个词组精心解读,附以凡例,注以读音,全书达46万字之多。这是迄今为止诸城方言一部比较完整、系统、规范、精准、全面的研究专著。

地方方言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对每一个词语的精准解读。汉语言文字,自甲骨文起至秦汉以降,一以贯之,一脉相承,语音与文字相对应,每一个字、词组都有比较确定的释义和出处。而诸城方言,迄今为止,仍然是一种语音系统,一种只有发音没有对应文字的语言体系。数百年乃至千年以来,诸城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口耳相传的民间语言,从未形成完整的文字书写规范,始终是以口耳相传的语音形态代代传承。这就造成了有其音而无其字,要给每一个方言词组找到对应的汉字,只能根据民间发音的谐音作标注。而这种标注并非是唯一的,或许是多元的。同一个方言单词,同一个发音,用文字标记,就会出现多种不同的写法……为了尽可能保证方言词组的准确性,作者需要查阅大量的典籍文献资料,反复核实词组的来源、语境,最终选取一个较为妥帖的文字词组。其执着精神,研究之严谨,实是难能可贵。

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间,诸城方言研究,并非没人专注 ,较早的有王金华;2004年出版李洪波主编《诸城文化志》专列一章“方言”,其中就辑录了数百条方言。兰州大学中文系张崇琛教授,对诸城方言研究多有论述。还有封夕奎老先生,王夕河等学者,都对诸城方言研究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但是,就总体而言,诸城方言研究,一直未能成为热点,从者稀少,成果欠丰。其前的研究大多支离破碎,较为凌乱,不成系统、不太完整。学松全方位着眼,全局性下手,总体性谋篇,系统性研究诸城方言的语音大系,力争尽可能全方位展示诸城方言,呈献给世人一份诸城方言 的完整图谱,实事求是地说,可谓是前无行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这项研究成果,极具开创性意义,非同凡响,功在今日,馈遗后人。

作者倾其数年心血,孜孜以求完成的《诸城方言》,至少四点值得赞许:

一是“天书”诸城方言的破译者。诸城人说话“咬舌子”,汉语拼音的z、c、s、j、q、x、zhi、chi、shi不分,齿间音明显,没有 r音,儿化音多,字音多变,声调差异大等等,外地人听起来比较吃力,犹如天书。作者详细梳理了诸城方言与普通话的相关差异性,精心选取了5600个字、词组,并对这些字、词进行词义解释,明晰含义,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外地人听不懂、不解其意的问题。手头有了这样一部书,对于了解诸城方言的基本发音方法,熟悉其含义,无疑有很大的帮助。如“抠索”一词,也称“抠搜”,就是 “掏”的意思。莫言在《白狗秋千架--三匹马》中写道:“刘起拖着悠长洪亮的嗓门轰着马,把车弯到树荫下。他支起车架…便 能走进人堆里,从破破烂烂的褂子里抠索出一包带锡纸的烟来,慷慨大方地散了一圈。”一句方言,人物鲜活地跃然纸上,那个时代的生活窘迫再现于眼前。又如:“次毛”,也称“疵毛”,意即“差劲,让人不满意”。莫言的《白狗秋千架--丑兵》:“他惶恐地摆着手说:'副连长,看你说到那里去了,都恨我长得太次毛,给连队里抹了灰。’”寥寥数语,一个自感卑微的“丑兵”形象突兀显现。

二是历史文化信息的解读者。诸城丰富的历史文化,几乎都能从这些方言词组中找到丰富的信息。明末清初诸城籍作家丁耀亢所著的《续金瓶梅》,使用大量诸城方言,洋洋40多万字,描写了主要人物托生再世、以了前世因果报应故事。无论是写西门庆后世为汴京富室沈越之子金哥,还是写潘金莲托生为山东黎指挥女金桂,言谈举止,无不处处皆方言,字字渗透着繁复迷乱的世事人情,彰显着黑暗龌龊的社会生态境况。据《诸城方言》编纂者不完全统计,现今大量的诸城方言已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仅本书引用的诸城方言凡例,诸城籍专家学者、作家就有190多位,文学著作300多部。本书释义的5600多条词语,许多都能在这些著作中找到出处。山东师范大学文学系一位学者,耗资百万研究《金瓶梅》,称由诸城方言写就。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可以说是最早系统使用诸城方言的,堪称诸城方言宝库。相继出现的《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都不乏大量使用了诸城方言。近现代文学创作,以王统照的《山雨》、臧克家诗歌为代表的一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文学作品,以王愿坚、陶钝为代表的新中国文学创作,以莫言(诸城紧邻莫言的故乡高密)等一批中老年作家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几乎都是以诸城方言为创作基础,用以丰富自己的作品内容,丰富作品的语言魅力,凸显诸城方言的美学价值。诸城方言业已成为文学殿堂里的一面历史镜子,真实再现了诸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仿佛,离开了诸城方言,就难以述说这些故事,难以生动刻画这些跌宕起伏的鲜活历史。如方言“捞稍”,即采取办法把损失补偿。丁耀亢《续金瓶梅》第十一回:“那张一是个光棍,久在钱场赌博,岂有金子的理?在李小一家住了半个月,先赢了四五十串钱,又输了;没得捞稍,就拿出这些银子关着,又输了。”“治办”,也称“置办”购买的意思。《续金瓶梅》第二十三回:“玉卿推净手,往后直走到师师房中,假说翟员外明日谢亲,问问娘要甚么礼节,他好治办。”

三是民俗文化的诠释者。诸城方言承载着看不见的“历史古迹”。以口耳相传的各种民俗,几乎完全依赖于方言的承载。方言在表达民俗、解读民俗、传承民俗中所起的作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如“洋沟”一词,也称“阳沟”,就是农家四合院里的对外排水口。如不给予释义,外地人实在无法理解是指什么东西。《金瓶梅》第十九回:“不提防,鲁华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跤,险不倒栽入洋沟里,将发散开,巾帻都污浊了。”如不借助民俗方言,就很难理解《金瓶梅》描写的这段生活场景。再如“蹀里蹀斜”,即为蹀躞的重言,小步走路的样子。《金瓶梅》第二回:“潘金莲对武松说:虽然有这小丫头迎儿,奴家见他拿东西,蹀里蹀斜,也不靠他。”本书的“民风民俗篇”,实则是一次对民俗文化的进一步解读。如过去的民俗“投启”,也称“投契”,即男女双方定亲,男方将婚书投送女方。投者,送也;启者,告也。男方按一定格式写好媒契,其中有“敬求金诺”等字样,备鸡、鱼、肉、粉条“四色”或“八色”彩礼,择吉日送至女方家。女方收礼回契,契上写“仰答玉音”等。双方以此契作为婚据互存,以防对方反悔。这一民俗时至今日基本灭失,仅成历史遗迹。还有:“穿白”,就是为逝者戴孝。给前来吊唁的亲友分发白布,俗称“分白”。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做成不同规格的孝白。儿子、亲侄子等一般戴“裹头布子”,穿白褂子、白裤子。女儿、亲侄女等要穿整身带连衣帽的白大褂子。白褂、白裤用白布简单缝制,一般不剪裁。儿女除穿孝衣外,还裱白鞋(将鞋帮裱上白布),腰束麻绳。这一民俗承载了深厚的地方文化信息,蕴含着丰富的宗族传承理念,至今仍然盛行,仍作为农村亡故安葬的一项重要礼仪。

研究诸城方言,对于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保护民俗文化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具有重要意义。诸城方言作为鲁东南数百万人民群众的集体记忆,有着无与伦比的特质性,有着无以替代的独特文化魅力。保护诸城方言,就是保护传统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保护地方文化的丰富性。作者发他人所未发,不吝心血,倾情投入诸城方言的研究,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文化善事。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是为诸城地方文化大厦增砖添瓦,是为丰富地方文化多样性增光添彩,更是为增强诸城地方文化的民族性仆效绵薄。

四是诸城方言溢出效应的拓展者。诸城方言的溢出效应,这是文化大势。随着数以千计的诸城学子、一批又一批军中骄子、一代又一代商贾达人闯荡全国各地,异乡安家落户,他们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必然会把诸城方言带到各地,并在那里生根开花,越来越影响更多的人,最终得到异域人们的认同。所以,通过深入研究诸城方言,把一个规范的、精确的、系统的诸城方言推向全国,走向异域他乡,并慢慢为非诸城地区的人们所接受,这是诸城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带了一个好头,希望他的研究能够变为一股强大的助推动力,让更多的外地人熟悉诸城方言,认知诸城方言,进而接纳诸城方言,使十分难懂的“诸城方言”蜕变为一种天下可懂的“诸城普通话”。

方言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是古代社会地域隔离、交通封闭、人流凝滞的必然结果。而今随着当代改革开放社会人流、物流的滚滚洪流,诸城方言日渐式微。正在校园读书的豆蔻学子,刚刚步入幼儿园咿呀学语的烂漫孩童,普通话渐成青少年群体人际交流的主要工具,而诸城方言部分传统词汇则正在逐渐消失。也未可知,若干年后,诸城方言或会成为历史的“文化化石”,悄无声息埋人历史的深处。那时的人们,解读历史文化古籍里面的万千诸城方言,犹如手捧天书一般晦涩难解。而这部流传后世的《诸城方言》,弥足珍贵,或会成为人们破解诸城历史文化信息的一把钥匙,是作者留给后人的一份丰厚文化遗产。

编纂这样一部诸城方言全书,实在是一项浩大的地方文化工程。涉及史学、文学、民俗学、汉语学、语音学等等众多边缘学科。以一己之力振臂举鼎,其志可敬也!不可为而为之,不遗余力而行之,既是学识的考验,更是胆魄的展现。今天,学松终于大功告成,付梓刊印,可敬可贺,作揖恭庆。

受限于学识修养、资料收集、研究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该书在编纂过程中,或有一些明显的遗漏、误读、释义偏颇甚至错误。在此,谨望各位专家学者善待海涵,不吝指正,留待其后再版修正谬误。

2022年2月于北京

(王炳熹,地方文化学者,山东省作协会员,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曾任职于诸城市党政机关多个部门。为政之余,多年来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先后出版《齐鲁文化--从辉煌到衰微》《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发现古中国》《虞舜》等文化论著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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