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房子发展史（修建一座房子欠债是再常见不过了）

进门喜

少一

一

我家终于决定修新屋了。

我家的老房子早该翻修，可父亲一直找理由拖着。

早先，他对母亲说，家里财力不够，修屋的事暂时缓一缓吧，先把一家人的日子过下去。

父亲从财政方面考虑问题，可他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我家人多劳力少，一直都是生产队最大的“超支户”。

母亲说，谁家修新屋不该账？等攒够粮食和钱再修屋，不知要等到哪一天！

要修你修，这个家我不当了。父亲撂挑子的话里也夹杂着家长的威风与霸道，什么事都要按计划来，要分个轻重缓急嘛。

在母亲面前，父亲一言九鼎，比上面的文件还管用。母亲摆正自己的“位置”，弱弱地说，我听你的，这个家你说了算。

后來，父亲对我和妹妹们说，咱家现在修新屋的条件还不成熟，等你们都长成劳力，修屋还不容易吗？父亲的话我们没法反对，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小，指望父亲养活我们。另外，修屋是要付出体力的。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哪来的力气修屋？我们不想吃苦，巴不得不修。

父亲还对外人说，四个孩子都在读书，我现在要集中精力培养他们，暂时没能力修新屋。他还大而无当地说，干任何事情都要有计划，国家还制定五年规划呢。我先搞智力投资，再搞基础建设。人家听完只能呵呵笑，修不修房子是你老刘家的事情，谁也管不着。别人只是觉得，我家的房子已经到了非修不可的程度了，再不翻修恐怕会砸死人。人如果连命都保不住，空谈智力投资还有什么意义！

没钱不是理由。鸟儿没钱，它们就不筑巢吗？老鼠没钱，它们就不打洞吗？谁又知道什么时候家里有钱呢？事实上，等到我们最后决定修新屋的时候，家里照样没钱。那时候，大家都穷，谁家也不是把钱粮备齐后才开工修建新屋。即便到今天又怎样？房子依然是困扰国人的心病，十之八九的购房者都按揭，半辈子只能当房奴。

父亲——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满脑子抱残守缺，骨子里缺乏血性和冒险精神。事实证明，等我们兄妹长成劳力再修新屋，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父亲老了，错过了自己最好的年华和体力。修房子对花甲之年的父亲来说，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只能为自己当初的决策懊悔不已。

我高中毕业后回家当民办老师，几年耽搁下来，钱没攒着，却上了时间的当。旧房子在岁月里越来越老了，三间茅草盖顶的土墙屋东倒西歪，雨天里满屋子淌水，大风吹过，老屋就像一个瑟瑟发抖的病夫。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兄妹四人的身体正在不可遏制地发育成熟，家里到处弥漫着荷尔蒙的气息。这样的气息看不见摸不着，但你能明显感受到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强烈的穿透力早已将那些风烛残年的土墙戳得千疮百孔。它急欲从这个破败不堪的房子里逃逸出去，寻找一处安妥的寓所。正当此时，我和婷的恋爱也在遭遇她全家人的反对和饱受社会诟病中经受考验，变得愈加牢不可破。但是，我们约定只在新屋里举行婚礼。我们坚信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三个妹妹已经成年，她们也都开始考虑恋爱结婚的大事。率先行动起来的是大妹。她经人介绍到县织布厂当了一名合同工。县织布厂只是一家集体企业，即将迎来破产倒闭。正式工人尚且面临下岗的厄运，大妹岂能有什么出路！她失业后在县城找对象成家，买房子，马马虎虎地把自己嫁了出去。紧随其后的小妹从姐姐的命运里认清形势，初中毕业两年后义无反顾地去广东打工，把从流水线上挣来的血汗钱私存起来，重蹈姐姐的覆辙，和妹夫搞AA制将就成了家。留在家里的只有二妹。她成天没心没肺地唱民歌，在外行人的夸赞声里自我陶醉，幻想着某一天能够一鸣惊人当一名歌星。她是个虚无的理想主义者，直到新屋落成，我给她把嫂子娶回家，又添了侄女，她才迫不得已经人介绍匆匆嫁给远方一个不知底细的男人，为自己失败的婚姻埋下伏笔。

我成了家中责无旁贷的顶梁柱。在这个穷家，我既是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女大当嫁，妹妹们可以选择从这儿离开，去投奔各自的新生活，我却只能严防死守，不敢退却。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我就是这个家里那只忠诚的狗。当大妹和小妹从家里决绝地走出去开始经营自己的小日子，从此再不必过问娘家一堆烂事的时候，我除却青春的烦恼，还感到了做一个男人的无奈与孤独。父亲微驼的背影在我眼前晃悠，我分明听到一副重担从他肩膀上滑落的声响，然后便感知到了自己肩头泰山压顶般的重负。

其实，我也有机会逃离这个穷家，闯出自己的新天地。那时候，县里几家单位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助力他们的文秘工作。我没有选择离开，待遇是一方面，关键还是孔圣人的话戕害了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什么屁话啊！我怎么就不记得“树挪死，人挪活”的古训呢？后来，我不还是远游了吗？而且拖家带口，携父母一起移居县城，过起所谓城里人的日子。可在当时，我心里想的是父母年事已高，他们养大儿女不易。养儿防老是千年古训，也是人伦道德，我为人子不能例外！

二

我们决定修新屋，面临一个新问题：新建一栋怎样的房子？选项有两个——土砖房或火砖房。

从前，我们土家人修新屋都是修吊脚楼木屋。那时候山上木材多，木匠手艺好，修吊脚楼省事简单。可经过一段时期毫无节制的砍伐，山头大都被剃成了“光头”。责任田到户那年，山上的树木已经所剩不多，分到各家各户的树更是寥寥无几，修木屋不再是最佳选择。许多人家开始建土砖房。土砖房的原材料主要来自泥土。泥土和草筋都是现成的，先给泥土浇水、发胀，然后把稻草剁成一节一节掺进去，和在一起捣成烂泥，再用砖匣脱出来，晒干，土砖就成了。一口一口砖垒起来，便是土砖屋。图简单的话，稻谷收割后，干脆直接把田水放干，待泥面硬结后用石磙碾紧，再撬成砖就行。地球上资源再紧张，泥土总是有的，稻谷产量不高，稻草却不稀缺。人们有无穷的智慧和想象力，总能因地制宜造出房子。

我家肯定修不成木屋。在土砖房与火砖房的选择上，我和父亲意见统一：修火砖房。因为我们在土墙屋里住够了，真的太想要一栋火砖房了。虽说火砖最终还是由泥土烧制而成，但浴火重生的泥土脱胎换骨，生命涅槃后具有一份高贵的品质和气象。或许在许多人看来，我们这样的想法有点好高骛远不自量力，因为在我们村里还没有一栋真正的火砖房，凭我们当时的财力和能力是不应该有这么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如果真把火砖房建成了，就会把那些条件好的人家比下去，到时候人家会怎么看呢？但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我们意志坚定稳如泰山，我们要把握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跑步奔向小康。我们没有足够的财力，但我们不缺乏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这一点上，我要感谢父亲，他变得不再保守，没和我唱反调。我理解父亲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大半辈子困守在泥巴屋里，他当然希望自己的人生在晚年能有所改善。只有母亲，生怕因为我家修火砖房的决定让乡亲们产生想法。她对外放话说，我家本来是要修木屋的，可山上哪来的木材？我们是被逼无奈才选择修砖屋，我们不想和谁攀比，比也比不过人家。

20世纪80年代，我们山里人家要修建一栋火砖房真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交通不便，建材价格昂贵，现成的材料别说没钱买，就算买得起，运到屋场上也只能靠肩挑背扛。最快捷、最省力的办法是骡马驮运，可是雇骡马不仅要付“脚钱”，还要管牲口吃粮食，到最后算账白菜整成肉价。

我家要修火砖房面临的困难更是可想而知，砖瓦只能自产，用来做砖瓦的泥土首先就成了最大的难题。原以为我们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漫山遍野的黄土可以随便取用，可瓦匠师傅说用做砖瓦的泥土不能是黄土。黄土属酸性土壤，里面有小石块，高温烧制时石块会熔化、炸裂，跟石灰石能焚烧成石灰一样的道理。

瓦匠师傅说，做砖瓦要用稻田里那种油性泥土。我家的责任田远在三公里外的邓溪坪，在那儿做成砖瓦后，还得从山上把窑柴背下去烧制，然后再把砖瓦运回来。这样一来二去，光靠人力运输就够我们折腾了，何年何月才修得起新屋？这方案想都甭想。经过考察，我们和师傅都看上了屋门口泽哥家的水田——黄豆丘。它临近溪沟，取水方便，紧挨着我家自留地，有两米多高的土坎，便于拱筑瓦窑烧制砖瓦，而且距离我家不超过两百米，搬来运去省掉不少工日，就不知道泽哥会不会同意。

一般来说，新垦的稻田都是“生田”，要经过多年翻耕和栽培才能变成“熟田”，具有一定的肥力让水稻茁壮生长。如果把“熟田”里来之不易的泥巴取走，再铺一层新土，稻田要经营三五年才能勉强恢复肥力，而且产量会大打折扣。所以，山里人把经营多年的“熟田”看成命根子，一般来说不管别人开出怎样优渥的条件，都不会轻易把稻田让给人家做砖瓦。

泽哥是我刚出五服的族兄，我们平日里关系不错。但这是两码事，对能不能达成协议我并没把握。

那么多田，怎么就想、想到我的黄豆丘呢？泽哥磕巴，说话本不利索，情急之下结巴得更厉害，就不能换别、别人吗？

我们土家人的风俗里，谁家修房子，乡亲们都要主动上门帮工，帮多帮少没定规，无需记账，也不谈利惠。家家有事，事不同日，没有谁能凭一己之力修起一栋房子。今天你帮我了，轮到你家哪天有事时我会还你。即便你家暂时没事，那份人情也会被别人长长久久地记住，等待回报的那一天。可泽哥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么出格的要求，他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我说，泽哥，别人家的水田不是不可以，但只有你的黄豆丘条件最好。

可、可是……我就这么一丘当、当家水田，主要靠它吃、吃饭的，弄坏了将来怎么办？

弄坏是肯定的，绝对不会弄好。我只能实话实说，可以多给他一些补偿。

你家修新屋，兄弟应该支持，我怎、怎会多要补偿呢？泽哥嘴拙，心里却敞亮。

泽哥，你同意把黄豆丘让我做砖瓦，就是最大的支持。等做完砖瓦，我尽量给你恢复原样，不让黄豆丘减产。

他摇着头，怎么可能啊？

我也心知这话自欺欺人，但我再也想不出别的承诺。泽哥好久不吱声，一脸苦相地抓挠着头发，像是在思考一个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我悻悻然离开泽哥家。说实话，我失望，但心里并不怨他。换成我，这件事也没得商量。

我都走到桥边了，听到后面响起脚步声。泽哥追上来，很痛苦地答应成全我。我一口气承诺他，当年秋后付给他八百斤稻谷，明年春耕前，保证给田里填满新土，不误农时。为了补充稻田的肥力，我还提出给黄豆丘挑二十担牛栏粪，埋五百斤青蒿当绿肥。

泽哥说，这些都不重要。

那么，你就拣重要的说吧。我揣测泽哥的话，以为他还有什么特殊要求。

一个“刘”字掰不开。泽哥说，你家的房子确实要翻修了，唉，我不帮你谁帮啊。

我说，明天写个协议给你。

有必要吗？

你放心些。

泽哥说，算了，我相信人，不相信纸。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五味杂陈，悄悄抹了眼泪。

按预算，我们的火砖房要三万片瓦和四万口砖。这些砖瓦按说都是瓦匠师傅的专业活儿，是要付钱的，但为了节约，我决定自己做砖。师傅是本村人，对我家知根知底。他不介意我抢他的饭碗，只用怀疑的口气说，你行吗？四万口砖，不是靠嘴巴吹出来的，要是不能如期完工，到时候会影响烧窑。

我品味出师傅的话里包含着另外的意思。那时候，我刚刚告别书本和讲台，他怀疑我能不能吃得下那份苦。

试试吧。我也不知道自己体力上能不能扛得住，说话缺少底气，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师傅给我算了一笔账。像你这种生手，平均每天做四百口砖就不错了，按这样的进度，四万砖坯要一百个工日，除去三分之一的雨天，没足足四个月拿不下来。砖坯全部脱完后，至少要两个月风干才能装窑烧砖瓦，前后加一起就是小半年。你可要抓紧啊。

我未置可否。我的態度没在脸上，在心里。

第一道工序是造瓦泥。做砖瓦对瓦泥要求高，里面不能有石块、草茎等杂物，而且要造“熟”，不能含生土，否则，砖瓦烧出来就会留下“漏洞”。而且，造瓦泥最好是水牛。水牛比黄牛身大腿粗，一脚踩下去抵得上黄牛踩三脚。我们村只有一户人家养水牛，主人叫柳丙甲，我喊他甲伯伯。

甲伯伯听闻来意，说，我的水牛不能给你。

为什么？我以为他怕我出不起“脚钱”。

不是钱的问题。甲伯伯明察秋毫，你知道我家水牛叫什么？

牛还取名字吗？我头一次听说。

它叫“触人佬”。甲伯伯说，它只听我的话，除了我能使唤，别人都不敢碰它。你好大的胆子！

我怀疑甲伯伯是在找借口回绝我，七岁小孩儿都能骑在牛背上玩耍，我就不信自己驾驭不了一头水牛。

甲伯伯见我一副豁出去的样子，左右为难说，搞出事来怎么办？

我拍拍胸脯，我有办法对付它，出了事我自己负责，不会连累你。

甲伯伯再也不好拒绝，只一个劲地叮嘱我，不要把它当牛使，要把它当人待;要顺着“触人佬”的脾气摸，不要和它顶着干;要勤使勤歇，不要让它太劳累，也不要饿着它，热着它;水牛喜欢水，隔不久要让它滚水……

在他的啰嗦里，我有点烦了。甲伯伯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它的。我理解一个农夫对牛的感情。甲伯伯是个鳏夫，他把“触人佬”当自己的老婆善待，当儿女心疼。

造瓦泥说起来挺简单，就是以泥塘中心为圆心，以牛鼻绳的长短为半径，赶着牛在泥塘里画圆、转圈。我站在泥塘中间，一手牵着“半径”，一手拿着竹枝条，嘴里“喔喔”着吆喝“触人佬”。想要它走大圈，我手里的绳子就松一点，要让它转小圈，就把绳子收紧点。“触人佬”偷懒或者走慢了，我就拿鞭子抽它的屁股。厚实的牛皮经得住鼓槌敲打，抽不坏。“触人佬”的眼睛用一块布蒙着，它不知前路，只能跟着鼻绳上的感觉走。一开始还轻松，走着走着，泥巴越踩越糯，它的蹄子被泥巴糊住，走起来就渐显吃力。“触人佬”是最有灵性的家伙，每一次新的踩踏都谨小慎微，先把蹄子伸出去在泥面上探寻，希望能踩进现成的泥坑，以减轻自己的劳累。它那点小心思早被我看穿了，我不会让它的阴谋得逞。我用手上的绳子调整它的步伐，让它的前蹄每次都踩在不同的地方。尽管如此，它的后蹄偶尔还是会“重蹈覆辙”做无效劳动。每次等前蹄入泥后，它才慢条斯理地拔出后蹄踩进泥窝里。尽管当着我的面明目张胆地偷懒，我还是原谅它。我心里很矛盾。甲伯伯把“触人佬”交给我，它这一天就属于我了。我要尽可能地使唤它，让它给我家造出更多更好的瓦泥，实现效益最大化。同时，我对“触人佬”也深感同情。牛一辈子活得真不容易，吃山里割来的草，干最笨重、最吃力的活儿。就拿眼下来说，天气热起来了。“触人佬”吐出猩红的舌头，上面垂着长长的唾液，鼻孔里喷出粗气。后来，它索性不走了，躺在泥塘里，任我如何驱赶也无动于衷，一副撒娇耍赖的样子。我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干脆用棍子挑开蒙在它脸上的布。好吧，你累我也累，我们都歇息一下。这时候，我开始认真打量它。“触人佬”头上的两只角很有特点。别的水牛角都是从两边围过来，盘成一个圆形，有米筛那么大。而“触人佬”的双角朝前伸出，像两把上膛的刺刀，随时准备发起攻击。我还发现它的眼睛湿漉漉的，好像受了什么委屈。那时候我孤陋寡闻，并不知道牛在受累或悲伤时无法用言语表达，就会跟人一样流泪。联想起它的名字，我心里发虚，和它展开对话。

我说，“触人佬”啊，你可别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你很累，但是没办法，你不帮我造出瓦泥，我家的新屋就没法修起来。

“触人佬”喷出一个响鼻，算是对我的话做出回应。

我又说，谁叫你这辈子是牛呢？生而为牛，你就是劳碌的命。你别不服气，如果下辈子我变成一头水牛，你变成人，我一定无怨无悔地报答你。

听了这话，“触人佬”把头稍微抬起来一点点，嘴里发出“哞”的叫声，眼睛也瞪得更大更亮了。

我从它的表情里感受到一种受欺侮后的反抗情绪。我说，你就坚持一下吧，把这塘瓦泥造完我就送你回去。我知道你有脾气，也有怨气，还喜欢触人，但是，你千万别和我过不去啊。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在我们家我的地位和你一样。你要是把我搞伤了，我家的新屋就修不成了。所以，你给我家造瓦泥就是给人类造福，我们全家人都不会忘记你的恩德。

“触人佬”好像把我的话听懂了，不待我发出口令，它自个儿就慢腾腾地站起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圈。

日头快落山的时候，甲伯伯来到泥塘边牵牛。他光着脑袋，穿一件脏兮兮的黑褂子，左肩和背部各有一个洞眼，胸前敞开着，迎着风走路，衣摆一扇一扇，就像鸟儿飞翔时张开的两只翅膀。

我不好意思地说，甲伯伯，天黑前我会把“触人佬”给你送回家，你何必跑这一趟？

他先看看完好无损的我，然后看看“触人佬”，如释重负地说，都没事吧？

原来，他是擔心我被“触人佬”欺负，或者我欺负他的“触人佬”。

他又说，你忙不赢，我反正没事，就不用你送了，我自己牵回去。

我问他给多少“脚钱”。

甲伯伯说，要什么钱呢！甲伯伯老了，你修屋我帮不上忙，就让“触人佬”代替我尽一份心意吧。

我有一件半新的蓝色中山装，就挂在旁边茶树上。听甲伯伯这么说，我临时决定把那件衣服送给他。他那黑褂子穿出来真的不像样子了。

甲伯伯是个耿直人，很乐意接受我的赠与，把衣服穿在身上左瞧瞧右瞧瞧，乐呵呵地说，蛮合身呢，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完，甲伯伯牵着他的“触人佬”要走。我留他在我家吃晚饭，他说，饭就不吃了，先记着，等新屋落成那天我来喝喜酒。

我高兴地对走在田埂上的甲伯伯说，那是肯定的，我会早早接你。

甲伯伯走远了。夕阳的余晖照在他和“触人佬”身上，蒙上一层橘黄色的光彩。甲伯伯手里没有牵着“触人佬”的牛鼻绳，而是将绳子盘在牛角上。他背着双手在前面领路，刚换上的那件蓝色中山装被他的驼背顶起老高，十分显眼。远远望去，他和“触人佬”不紧不慢，步履蹒跚，就像一对相依相伴的老夫妻。

这时候，泥塘边的那棵酸枣树上，两只乌鸦发出恓惶的叫声，哇——哇——

讨厌的家伙！我心下一凛，捡块石头掷去，把它们砸飞了。

三

造好的瓦泥在泥塘里堆成一座山，就像一栋房子的雏形。

二妹给我做帮手，我们开始做砖。我们在黄豆丘筑砖堤，搭建棚子和砖台。砖堤垒起尺把高，堤面抹平、捶紧，两边起沟沥水，用于码放砖坯。棚子简易、丑陋，用几根木棒撑起来，上面覆一层茅草，漏风，但勉强能遮挡日头，防晒不防水。砖台就是在田里往下掘一个坑洞，人跳进去刚好和胸部平齐。台面上放一块宽大平整的石板，石板旁边掏一个灰池。在瓦匠活儿中，做砖应该是技术含量最低的体力劳动了。它的工序说起来不复杂，可用一句话概括：让泥巴填满砖匣子。操作起来却没那么简单。砖匣子管着砖坯的大小，长七寸，宽四寸，厚两寸。做砖就是把泥巴割一坨下来，先在石板上颠来倒去团成一个倒三角形，然后双手举起来，对准砖匣使劲往里砸满，再用钢丝做成的弓子将砖匣上面多余的泥巴割开，下面垫一块木板，上面撒一层灰，一块有棱有形的砖坯就出来了。这样的过程大约耗时一分钟。一开始，我使出的力气并不小，但举起的泥巴总是砸不准砖匣，做出来的砖坯不是半边身子歪着，就是缺角少棱。旁边做瓦的师傅不用看，听声音就判别出我做的砖坯不周正。因为砖泥砸准匣子后，发出的声音是饱满实沉的，有很闷的回响，跟人唱歌一样有腔有调中气十足，而不是那种假声，一耳朵就能听辨出来。他边给我示范边说，方法要得当，懂得用巧劲，做砖并不需要使太大的蛮力。我按照师傅的指点操作，渐渐掌握要领，只用一个春季和半个夏天就把自己培养成了一名合格的瓦匠，从第一天只做三百多口砖到最后每天八百多口，几近达到专业瓦匠的水平。

二妹一直给我打下手。她的任务是把泥巴一坨一坨割来，送到我的砖台上，再把我做好的砖坯搬回去，在堤面上码好。先码成花格状，便于通风，待砖坯收水风干后再码严实。我们兄妹俩就像流水作业线上的工人，既分工明确又紧密协作，谁也离不开谁。做砖很辛苦，也枯燥乏味。我每天重复着一件事，就是把重约五公斤的泥巴举起来朝砖匣里砸，不停地砸。这样机械的动作让我腰酸手软，关节疼痛，也练就了臂力，肌肉发达。我最烦的是那些绕不开的草木灰。为了不让砖坯粘连在石板和砖匣里脱不出来，先要在台面上撒一层灰。撒灰有技巧，抓多了浪费，抓少了不顶事，要恰到好处，方法得当，随手扬出去，均匀、准确地撒在石板上和砖匣里。在这样无聊的过程中，风往往跟着添乱。泥巴砸进去，灰尘腾起来，落进我的头发，粘在汗水里。汗水裹挟着灰尘在我的脸颊、脖颈上蚯蚓般蠕动，痒痒的，随手抹一把，就成了花脸。一开始经验不足，灰尘扬起来没及时闭眼，全扑在脸面上，眼里也进了灰。见我成了“瞎子”，二妹拿毛巾给我擦，可灰尘出不来，我的眼睛睁不开，她牵着我摸索到溪沟边。我把脑袋埋进清澈的溪水里不停地眨巴眼睛，情况稍有好转，但仍感觉磨人。即便如此，我简单地冲洗一番后又回到砖台。我和二妹就像时钟上的秒针，一刻也不能停摆。进度差不多是按照日子计算的，停一天就会打乱修屋的计划。我只能忍受着痛苦，把手里的瓦泥一次次高高举起，重重砸下。

劳动艰苦，但艰苦的劳动一旦被理想的光芒照亮，也会抵消某些疲累，变得愉悦而轻松。有一次，我感冒了，发烧，胃口不好，吃不下饭，浑身没劲，做砖就特别吃力，汗水湿透了衣服，整个人跟水洗过一样。二妹劝我休息一会儿再干。

我说，休息一分钟，就少做一口砖，时间耽误不起。

二妹说，人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你就不想一想，如果你病倒了，明天起不来，不是要耽误更多的时间吗？

你咒我生病啊。

我可不想让你生病，你病还不如我病。

听二妹这么一说，我真的就坐下来想歇歇。可屁股刚坐稳，我就看到泥塘里矮下去的瓦泥，还有堤面上渐渐长高的砖坯，仿佛看到我家的新屋正在不断地垒砌起来。泥巴在向我催工，砖坯也嚷着要往上生长。我坐不住了，马上跳进坑里接着干。而且，我感觉感冒一下子也好了许多，身上的劲又回来了。

我替二妹算过一笔账。从砖台到堤面约五十米，她每天的劳动量相当于把七百公斤左右的泥巴搬运二十公里。这样的劳累够她受的，可二妹似乎从来就不知道累，她的嘴巴除了说话时被占用外，其他时候都在唱歌。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甜蜜的事业》，主题歌《我们的明天比蜜甜》传得很火。二妹迷恋那首歌，总是翻来覆去地唱：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啰喂……

是呀，我和二妹做砖是为了修新屋，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的明天比蜜甜，不仅仅是一种期待，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它是二妹手中搬运的瓦泥，是我手里脱出的砖坯，是泥巴在汗水里乌鸦变凤凰的过程。我想，二妹喜欢唱这首歌，不只是因为它的歌词和旋律切合当下，十分应景，而且唱出了她的心声。

那时候，山里人流行穿军绿色的解放鞋，我们叫做“跑鞋”——用来跑路的。二妹有双“跑鞋”，三十六码。她平时舍不得穿，只要能对付，她都会把“跑鞋”脱下来，放在一个安稳妥帖的地方，生怕穿烂或被人偷去。在泥塘里搬运瓦泥，二妹不顾我的叮咛，赤脚跑来跑去，結果，她的左脚掌被隐藏在瓦泥中的一块万恶的玻璃片划破了。歌声戛然而止，换成“哎哟”的悲鸣。我望去，她蹲伏在泥塘里，嘴角歪斜到一边，五官蹙在一起变成一张苦瓜脸。我赶紧丢下手里的活儿跑去看，她脚底上有条寸把长的口子，正往外冒血。我顿时想起村里的赤脚医生告诉我的“秘方”。我让二妹先把伤口摁住，尽量不让血流出来，然后跑向溪沟边。我蹲在地上闭着眼睛，默默念了几句咒语，然后把手伸出去，随便扯下身边七种野草，放在嘴里咀嚼——百草治百病，这就是我们土家人传说的“神仙药”。以前我只是听说，有无疗效全然不知。现在，二妹受了伤，离卫生院那么远，茫然无计之下，我只能期待“神仙”降临，药到病除。第一次尝试嚼“神仙药”可真不是个滋味，我嚼着嚼着就开始反胃，几次都差点呕出来。我把“神仙药”嚼好后吐出来，敷在二妹的伤口上，让她解下扎头发的手帕将脚板缠紧。我问二妹还疼不，她说，有点疼，但好多了。我嘚瑟说，肯定有效，要不，怎会叫“神仙药”？

有了“神仙药”托底，二妹还是坚持搬运瓦泥和砖坯。她不得已穿上那双心爱的“跑鞋”，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坚硬的地面硌着伤口，她的嘴痛得一歪一咧，让我看着心疼。我让她回家休息，二妹不干。她开玩笑说，离肠肚天远呢，莫管它。其实，谁也不是神仙，“神仙药”并不管用。二妹脚底的伤口很久都没有愈合，迄今还有一道口子留在她左脚底。我很愧疚，是我用所谓的“神仙药”耽误了二妹的治疗。她脚上的那道伤口也生生地烙印在我心里，想起来就追悔莫及。

夏天把春天赶跑了，日头变得毒辣起来。码放在砖堤上的砖坯也在和季节赛跑。它们的颜色由开始的黝黑变得灰白，再变成金黄，和黄豆丘周边的稻田保持着色调的同步。随着做砖的手艺越来越娴熟，我们的进度也在不断加快。我和二妹每天赶早工下田做砖，直到天黑才收工，除了回家吃饭，其间就没休息过。每天拖着疲累的身体收工时，我都情不自禁地朝黄豆丘回望几眼。那些高低错落的砖坯像一道道城墙耸立在砖堤上，勾勒出新屋墙体的轮廓。我想，当稻谷开始收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烧窑了。等烧出砖瓦，我们的新屋很快就会修起来。在这样的想象中，我心里就有一轮太阳升起。它照亮了旮旮旯旯，令我浑身温暖而清爽。

每天洗完澡，脑袋一碰枕头，我就呼噜震天，神游八极。那天晚上，我梦见我和婷结婚了。我们就在刚刚落成的新屋里举行了婚礼。新屋气派大方，华丽漂亮。我的新娘更是貌美如花，比平时好看一千倍、一万倍。她穿着白色的婚纱，在伴娘的牵引下迎着我款款走来。她明亮的眸子深情地看着我，俏皮的红唇里露出两颗洁白的门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红晕。响器在鸣奏，鞭炮在炸响，我优雅地伸出手接住她的手。就在我们牵手走向神龛正要拜堂时，我被一声炸雷惊醒了！睁眼看去，窗外一片雪亮。我在刹那间看到了密集的雨帘。天被捅破了，雨水泼下来，鞭子一样抽打着大地。天啦，我猛然想起晚上收工时，我们新做的砖坯不仅没有加盖任何东西，就连原先盖好的半干的砖坯也被揭开了。现在，这么一场雨下来，岂不完蛋？

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来不及叫醒父母，顶着雨就朝黑夜里冲去。二妹显然也醒了。她拿着家里唯一的手电筒，抓了只斗笠戴在头上，也跟着我往黄豆丘跑。从我家到黄豆丘隔着一块茶园地，有一段很陡的下坡路，茶园地中间还有一片未开垦的荒地，上面长满茅草和刺蓬。临出门时，二妹把手电和斗笠塞给我，扯着嗓子说，哥，你跑得快，赶快去把砖盖好，我随后就来。我接过电筒，没要斗笠，说，我把斗笠戴走后，你怎么办？二妹说，我找块塑料布披着就来。

我赶到黄豆丘的时候，现场已经惨不忍睹。借着闪电的光亮，我清楚地看到当天新做的八百多口砖坯已经被雨水打回原形，变成一摊烂泥。它们就像一群被人欺负的孩子，委顿在砖堤上，仿佛能听到它们嘤嘤的哭泣。那些差不多快要风干的砖墙也垮塌了一部分，而且大有一溃千里的趋势。我把手电筒衔在嘴里，将地上的茅草抱起来盖在砖墙上。狂风一直和我作对，先是把我头上的斗笠不知吹到哪儿去了，还将我覆盖在砖坯上的茅草一次次掀开，而且吹到很远的溪沟边。我不得不在茅草上压上木板，又在木板上加上石头。在这样的搏斗中，我没有等来二妹的支援。她刚才明明就跟在身后，这会儿却不知死哪里去了。

我像一条从河里跳到岸上的鱼回到家里，也不见二妹的踪影。问母亲，母亲说，她不是跟你一起出去的吗？我感觉不对，又一头扎进雨夜去寻找。走到茶园地边，我隐约听到二妹的呻吟，呻吟声来自那片刺蓬。二妹果然躺在那儿。我二话没说，背起她噌噌就往家里跑。二妹左脚上的那道口子一直未愈，走路吃不上力，加上路上湿滑，她摸黑跌倒了，径直滚进刺蓬里。她腿上、手上到处都是挫伤，额头正中鼓起一个好大的血肿，左脚的踝关节也崴了，右手心还剐掉一块肉。第二天，母亲告诉我，二妹正是生理期，昨晚高烧了一夜。母亲还说，二妹说了，是你不愿意盖的，你要是听她的，哪会造成这样的损失？

我蓦然想起昨天收工时二妹说过，她感觉天气有点燥热，可能要下雨，最好把砖盖上。我抬头望一眼，天上连一丝云翳都没有，风还是忽忽悠悠地吹，看不出半点要下雨的迹象。而且，昨天做砖数量最多，人累得快散架了，我也不想多动手脚，就偷了懒。二妹见我不愿干，也没再坚持。哪想到让她不幸言中，我们损失惨重，至少三千砖坯报废。

我看着二妹肿得像棒槌一样的左脚，给她道歉说，原谅哥，怪我没听你的建议。

怎么能怪你呢！昨天，我要是把砖盖住再回家就好了。二妹满脸愧意，反而说，哥，我知道你做了一天砖，很累。收拾砖坯是我的事，不能指望你，这是我的失误。她还说，我昨天晚上像碰到鬼了，闭着眼睛能走的熟路都没走稳，跌进刺蓬里，爬不起，喊也喊不出来。说着说着，她就哭了起来。哥，其实我看见你一个人在溪沟边捡那些茅草，真想过去帮你一把，可是，我四肢无力，像瘫痪一样。

二妹只休息了兩天，左脚稍微消肿就回到黄豆丘，继续做我的下手。

四

黄豆丘周遭水田的稻谷割完时，我们做砖的任务总算完成了。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和母亲也没闲着。围绕修屋，我们一家人就像一个分工明确又相互关联的团队，各尽所能，亲密协作。母亲依然料理家务。她不仅要种莳菜园，经营好 “菜篮子工程”，保证饭桌上的蔬菜供给，还要喂养好家里的两头猪和一群鸡。家里原先每年只喂一头年猪。今年情况不同，喂了两头，其中一头供新屋落成时赈酒之用。修屋期间，家里几乎每天都有主动上门帮工的人，从吃吃喝喝到抹抹洗洗，工作量是平时的几倍，这无疑加重了母亲一日三餐的劳累。好在我未过门的媳妇儿婷这时候提前进入角色，帮母亲分担家务。她每天大清早赶来，有时干脆住在我家。她手脚勤快，深得母亲喜欢。

父亲一直打领手，带着帮工的人砍窑柴。瓦匠师傅说，我家的砖瓦要烧四窑，每窑需要二百五十个窑柴，总共就是一千个。他把“捆”说成“个”，可能是他们的行话。一“个”窑柴重约八十斤，千个窑柴砍下来就是几架山。

我家的责任山不大，分到户还没几年，蓄起来颇不容易。所谓十年树木，再茂盛的树林也经不住刀斧的砍伐。一个夏天没过完，我家的山就全都变成了童山。原来生机勃勃的植被被连根斩断，捆成长短相当的窑柴，搬运到新筑的瓦窑边。离开土地后，它们失去水分的生命逐渐枯萎。阳光改变着它们的底色，变得和太阳一般金黄。为了沥水，柴捆挨挨挤挤竖着放，占去一亩多地的场子。秋风从谷口吹进来，窑柴晃动着枝叶在风中窃窃私语，诉说不幸的同时，念念不忘山里的好时光。它们凝望着近在咫尺的接近风干的砖坯，似乎预感到一场生命涅槃的燃烧即将到来。

是的，一切都成熟了，只等一个日子。

这日子定在中秋前夜。瓦匠师傅说，烧窑是昼夜不停的活儿，顺利的话，一窑砖瓦烧下来需要两天。中秋前后月明如镜，便于室外劳动，是开窑火的最佳时机。新筑的瓦窑第一次必须烧好，要把窑壁烧热、烧干、烧结实。这就需要干柴猛火，需要烧窑的人保持足够的体力和耐心，而且须臾不能偷懒。

下午七点钟开窑火。

烧窑的人自然非我莫属。整个瓦窑都封紧了，只在最下面留一个烧火的窑门。窑门不大，一个尺把见方的口子。我的任务就是在四十八小时内把两百多捆窑柴全部塞进去，让它们尽情燃烧，给砖瓦奉献热量。我对过时间，平均投进去一捆窑柴需要六分钟。最难对付的是那些隐藏在窑柴里的茨，弄不好就把我的手划出一道口子。父亲很有经验，早早替我准备了手套。可是戴手套抓窑柴，手感木木的，不是这里挂着就是那里扯着，很不习惯，我干脆扔了。结果，窑烧下来，我手无完肤，见热水如无数的针在刺扎。

还是二妹做我的帮手。她的任务就是把窑柴拖到窑门口，而且什么时候需要怎样的窑柴各有讲究，她要按照我的要求在堆积如山的窑柴中做出选择，然后从百余米外的地方运到窑门口。我们从下午七点开窑火，烧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大地一片黢黑，只剩瓦窑里扑出的火光照亮窑门口不大的地方。没多久，闪电撕开夜幕，天上滚过雷声，大雨倾盆而下。一开始，我和二妹都不相信这场雨会旷日持久地落下去。没想到老天爷这回动了真格，存心要和我们过不去。母亲说，肯定是得罪了窑神。封窑之前，本来是要祭窑神的，由我家献出一只大公鸡，让瓦匠师傅端着酒，把公鸡的冠子掐破，将鸡血滴进酒碗里，然后对着窑门口三拜。这只公鸡最后会成为师傅的盘中餐。可瓦匠师傅念我家困难，免了这些礼节，他说他就是窑神。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瓦匠师傅就在旁边不远处。父亲赶紧给母亲递眼色。他生怕母亲的话被师傅听到，拂逆他一片好意。

雨越下越凶，半点减弱的势头都没有。我决定暂时停下来，等雨住以后再接着烧，但一想到这几个小时白白烧掉的那些窑柴就心有不甘。我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会儿吧，挺一挺就会过去。可咬牙坚持到凌晨四点，我和二妹都让经久不停的雨水彻底摧垮。我们不得不选择放弃，承认斗不过老天。瓦匠师傅却说，千万不要停下来。新窑经不住雨水浸泡，只有在里面不断加温，让窑体变得干燥和坚硬，才能抵御由外向内渗透的风雨。否则，瓦窑一旦垮塌，一切都得重来，别说白烧的那些窑柴，就连装进窑内的砖瓦也会彻底报废。

我和二妹无法退却，只能选择死磕到底。在瓦匠师傅的指挥下，父亲和母亲顶着风雨，在窑门口临时给我们搭建了个棚子。但是，在肆虐的风雨面前，那个棚子存在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它就像文章里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不仅无法准确地表达意思，反而占用空间，让我和二妹施展手脚时受到掣肘。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雨一直没停歇过。在雨水里烧窑，效果大打折扣。窑内的温度上不来，砖瓦就老是烧不“熟”。两天后该要闭窑了，可瓦匠师傅猫着腰，从窑门往内瞧了瞧，无奈地摇着头说，黄瓜刚起蒂把把，刚刚才烧亮最外面的一壁砖。我问，那要烧到什么时候？师傅说，这可没定准，要看你的窑火烧到什么程度。二妹心疼那些窑柴，说，就这么烧下去，不是白白糟蹋窑柴吗？师傅面无表情地说，就算把所有的窑柴烧完，也要烧下去，一定要挺过这场雨水，坚持到天气转晴。

下半夜是烧窑最难熬的时光。劈头盖脸的雨水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身上没有一处干爽的地方。二妹也一樣，她在雨夜里负重行走，来去无声。我在暗夜里看不见她，只有当窑柴从地墩上滚下来时，我才感觉到她的存在。或许，她每每看见窑门口的火光，也便有了一丝温暖的感觉，从而平添一股力量吧。

第三天傍晚，雨势有所减弱，我们终于挨过了最艰难的时光。我已经连续干了三个晚上加两个白天。最困顿的时候，我手里握着窑柴，人却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往窑门送柴的同时，人也晃晃悠悠顺势倒进柴堆里呼呼入睡。二妹送来窑柴，发现窑门口没动静，喊几声也没听我回应，赶忙跑下来将我叫醒。她提出和我换，我拒绝了。烧窑可不是一个女孩能胜任的工作，它需要体力，更需要技巧，连父亲都不能胜任，二妹怎么行！父亲曾短暂地换过我，让我得以喘息。可瓦匠师傅亲临现场观察后告诉我，父亲可能是惜柴，也可能是年纪大了，动作缓慢，跟不上节奏，窑火老是烧不旺。这么干下去，砖瓦就会烧成夹生货。

第一窑砖瓦，我们整整烧了四天才封窑。遭遇大雨，本来可供烧两窑的柴一窑就焚完了。这无疑打乱了我们的计划，预算中的窑柴出现缺口，而且是一个短时间里无法堵住的缺口。

本来，这个问题不该出现的。记得小时候，我家周围大山上到处都是参天大树，尤以松树居多。春天过后，福建人到山上割松脂，每天都能挑几担出山。有年冬天，公社组织修河堤，柳家坡村的劳力住我家，他们把屋门口的大树随便砍下来当柴烧，不需要得到官方批准或任何人的许可。一个冬春过去，屋前屋后的几棵大树就砍完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要是没有那些年毫无节制的砍伐，我家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便能对付眼下的困境。

就在我们无计可施之际，屋后的秀嫲站出来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当地人把伯母称作“嫲嫲”，秀嫲叫王君秀。她身坯大，两边颧骨高，说话声音闹场，脸上还有几粒麻子。老话说，男人声宏，一世英雄;女人声宏，一世真穷。秀嫲生就克夫的相，受穷的命。她唯一的长处是会磨豆腐。她磨出的豆腐不仅质量好，味道正宗，而且同样多的黄豆，她磨出的豆腐总比别人多。不过，也有人背后议论说，秀嫲一副邋遢相，磨出的豆腐不卫生，吃起来不放心。所以，很少有人接她磨豆腐，她空有一份好手艺。男人早没了，秀嫲守寡多年，带几个儿女过着稀烂的日子。她的家境不好，老房子亟待翻修。当她提出把自家的一块柴山让给我们砍窑柴时，我们都觉得秀嫲这份情谊太重，领受不起。可秀嫲说，一家有难大家帮。我不能睁着眼睛看你们把新屋修成半桩台。母亲说，把你家的山砍了，将来你们怎么办？秀嫲说，事到事圆，到时候再说，先解决眼下的困难要紧。她还悲观地说，后人不争气，我家修屋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我这辈子恐怕等不到住新屋的那一天了。秀嫲有病，四季抱着药罐不撒手。可我们谁都不知道她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们从来就没问过她的病情，更谈不上关心她。我甚至记得，母亲曾经和秀嫲发生过争吵，好像隐约关涉父亲。但秀嫲没记仇，在这节骨眼上，不仅让出柴山，还安排际兴、际明两个儿子帮我们砍窑柴。在我家修屋的过程中，秀嫲一有空就来帮母亲做这做那，两个女人之间好像从来就没发生过龃龉，亲热得跟姐妹一样。

我们总算渡过了难关。

烧窑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放窑水。原理很简单，就是在窑顶堵上水，由瓦匠师傅用一根钎子插进去，水渗漏到窑壁内，遇高温形成水雾喷在烧“熟”的砖瓦上，不仅给砖瓦上色——好看的灰色，也使遇冷后的砖瓦变得坚硬。放窑水一轮一轮的，有时间和数量要求，必须同步均匀，少了，砖瓦会烧坯，多了则伤水。所以，别以为烧窑结束，我就可以放松歇下。摆在面前的任务是马上组织劳力从溪沟里挑水。放窑水就像检验田径运动员那样，看你是否具有最后冲刺的意志和决心，能不能拿到那枚奖牌。

五

终于盼来拆旧屋的这一天。

我们等待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时令已是初冬，早晨起来，到处白霜皑皑，地上像涂了一层蜡。西北风翻过屋后的山岭扑下来，刺在身上能感觉到电疗般的酥麻。按说，这时候拆屋是颇有忌惮的。新房子如果不能按期建起来，这个冬天，我们一家人就只能在寒风里瑟瑟颤抖。修屋的瓦匠师傅拍着胸脯说，只要天气给力，砌起墙来就是个把月的事，耽误不了太多的时辰。一般情况下，冬季雨水少，我们预期搬进新屋过大年时间应该绰绰有余。我更大的期待是要在新屋落成后结婚——我和未婚妻谈了两年，如果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像样的安乐窝，早就该画上圆满的句号了。

我们把屋前的菜园地整平，辟成临时生活区，用两床晒簟和几根木头搭建起棚子，晒簟上覆一层薄膜防雨隔潮。我们将老房子里的三张木床搬出来安放进棚子，在旁边露天地里垒砌了简易灶台，像古代行军打仗的军队那样埋锅造饭。

拆屋那天，家里请来四个劳力。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我和妹妹却欢天喜地，丝毫没有那种安乐窝即将被彻底捣毁的眷恋与不舍。倒是在爬上木梯之前，父亲犹豫着，把抬起的腿脚伸出去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如是反复，再昂头仰望着相伴了他大半辈子的老房子，眼里噙着泪花不无遗憾地说，唉，早没想到请人来拍几张照片，现在来不及了……

当时，我不甚理解父亲的叹息和泪水，带着怨艾的情绪说，拍什么拍？又不是什么值钱的宝贝。说实话，我再也不想见到那座倒霉透顶的土墙茅草屋了。它留给我的记忆总是那么潮湿和阴郁，我发霉的心里从来都没晴朗过。可是，父亲说，你和三个妹妹都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你们要记住，这是你们的衣胞地，任何时候都不要忘本。

尽管当时不以为然，奇妙的是多年之后，我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可出现在梦境里的总是那栋老房子。它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流淌在血液中，就像生活的一个暗喻，镌刻在时光的碑面上挥之不去。以后到全国各地旅游，每每看到那些保存完好或修葺如新的古老建筑，我才渐渐理解父亲当年的叹息。父亲当年的遗憾成为我的遗憾。如果有几张照片留存下来，我一定会当传家宝那样敝帚自珍，世代相传。

我们爬上屋顶挥动斧头，将那些捆绑檩子和椽子的篾条剁断，用长长的棍棒将茅草一层层剥开，挑落，露出几垛被烟火熏黑的土墙，像蜂窝片那样孤傲地戳向天空。父亲最后一个挪下木梯，我发现他落地后神情黯然，脚步踉跄，双腿微微颤抖。回头再看母亲，正在弄饭的她不知什么时候也移步过来，呆呆地立在墙边，忘我地抚摸着赤裸的墙体发愣，潮红的眼眶里那么湿润。灶台的大锅里不知煎炒着什么菜肴，正冒出一股淡蓝色的烟雾，呛人的辣椒味儿在空气中弥散，刺激着呼吸道，我打出一连串喷嚏。

场地上一片狼藉，到处堆满腐烂的茅草。茅草里藏着蟑螂、老鼠、瓷虫、雏鸟和许多不知名的虫子以及它们产下的白花花的卵蛋，甚至还有一条蛇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茅草里钻出来，大摇大摆地逃逸而去。原来这些年，这个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并非我们一家六口人的蜗居，它还是这么多生灵的栖身之所。它们是我们守望相助的伙伴和邻居，在那样贫瘠的年代里，我们不离不弃，相依为命，和平共处，彼此间没有任何猜忌和仇视，更谈不上伤害，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这是人世间别具一格的大团圆和欢乐颂啊。

推倒土墙之前，我们先要将那些堆积如山的茅草清除干净。帮忙的人建议说，最简便的方法是一把火烧掉茅草。父亲没有马上采纳这个建议，他有些举棋不定。他用棍子到处拨拉，一会儿拨出几颗鸟蛋，举起来对着太阳照来照去，说，这些蛋还没有孵成小鸟，鸟儿也不会回来了，可以吃掉;一会儿又拨出一窝幼鼠，呼叫着让我们去欣赏。幼鼠们刚出生不久，浑身红红的，肉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打量这个世界。后来，父亲见有一个燕子窝被弄碎了，说，幸好这时节燕子带着它们的儿女飞到南方去了，明年它们再回来就可以在新屋里安家。父亲的棍子所到之处，惊动了那些来不及逃离或者苟且偷安的小虫子。它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间被打乱了安逸的生活。它们似乎在等待父亲的善意提醒。这样的情景让父亲做出一个决定，把烧茅草的事推迟到第二天——他要给所有栖息在茅草里的“邻居”们留下足够的迁徙时间——对失去家园重构生活所带来的不便，父亲有着切肤之痛。他不想扰乱“邻居”们安逸的生活。

晚上，我发现那窝幼鼠被它们的爸爸妈妈叼走了。在手电光的照射下，一只成年老鼠嘴里衔着最后一只幼鼠正仓皇离开。见了光，它停下来左右顾盼，踌躇不前。我和二妹都感到好奇。妈妈让我们关掉手电，不要去惊扰它们。妈妈说，老鼠不想让外人知道它們的新家安置在哪儿。

次日上午焚烧茅草之前，我们按照父亲的意思又重新检查一遍，驱赶一遍，看藏匿在茅草里的动物们是不是都搬了家。二十四小时足够它们折腾的了。它们的动作果然很快，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六

修屋的瓦匠师傅姓王，和岳父是邻居。王师傅带三个徒弟，砌墙的速度飞快。

瓦匠只负责砌墙。打下手的人先要把沙子和石灰兑水拌匀，再和成灰浆，然后把灰浆与火砖运到瓦匠身边，让他们用起来趁手，这样才不影响进度。一般情况下，一个瓦匠至少要一个副工才陪得过来。墙越砌越高，副工的劳动量也愈来愈大。灰浆和火砖要从地面一担担挑上去，临时搭起的桥板缺乏支撑，软沓沓的，人走在上面晃晃悠悠，弄不好就会摔下来，很危险，胆小的人干不了这活儿。所以，四个瓦匠一起上，打下手的劳力成了大问题。

这要感谢岳父。

前面说过，岳父一开始是极力反对女儿和我恋爱的。他家住在全乡生产条件最好的大龙坪村，田地宽广，土壤肥沃，筷子插在地里都能长出竹子。他不想让女儿嫁给一个看不到前途的穷书生。按照他的说法，鸡蛋要放在稳处。在他的设想中，最理想的是招一个勤劳敦厚的小伙子上门为婿。可婷已经铁心跟定我，而且在我的撺掇和唆使下与父亲摊牌，不惜以断绝父女关系相要挟。世界上再霸道的父亲也拗不过自己的儿女，尤其在婚姻这件事上。岳父当过村支书，懂道理，懂政策，更懂情义，最终无奈地举起白旗，向女儿“投降”。既然无法改变我将成为他女婿的事实，他就只好全力以赴地帮我。他帮我就是帮女儿，说到底也是帮自己——岳父别无选择。

冬雾蒙蒙的大清早，岳父带着瓦匠和他的三个儿子来我家修屋。他们走完公路，翻过河堤，再踏上小路，惹得沿路的乡亲们都好生羡慕。他们议论说，老刘家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攀上这么好的亲家，把女儿许配给他儿子不算，还把陪瓦匠的事给包圆了。

墙不能一次性砌成。墙体每砌上去两米就要“歇墙”。歇墙就是让墙体充分沉淀、夯实，变得坚硬牢固后再往上垒砌。修屋的人家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歇墙的日子，也不能歇人，总有那么多做不完的事情等着。

有一天，泽哥找上门来，要给我家帮工。

父亲说，际泽，回去吧，不用给我家帮忙了。

泽哥费解地看着我父亲。

父亲说，你给我们让出黄豆丘，就是帮了大忙。

母亲也说，是呀，我家欠你太多，今后还不起。

泽哥说，两码事。黄豆丘，你们已经补偿我了，那是一笔交易，不能抵人情。

父亲说，我们心里有数，就算是交易，也把你亏大了，我们心里过意不去。

说来说去，泽哥还是坚持帮忙。

父亲想了想，对我说，那就背树吧。

早在秋初，父亲就带人在对门山坡上把杉树砍下来“困山”。那些杉树是用来做檩子，或解成木板后做门窗用的。在我们的语境中，“困”就是“睡”的意思，我们把睡觉说成“困瞌睡”。杉树砍下来是湿的，很重，每根足有两三百斤，背不动。让它们“困山”一两个月就会晒干一些水分，轻许多。

当初随便砍倒，斫去树枝，五十多根杉树“困”满一面山。

我和泽哥来到山脚下。泽哥望一眼横七竖八的杉树问我，我们两人是一根一根抬，还是一根一根背？

一根一根抬和一根一根背，人的劳动强度不一样，效益也完全不一样。作为主人，我宁肯体力吃亏，一根一根背。我希望所有上门帮工的人都尽可能给我家做更多的事。

我说，随你。

泽哥说，随你。

泽哥的意思很明了，一根一根背，他不在话下。他怀疑我这个夹生“知识分子”能不能吃得消。我不能让他小看我。我说，那就背吧。

面对漫山遍野的杉树，泽哥还在讲风格。他说，你择小的，我背大的。

他越是这样，我越不能放下主人的架子。我说，不管大小，我们兄弟俩按顺序来。

泽哥笑笑。

每根杉树都有五米多长，不低于八十公斤。从山上把树弄下来，要走过三丘水田，涉一条溪沟，再爬上茶园坡，距离大约一公里，而且每步路都不好走。从杉树起肩的那一刻起，我就不和泽哥说一句话，眼睛盯着脚下，集中注意力看路——稍有闪失，不仅仅是人摔倒，树砸在身上，什么伤害都会发生。

冬天的日子昼短夜长。那天刨去吃饭时间，我和泽哥实际只干了七个小时，就把 “困”在山上的五十八根杉树全都背回去了。当最后一根树从我肩上滑落，砸在树堆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时，我也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泽哥龇牙咧嘴，摆动脑袋只说了四个字，我服了你！

新屋封顶那天，举行了简单的上梁仪式。

围绕火砖屋需不需要上梁，木匠和瓦匠意见相左，互不相让。瓦匠师傅说，又不是修木房子，没听说修砖房上梁的。木匠是我三叔，作为鲁班的传人，他坚持认为，无论什么房子都要上梁，上梁是祖宗传下的规矩。房子变了，规矩不能变。梁木是一棟房子的灵魂，更何况我父亲不知从哪儿“偷”来梁木，早早地放在了堂屋中间。按我们当地的习俗，梁木不能在自家山上砍，只能从别人山上“偷”。有心的人为了修屋，甚至早几年就瞄准了人家山上的某根树，到时候“偷”来当梁木。我不知道，“偷梁换柱”的成语是不是源自于此。“偷”来的梁木象征富贵和吉祥，这是老祖宗传下的习俗。即便上梁那天，有人在现场发现梁木来自自家山上，不仅不会有半句怨言，反而感到高兴。

三叔一手拿斧凿，一手端着菜盘。菜盘里放着菜肴和酒。他走进堂屋，把菜盘放在桌子上，在梁木跟前焚香烧纸，祭祀鲁班和祖先。祭祀完毕，外面响起鞭炮声。三叔唱诵道：日吉时良，天地开张;金梁玉柱，闪发毫光;今逢黄道，大吉大昌！

唱完，三叔对着梁木行跪拜礼。然后，他站起来，又唱诵道：一祭栋梁头，子孙报国不用愁;二祭栋梁腰，时来运转从今朝;三祭栋梁尾，富贵荣华长流水。

唱完这一段，三叔把斧头敲在梁木上，高喊一声：起！

我和父亲抬着梁木，踩着木梯往上走。我们其实不用太费力，只象征性地移动就可以。梁木由两根绳子兜着，屋顶上的两个大力士早已到位，听到“起”声，平稳地将梁木拉上去，安放在预留的缺口上。

当鞭炮声再次响起，上梁仪式也就结束了。

七

新屋落成，我们把赈酒的日子定在农历腊月二十四日。

我们土家人把这天叫“小年”，把三十叫“大年”。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就是想接乡亲们来我家一起“过小年”。一年来，围绕我家修屋，大家义务帮工都跟着受累了，我们需要感谢和报答。同时，我和婷新婚大喜的日子也定在这天。双喜临门，父亲形象地说，这叫两场麦子一起打。

那天空前热闹，我家来了许多客人，前前后后摆了一百多桌。有些人家，我们以前有交往，他们赈酒时我们随过礼，还有许多人都是不请自来，第一次到我家吃喜酒。乡亲们都打心眼里替我们高兴，我家的喜事也成了他们的喜事。他们说，老刘家修新屋不容易，值得捧个场。

酒席快散时，秀嫲不声不响地来了。她没走正门，而是从后门进来的。帮忙装烟迎客的幺婶娘没发现她，筛茶的二妹也没注意她。秀嫲不是空着手来的，她背着背篓，背篓上用绳子绑了一个筛篮，筛篮里装着豆腐——那是秀嫲给人送礼的标配。她把筛篮小心翼翼地放下来，交给厨房的大师傅，然后二话没说就要走。母亲正好到厨房有事，一把拽住她。

母亲说，赶快去坐席吧，这时候客人不多，有空位。

秀嫲怯怯地说，彩兰姐，我就不吃饭了。

母亲没明白她什么意思，还一个劲问，际兴、际明他们呢？怎么没见几个孩子来？快去，把他们都叫来吃饭。

秀嫲朝厨房外飞一眼，慢吞吞地说，彩兰姐，你家办这么大的喜事，按说我们都要来凑热闹，吃喜酒。可是，我家太穷，上不起人情，真是对不住啦。

母亲看着她肩上的背篓和放在厨房案板上的豆腐，什么都明白了。她把背篓从秀嫲肩上抢下来，重重地杵在地上，说，妹子，你说的什么话啊！你送给我家一座山，我们世世代代都记得，还有比这更大的人情吗？走，你是最有资格坐上席的人。

秀嫲还要忸怩，母亲垮着脸说，你要是饿着肚子回去，我们的姐妹就做到头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跨你家的门槛，我也不认你这个姐妹。说完，她吩咐一个侄子马上去秀嫲家喊际兴兄妹几个都来吃饭，然后不由分说拉着秀嫲往外走，先到写人情账的堂屋里。管账的泽哥看着难为情的秀嫲，问怎么落笔写人情，母亲想了想，对泽哥说，就这样写吧，王君秀，一架山，一个豆腐。

泽哥愣了愣，有点茫然。他给许多赈酒的人家写过人情账，还从没碰到这么写账的。他问我母亲，婶，你不是开玩笑吧？

母亲瞪他一眼，说，还愣着干什么，让写你就写，莫非那几个字你写不来吗？

泽哥见母亲一副认真样，理会她的意思，笑嘻嘻地替秀嫲写下人情：一架山、一个豆腐。

正要离开，母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对泽哥说，再补上：梁木一根。

秀嫲稍微愣怔了一下，恍然明白过来。

然后，母亲将秀嫲拉到最东头的那一桌，把占着上席位子的一个小屁孩扯到旁边，请秀嫲坐席。

秀嫲坐在上席位置上，像一截枯干的木头，好半天没动碗筷，只见她神思恍惚，缥缈的目光里浮动着晶莹的泪光。

母亲给她碗里扣进一瓢饭，快吃呀，再不吃饭菜都凉了。

迄今，我仍然保留着我家当年修屋赈酒时的人情账簿，它成了我家的宝贝，我将把它当文物一样保存下去。那时候，大家都穷，不容易拿出錢来随礼。账本上记下的除了一部分现金，还有杂七杂八的东西，比如说，张三：稻谷100斤;李四：黄豆50斤;王五：腊肉2块;赵六：红薯粉20斤;孙九：喜匾1块;王十：茶油1斤……这样的记载放在今天有点笑话，但在当时却是一份厚重的情义。修栋房子穷三年，没钱随礼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个心意，随便帮点什么都可以。

夜晚，客人散去。厨房通知敬祖先。这是赈酒的最后一道程序。厨师们从头天进门，接连辛苦两天，敬完祖先他们也该回家休息了。大师傅用一个托盘端来九碗菜肴和三盅酒，让我跪在地上对着神龛磕头。我磕完三个响头后，门外响起一阵鞭炮声。

祭祀仪式结束，大师傅正要收拾盘子离开，我说，慢着，我还要祭奠一个人。

大师傅问，谁？

我没告诉他。我重新跪拜在地，双手合十，先把身子仰起来，再把头伏下去，如是三次，极尽虔诚。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心里默默地说，甲伯伯，我家的新屋修成了。我们约定好的，今天要接你来喝喜酒。此刻，你人在哪儿呢？你是不是已经来到我家，躲在某个看不到的地方？神龛那儿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我认为还应该加上甲伯伯。甲伯伯是为我家修屋而死的，我们欠下的这份情怎么才能报答得了？甲伯伯，你放心吧，往后每年春节和清明，我都会给你上坟。

甲伯伯是在那天牵牛回去的路上出事的。走到屋门口的田边时，“触人佬”突然从背后发起攻击，将毫无防备的甲伯伯挑起来，抛到几丈远的水田里。这还不罢休，就在甲伯伯艰难地爬起来准备逃生时，“触人佬”举着两把刺刀一样的牛角冲向它的主人。它把头埋得很低，眼睛根本不朝前看。一只角戳进甲伯伯的腹部，泄愤似的搅动着他的肠胃。可怜的老人在畜生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把费解的目光投向自己相伴多年也伺候多年的“触人佬”，期待它良心发现，放过自己。可是，丧心病狂的“触人佬”将头上的“刺刀”拔出来后，退后一步，再次扎向甲伯伯。这次，一只尖利的牛角刺进了甲伯伯的右腿，使他彻底丧失了逃生的能力。“触人佬”撒疯撒够了，才放过甲伯伯。

后来，甲伯伯被人救起送往卫生院抢救。我们得到消息赶去时，他已经快要断气了。我拉住他的手，就像握着一块冰，满腹的话不知从哪儿说起。我知道，“触人佬”是在寻求报复，它受累一天，要报复人对它的鞭挞和役使。可是，它找错了对象。它应该报复的人是我，而不是甲伯伯。我记得那天它躺在泥塘里看我的眼神。现在回想起来，那不光是哭，还带着深深的怨恨。它恨透了我，想奋起反抗，可它太累了，只好暂时收起锋芒以待时机。最终，它选择在回家的途中把所有的愤懑都发泄到甲伯伯身上。我又想起那天牵牛离开泥塘时，甲伯伯穿着我送给他的那件蓝色中山装。“触人佬”行凶时，是不是把甲伯伯当成了我？如果是这样，甲伯伯就成了我的“替身”，我就成了“触人佬”的帮凶！甲伯伯是替我遇害的，“触人佬”记仇不记人，真是昏聩至极！我还想起那天甲伯伯牵牛回家时，泥塘边的酸枣树上那对乌鸦发出凄厉的叫声。凡事皆有预兆，我应该提醒甲伯伯，不能走在“触人佬”前面。甲伯伯过于自信，我也太大意了。

我说，甲伯伯，你的伤是替我受的。我对不起你。

甲伯伯快不行了，心里却很明白。他气息弱弱地说，冤有头，债有主。“触人佬”找我算账是对的。它替我劳累一生，我应该还它。末了，他还解脱似的说，唉，我这一生谁都不欠，就连欠“触人佬”的都还完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走了。

甲伯伯的话里透着人生的悲凉和不祥的预感，我不能任由他的情绪蔓延下去，我知道精神的力量对支撑一个生命的重要。我说，甲伯伯，你放心，你的伤一定会治好的，所有的治疗费用都由我们负责。

甲伯伯露出微笑。他吃力地说，“触人佬”这辈子从来不怕人。我原以为我能降服它，其实它也没怕过我，它听我的话也只是可怜我。

我心头涌起一股莫名的凄凉。

甲伯伯还在说话。他好像要抓紧时间，把这辈子该说的话都说完。他说，没怪我吧？你向我借牛，一开始我是不答应的。我不是不愿意，而是怕……

我想起牵牛离开时，甲伯伯那些没完没了的叮嘱。原来，他是担心我和“触人佬”对着干，祸及自身。

甲伯伯还在絮叨，天黑前，我之所以自己去牵牛，就是怕你在送牛的路上出现什么意外。甲伯伯老了，在“触人佬”面前，我输得起，可你这么年轻，输不起啊。

果然还是出现了意外！甲伯伯没有挺过第二天。

我想，甲伯伯是我家应该供奉在神龛里的恩人，值得我们子子孙孙祭拜下去。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泪水淌得满脸都是。主管祭祀的堂叔不明就里，伸手将我扶起来，说，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你不能哭，应该笑才是。

闹洞房的人散去后，新房内安静下来。环顾房间，灰色的火砖和石灰勾勒出的白色线条构成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杉木门窗散发出清新的木质香味，窗棂上贴着大红喜字，两边的婚联传递着暖暖的祝福。这房子的一砖一瓦都是我们亲手垒起来的，它是我和婷爱情的见证与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