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策动冀、察、晋、鲁、绥五省“自治”及内蒙独立等一系列阴谋，加速了侵占中国华北的步伐，与不断尖锐化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对立日益加深。中国各界民众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抗日运动向全国蔓延。中国共产党也于1935年8月1日在巴黎的《救国报》上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1936年10月的绥远抗战中，中国打败了受关东军援助的蒙古杂牌军，中国民众的士气进一步高涨。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共的方针从以前的“反蒋抗日”转换成了“逼蒋抗日”，中国停止内战，实现了国共合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举国一致抗日的气氛越来越浓。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在日本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理解，日本把中共视为不过是各种五花八门的军阀派别势力中的一个。
和知鹰二
1937年3月上旬，参谋本部特别把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陆军少将、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陆军中佐、大桥熊雄陆军中佐三人召回东京，听取他们对华北局势的判断。三人一致认为：“日中关系的恶化，不能设想用一般的手段即可调整”，“应在对苏开战前，首先予中国一击，用以挫伤蒋政权的基础。在此种情况下，日本须有与苏、中两面作战的准备”。
很多材料证明，在日军内部早有发动“七·七”事变的阴谋集团。事变当事者之一、当年日军驻天津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副官河野又四郎的遗稿虽然矛盾百出，但还是不得不承认：“日军暗暗想着，只要一有机会就给中国军队一击，埋头于奇袭攻击的准备……”
日本的这个阴谋计划尽管策划于密室，保密甚严，但还是慢慢传了出来。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社社长松北重治凭着新闻记者的特殊敏感，闻到了火药味。1937年7月1日，松北拜访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陆军少将，询问日军要在7月7日夜制造一起与“柳条湖事件”一样的事件的传闻的真伪。桥本群竭力把责任向日本浪人和商人身上推，但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我们日本方面多少有些问题，浪人们和一些企图蹚浑水捞一票的商人们唯恐天下不乱，现在天津是谣言飞舞，甚至有人说在7月7日就会出事。”
今井武夫（右二）
曾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也承认：
据事后所闻，似乎是由于当时在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当中私下谈论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这个谣言，惊动了军政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才不约而同地秘密派了视察人员。
日本陆军省军务课政策班班长佐藤贤了在《大东亚战争回顾录》中说，他也听到了这一消息，当时东京传播着“第二个柳条湖事件将会于七夕在华北出现”。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为此预做准备，特别派出其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公平匡武、井本熊男等到华北作战地调查，尤其命其注意卢沟桥地区的局势变化。大本营陆军部对冈本等人在视察卢沟桥时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当时中国官宪曾百般阻扰视察，以致视察时多次感到身临险境。特别是在卢沟桥上视察地形并听取宋哲元的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的说明时，几乎要被中国兵扣留。在卢沟桥附近，日、中两军的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7年7月6日，近卫文麿内阁在讨论中国局势时，外相广田弘毅认为：日本对华外交方针与过去无异，但不拟强行对华亲善。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涡中，纵想实现日、中亲善也难以指望取得成效。日本对此虽深为不满，但看来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对于广田的看法，全体阁僚表示同意。
由此可见，日本从上至下有一个阴谋集团，有预谋地策划并发动了“七·七”事变。
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允许英、法、美、日、德、意、俄、奥、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在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黄村、廊房、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这十二个地点进驻军队，且可在铁路两侧的两英里范围内活动。
条约签订后，只有英、法、美、日、德、意、俄、奥这八个国家的军队前来进驻，而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并未派来驻军。后来由于德国、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其驻军权即被取消。苏联在“十月革命”后，自动放弃了驻兵权。此后，仅有英、美、法、意、日五国在上述这些地点驻有军队。
按条约规定，除天津、北平外，各国驻军不得超过300人。“七·七”事变前，五国在北平、天津、山海关铁路沿线的进驻情况为：
英军：驻天津772人，驻北平236人，共1,008人，每两年进行轮换，由驻香港的英军司令部指挥。
美军：驻天津658人，驻北平陆战队508人，连同其它共1,227人，在天津的由菲律宾美军司令部指挥，在北平的由美国海军部指挥。
法军：驻天津1,375人，驻北平229人，连同其它共1,823人，由驻天津的法军司令部指挥。
意军：驻天津陆战队229人，驻北平陆战队99人，共328人，由驻上海的意大利远东舰队司令部指挥。
日军：驻北平、丰台、通县、天津直至山海关，共5,774人，由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指挥。
日本的驻军在1936年4月以前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后来为防止中共工农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之后继续进入河北及平津地区，而开始增编驻屯步兵旅团。
丰台位于北平西南咽喉地带，为连接北宁线（原京奉铁路）和（北）平（武）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平津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为抢占丰台，日军制造了三次丰台事件。
根据中日此前签订的《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日军派遣包括四个步兵中队、一个山炮中队和一个骑兵小队在内的加强混成大队进驻丰台火车站东端，扼住了平汉、平津两条铁路，与中国第二十九军驻丰台的部队相隔仅400米。两军对垒，气氛十分紧张。
为挑起争端，日军经常派士兵三五成群，身佩利刃，到丰台车站寻衅闹事，不断制造双方士兵殴斗事件。中方向日军提出抗议，要求停止挑衅行为。日方置之不理，反而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向中国军队驻地摆出冲锋态势。日军士兵甚至进入中国军队步哨百米警戒线以内挑衅。
1936年6月26日，国民政府第三十七师一部调至丰台地区驻防。行抵丰台火车站时，因火车突鸣汽笛，致使五匹军马受惊，其中一匹奔入正在修建中的日军驻军营房，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追至日本军营与值勤的日军交涉，要求归还军马。日兵不仅拒绝归还军马，还将中国士兵打伤。次日，日军一名朝鲜籍士兵在驻丰台日军指挥官的指使下，进入中国军营寻衅滋事，硬说日军的军马跑到中国军营里，并说中国军营的马厩是他们的，要求中国军队马上退出。遭到严词拒绝后，该日兵拔出短刀，召来数十名日军士兵，与中国守军发生械斗。
宋哲元
6月29日，日本驻北平领事馆副武官今井武夫即以此为借口向中国驻华北最高军政长官、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抗议，无理要求第二十九军道歉赔款、惩戒当事军官、从丰台撤兵。迫于日军的压力，宋哲元大体上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兵，只同意换防。其后，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戴守义团二营张华亭部接替原驻军进驻丰台。这是第一次丰台事件。
为把中国军队赶出丰台，7月下旬，日军以一个大队的兵力强行进驻丰田。8月31日，日本浪人森川太郎擅自闯入中国丰台军营，与中国士兵殴斗后受伤而死，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丰台，再次被严词拒绝。
9月18日下午，中国丰台驻军孙香亭连在营房外铁道附近演习，回营途中在正阳街与穗积大尉指挥的日军中队相遇。日军小队长岩井带领两名士兵，策马冲入中国军队队列，双方发生冲突。积穗大尉以此为借口，将孙香亭连包围，要解除其武器，并将前来交涉的孙香亭无理扣留。日军牟田口廉也联队闻讯驰援，行至大井村与中国守军展开枪战，日军趁机将丰台通北平的电话线切断，强占丰台重要地点，威逼第二十九军，双方对峙一整夜。
宋哲元接到报告后，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中孚和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去找日本代表土肥原贤二交涉，建议各自制约所部，切勿发生武装冲突，以求共同和平解决。土肥原提出：丰台的中国驻军在二十四小时内完全撤退，自后距丰台车站二十里内，中方不得再驻正规军；今后丰台治安只许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属的警察维持；距丰台二十里外的林庄、赵庄，只能有一个连的中国驻军；肇事张营必须整队向日军托枪致敬，鸣军号致歉。
宋哲元接到陈中孚、陈觉生的报告，无可奈何地说：“你们再去见土肥原，无论问题是否能马上解决，他要首先把孙连长放回来，把全连军械交还我们。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否则就不必谈了。”
土肥原对宋哲元提出的条件满口答应，命令日军放回孙香亭并发还枪械，担保日军绝不派兵进驻丰台。宋哲元随即下令孙香亭带全连移防丰台东北的赵王庄。中国军队刚撤出丰台，日军一个大队就进驻了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这是第二次丰台事件。
1936年10月，日军一个混成大队突然向丰台附近的张华亭营发动进攻。日军先以炮火轰击中国军队工事，然后以步兵发起冲击。双方展开激战。戴守义亲率第一、第三两营跑步支援丰台。
为缓和紧张局势，宋哲元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北平东城外交大楼，宴请日军驻北平指挥官河边正三少将等人，中方有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及所属第二二〇团团长戴守义等。河边正三蛮横的表示：“丰台冲突事出误会，不过你们不应该开枪还击。”戴守义反驳道：“中国军队守土有责，你部全面展开，步、炮联合向我猛攻，我为自卫和护站，予以还击是正当之举。”
双方还要激烈争辩，宋哲元赶快起立让席就餐，然后又与河边正三进行会谈，最后答应日军要求，把张华亭营从丰台调回西苑，而派冀北保安旅陈光然团的一个营到丰台附近接防。但不久该营即被日军逼走，撤至清河。这是第三次丰台事件。
日军占领丰台后，加紧修筑工事。当时担任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少将在1939年回忆“七·七”事变时说，丰台是“战略上的交通要地”，“是平汉、天津、北平各地的铁路交叉点，占据该地是最重要的”。时为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也承认，日军置兵丰台“最终成为这次事变的直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