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华 王改成一个地名的由来，往往是从历史称道的名字或取其传统文化的美好寓意得来，同时,也还能从典籍文字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予以佐证和丰富，这种方法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和顺”这个地名的缘来也如此在历经千百年风云动荡、岁月更迭之后，熔铸了自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和顺是哪个省哪个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和顺是哪个省哪个市
赵建华 王改成
一个地名的由来，往往是从历史称道的名字或取其传统文化的美好寓意得来，同时,也还能从典籍文字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予以佐证和丰富，这种方法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和顺”这个地名的缘来也如此。在历经千百年风云动荡、岁月更迭之后，熔铸了自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据考证，和顺县在定名“和顺”之前，有过“盖与”“阏与”“梁榆”等名称。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于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正式定名为和顺县。“和顺”二字，源于《礼记·乐记》：“和顺积中，英华外发。”据《和顺旧志》记载，“邑名和顺，当日之名有义存焉。盖以人心即天地，人心和即天地之心亦和；人心顺即天地之心亦顺，和以招和，顺以来顺，斯万物咸若，而岁其稔好！”《山西通志》对于“和顺”二字的来历是这样说的：“民俭啬朴实，勤力农作，盖由唐虞都会遗风尚存。道路不通，焉得不俭，况先达名臣，砥身砺行，犹沿于贫，成为风俗之美也！”从此，“和顺”这一蕴含着深意、寄托着先人美好期待和愿望的县名，便伴随着这片热土和敦厚勤劳朴实的人民走过了近1500年的漫漫征程。所以说，历史虽然是漫长的，但也是短暂的。漫长中经邦弘务，短暂中慎终追远。
和顺所蕴含“中和”文化的第一个特质——“知险至顺”，可以说这是和顺文化的第一块基石。在中国文化史上，《周易》为五经之首。“和顺”之名，无论引经据典说多少，最基础的还得从《周易》说起，也就是阴阳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和东、南、西、北、中，土为五行之基，中是天下之大本，土居于中，和合四象。和也者，天下达道也，即四象在外，一气流行。中者，和也。和者，顺也。由此理念而折射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可以说，和顺这块地方，经过浴火重生之后，集体认识到，战争就是险象环生，只有平息战乱，天、地、人才能至和至顺。
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换时期，燕国的乐毅避祸隐居到和顺的深山老林耕耘狩猎；赵奢率兵拒秦，建垒立寨取胜；楚汉相争，韩信在此喋血洗城、生擒夏说；后赵石勒在此建立根据地，以伺机吞并中原；李渊、杨广大战八赋岭，血洗平城，和顺县横岭镇石拐村与翟家庄村中间的庄稼地里，至今不时掘出累累白骨；唐末李克用在此招兵买马、聚集力量与朱温争雄；宋太祖赵匡胤在征讨太原刘钧北汉小朝廷途中，曾三上麻衣山寻道问计，麻衣道人拒见好战者，赵匡胤只好祈曰“此行志在吊伐，不戮一民”。在和顺县的废寺破庙和古坟败莹的残碑断石中，都能找出一些斑驳的文字来，印证这个地方的历史与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着不可割舍的历史缘由，甚至弥补某些典籍的缺漏。
和顺所蕴含“中和”文化的第二个特质——“中庸和顺”，可以说这是和顺文化的第二块基石。我们从一条古街的命名，来诠释“中庸”的理念对后人的影响有多么重要。和顺县城古称“和城”，县城有一条南北通衢大街叫中和街，是和顺县城的主街道，它南北约1200米（现在拓宽延伸为约2000米左右）。明清时期，在这条街上有很多历史遗迹，如“王公祠”“明伦堂”“关帝庙”“圣贤庙”“至公堂”等，它承载了和顺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积淀。只可惜这些“无声的文化符号”，在1937年九、十月间被日本飞机炸毁。古迹实物可以被毁损和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但被人们信仰和推崇的“中庸”文化却被一代代和顺人传承和发扬光大。如古代的和顺县城“和城”这条南北老街各有两个城门，南城门叫康阜门，北城门叫拱辰门，（“和城”还有西门叫宝凝门）这些城门早已不存在了，其名字也被历史所封存。但是，这条南北向的“中和”街街名却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里。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我们也能从《中庸》这本书里找到答案：《中庸》书中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另据传，清雍正五年，和顺知县随山西巡抚考绩。他无意中说出“和顺地贫瘠难富，而人多顺君心”。巡抚就把这句话写入奏折，雍正皇帝在批阅奏疏里写下了“位育中和”四个字。此四字蕴含着“涵儒其心性，陶淑其见识，贤俊出其中，德业亦出其内”的深意。
和顺所蕴含“中和”文化的第三个特质——“融合和谐”，可以说这是和顺文化的第三块基石。和顺地处太行山中段，而太行山是夺取中原的必争之地，是抵御西北少数民族问鼎中原的一道天然屏障，从春秋战国到隋统一的一千多年间，朝代更迭、战事频繁，羯族、鲜卑族、匈奴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继而相互包容共生，融合发展。更有石勒与李阳的故事，成为和谐和顺之典范。和顺县城北三十里有个南李阳村，现存古遗迹除沤麻池外，在村口古阁楼上，前面雕刻“李阳故里”、后面有砖雕“麻池胜迹”八个大字。据传李阳幼时与石勒为邻，曾因沤麻池相争斗。后来石勒起兵，逐鹿中原，当上了后赵开国皇帝，定都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便差人回老家请他的亲威朋友会宴，指名要请李阳，李阳接旨后，心想，当年石勒和自己争麻池打得很凶，如今他做了皇帝，还能轻饶了自己，此去襄国，一定凶多吉少。可皇帝召见，又不敢不去。一路上心惊胆颤，到了襄国，被领到了石勒的宴席厅。李阳闭着眼一声不吭，浑身筛糠，只等石勒赐死。石勒从容地走到李阳身前握住他的手说：“当初在麻黄沟争抢麻池，我虽然挨了你的打，但你也没有少吃我的老拳，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当时你不畏强暴，是一条好汉子，我时常惦记着你，你这一次来就不要走了，我封你做我的参军都尉。”石勒说罢，拉李阳同座畅饮，李阳万万没有想到石勒如此宽宏大量，不仅不记过去的恨，还封了自己一个不小的官，非常心悦诚服。这段不计前嫌、和解和美、和谐相处的故事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美谈，至今仍脍炙人口，相传和顺之名来历也与此有关。
在和顺，“五伦五美”的儒学思想，是一代代和顺人尊崇的典范：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和“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从古至今，凡是读书人家，都在“敦五伦以修天德，斯为善学仕者；能尊此五美以达天道，斯为善治者。善学无愧于士，善治无愧官。”这种印记是纯正、修正、良正的，其本色仍然浸润在子孙的心田，即使普通人家甚或商贾之家，也秉承着“用材有节，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财无节，天下虽富，其贫易致也”的教诲，勤以治家、俭以务业、奢为家耻、永继信义。
时至今日，无论我们是漫步在中和街，还是健步登上云龙山。古老的木石建筑这些刻着时代印记的东西已经慢慢沉寂在浩繁的历史云烟中了。在这块热土上，明代的石牌坊、木牌坊,一些古迹遗址，还有那些古志史书或口耳相传的典故和传说，无一不在用无声的语言诉说着和顺之名实。而今，勤劳质朴、劲健勇进的和顺人，已将“天和地顺、人和事顺、内核外顺、家和业顺”的内涵不断地丰润和扩展，并一代接一代地将这种理念传承下去，浸润在每一个和顺人的灵魂里，真真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晋中的历史渊源与“和”文化发祥地高雄辉
晋中历史悠久。早在100万年以前，即有人类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先民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明。留下了160余处旧、新石器文化遗址。传说大禹时代“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使烟波浩渺的昭馀泽薮，变成晋中平川的沃野之地。商代晋中地区是商文化与北方文化抗衡的间接控制区，以灵石旌介商墓为代表，发掘了三座较大型墓葬，总体来看，它应该属商文化系统。商代后期，箕子封邑于箕(今榆社、太谷一带），始建城邑。
西周初年，周王室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推行宗法分封，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封他的同母弟叔虞于古唐国。唐国是殷周之际存在于今天山西南部的翼城、曲沃、襄汾和绛县之间方圆不足百里的一个小国。周王室对这次分封极为重视，为此曾举行过盛大的册封典礼和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周王室不仅赏赐叔虞稀世的战利品和授土授民，由于唐国周围被戎狄国家所包围，因此还规定了治国方针，即“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要求“夏政”与“戎索”兼施并举，既在夏人的故墟，又在多山的戎狄地区，既发扬夏氏民族的传统，又尊重戎狄民族的习惯规章。因地制宜地治理自己的诸侯国。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夑父继位，国都迁到肥沃的晋水之旁，改国号为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更改国名的君主。从叔虞经九世至穆候，大约相当于西周时期。这一时期除了始祖叔虞以晋献嘉禾在诸侯中曾居于特殊地位之外，其他晋侯治绩平平，使得晋国在诸侯国中地位并不高，疆域也没有多大变化。献公即位之初，正值齐国称霸华夏，楚国已经勃兴，郑国也曾形成过所谓的“郑庄小霸”，秦国亦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内内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献公在稳定和巩固其统治之后，对外吞小食大开疆拓地，坚持不断地对外用兵，使晋国的地理界域大大突破“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范围，不仅跨越黄河到达今河南豫西部分地区，而且覆盖了几乎整个晋南地区到了今晋中的南部地区，因而他被称为晋国的“始盛之君”。公元前636年，晋献公之子重耳经过骊姬之乱，流亡19年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晋国以少胜多，大败楚军。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周襄王册封晋文公为“侯伯”，并将河内、阳樊两地赐给了晋国，晋国的南部领土进一步扩大，到了今河南济源西至新乡一带。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早在叔虞封唐之前，周武王（周文王之子）对兴兵征伐战争中的有功之臣，按战功大小，分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按级封侯时，少数民族、山戎族一支部落的首领就被封子爵，在封地无终山（今河北玉田县城区6.7公里处）一带建立无终子国。至悼公时，晋国仍是诸侯势力强大的盟主，而戎人国家由于秦国在关中地区的崛起，不断兼并戎国，戎人在西部难以立足，只得向东转移。无终国都紧邻燕国，由于当时国力不盛，根本无力南顾。无终国便有了兴国发展的机遇。这时的无终国君嘉父，励精图治，谋略不凡，内修国政，加强武备，于晋悼公三年（公元前570年）对外联络其他十几个戎人国家，并至无终，歃血定盟。同时，积极推进与晋国的亲和关系。居于晋中一带的戎人此时并入无终国。公元前569年，嘉父派使臣孟乐入晋国纳虎豹之皮，请求与晋国议和。晋悼公认为“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晋国司马魏绛向他陈述和戎五利：“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戎狄为马上民族，以游牧为主，因而轻视土地，重视财物。晋国可以利用戎狄的这一特性以财物向其换取土地，从而扩大晋国的北部边界。“边鄙不耸，民押其野，穑人成功，二也。”与戎狄的连年战争导致晋国北鄙农事荒废，人民也十分疲敝。而与戎狄修好，则人民可安居乐业、回归土地，农业生产就可以得到保证。“戎狄事晋，四邻震动，诸侯威怀，三也”。戎狄归降晋国，诸侯必然要受到震动，如此则晋国的国威必将大震。“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消弭战争，既可以修养军队，也可以节约保存战争物资。“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从历史出发，以史为鉴，以德服人，才能真正长治久安（《左传·襄公四年》）。悼公接受了魏绛的建议。魏绛受命北上亲赴各地开展和戎工作，所到之处皆以盟约之策使得诸戎朝晋。仅用8年时间，便取得了晋国与戎狄和睦相处的局面。现晋中市所辖大部分县区从南部灵石、介休至北部榆次、寿阳包括周边吕梁市文水县、太原市的清徐县、阳泉的盂县以货易土、兵不血刃纳入晋国版图，和戎的成功，使晋国可以集中力量逐鹿中原，而无后顾之忧，魏绛和戎策略对于晋悼公再次称霸中原作出积极贡献，《国语》称，晋国“于是乎遂伯（霸）”。
魏绛，姬姓，魏氏，乃魏犫之孙，魏武子之子，出身于世家大族。悼公即位元年，为了拉拢强族，对世家子弟广泛进行封赏，魏绛本人即在此时被任命为中军司马，负责执掌军中法度。魏绛因家族关系而得以位列入卿大夫，但在辅佐晋悼公期间却是真正做到了以国家利益为主，执法严正、不畏权贵、居功不傲、居安思危，在晋国中兴霸权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他深谋远虑，力主和戎，使晋国最终达到了扩大疆域和增强国力的双重效果。这可以称得上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贡献。晋国君臣为了表彰魏绛的功绩，将和戎得来的榆次这块土地取魏绛之“魏”，榆次之“榆”，将榆次更名为“魏榆”。晋悼公还赐予其乐师、乐器。榆次人为了纪念这位给他们带来和平安宁生活的功臣，将榆次东南八缚岭上一座魏绛和戎过程中曾经驻足过的山峰命名为“绛立圪塔”。魏绛这位晋国卓越的政治家最终因功改封在安邑（今属山西运城），死后谥号曰“庄”，后世也因此多称其为“魏庄子”。
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看，魏绛和戎本质上是唐国初年“疆以戎索”文化战略的延续。西周初年，晋国周围的戎狄部落有条戎、白狄、骊戎、北戎、狐氏戎、赤狄、茅狄、陆浑之戎等。要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必须处理好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相互影响和促进势不可免。事实上，晋国公室所代表的周礼正统文化一直处在与晋国周边夏、戎文化的融合之中。比如说，晋国与戎狄的长期作战中，逐步受到戎狄的装备战术、兵种的影响。这理应是晋国在春秋时期兵力强大的原因之一。另外，在社会上层与周边戎狄之人的通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发生。特别是“曲沃代翼”以后，在晋献公和晋文公的妾姬之中，戎狄之人并不鲜见，致使朝廷重臣的行列中也时常出现戎狄后裔。晋文公“攘夷”，只是强调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并不排斥周边少数民族文化。魏绛和戎之举是晋国历史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一次集中表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族团结的政策，并开辟了我国历史上华夏民族争取团结少数民族最成功的先例，对后世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促进各民族融合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先导意义。魏绛和戎可以称之为中国“和”文化的肇始。晋中当之无愧地成为“和”文化的发祥地。正是因为晋文化中早已生长着容纳周边文明的种子，才会在战国时期出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文化整合，也才会从汉代开始在山西地区逐渐形成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大熔炉。
从古代政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魏绛在“和戎”过程中追求并实践民族和谐、和睦、和平，以德服人，以仁施政的理念，这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也是魏绛和戎能够彪炳千秋的主要原因所在。
“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市“和文化发祥地”这张承载着晋中厚重历史的城市名片一定能够在全省全国叫响。
乔致庸——晋商“中和”文化的践行者
宇文峥明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核心为“中和”。明清时期的晋商，作为十大商帮之首，创造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的传奇，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晋商文化。其中，秉承传统的儒家文化，有融合、有发展地与塞外文化碰撞，以融合山西黄土文化的方式，消化融合形成山西独特的晋商“中和”文化就是晋商文化中最为宝贵的一种文化。而作为闻名海内外的商业资本家、晋商翘楚的乔致庸，无疑是这方面最成功、最伟大的践行者。
一、和气致祥，追求“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之“和”
乔家大院建筑群，从整体看，呈现“中规中矩，左右对称”的风格，体现出与天地四时、与长幼次序的和谐合一。其设计精巧，工艺考究，规范而富有变化，既有整体美感，局部又各具特色，堪称集北方居民建筑精华之大成的艺术品。在中堂院落群布局构成一个大吉大利的“囍”字形。德兴堂院落群布列有致，层次分明，布局为“寿”字型。加上保元堂、宁守堂，所有院落，从院门开始，由外向里逐一抬高，到最尽头的正屋还有许多级踏步，符合中国传统风水上说的“前低后高，子孙英豪”的说法。主院的东西厢房都是单斜屋顶，使雨水向院子里流，寓意“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此等等，整个乔家大院建筑群体现了群居和一的思想，无论在人文学、风水学，还是在建筑艺术、雕刻艺术、彩绘艺术上都充分体现出传统的中和文化。
二、抱德炀和，追求“内圣外王”的修、齐、治、平之“和”
乔致庸本身的名字，就集中体现出儒家的中和思想。乔致庸是乔家的第七世，他出生于公元1818年，与马克思同岁，卒于1907年，享年89岁，是乔家最长寿的一位。当年其父乔全美给他取名用意就有非常浓厚的中和思想，致，达到；庸，中庸。希望乔致庸以“中庸”立德，以“中庸”立家，以“中庸”立世，践行儒家的中庸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乔致庸没有辜负父亲的意愿，首先把自己住宅的堂号命名为“在中堂”。在，就是存在，居于、坚守的意思，还有省视、观察的涵义，也就要审视自己、观照内心是否合乎“中”的要求。中，不偏也；庸，不易也；和，乐业也。中、庸、和三者致者，天地人三才立焉。人名与堂名的取意都是取“不偏不倚、执两用中”，坚守和谐、圆融、稳健、包容的中庸之道。
在乔家大院大门的“百寿图”砖雕影壁上，乔致庸更是独居匠心，把坚定不移走中和道路的决心雕刻在此，铭记在心。“履和”二字，取“履中蹈和”之意，在儒家经典《中庸》一书中有:“端详步履由中道，怡然胸襟养太和”。把“履和”刻上影壁，就是提醒自己和让别人监督奉行“和为贵”的做人准则，处事折中调和，实行中庸之道。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做“中”；表现出来且符合节度，叫做“和”。“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则。如能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繁育了。持“中”正是为了求“和”，求“和”又必须通过“中”才能实现。
乔致庸用毕生的经历“履和”，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和赞许。
“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这是晚清大臣李鸿章赠于乔致庸的楹联，现在还挂在乔家大院的大门上。子孙都是品德高尚的人，家族就会兴旺，兄弟和睦相处，定能发家致富。这是李鸿章对乔致庸“履和”的充分肯定。
在乔家大院的砖雕影壁上，还有一副楹联引人注目，它是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左宗棠平定西北、恢复新疆凯旋路上特地来到乔家，为乔致庸题写的，“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这其中的“天理”、“道德”，不就是对乔致庸“履和”的高度赞扬吗？就连慈禧太后都对乔致庸“履和”的作为大加赞赏，亲笔为乔致庸题写“福种瑯嬛”的匾额。“瑯嬛”一说是神仙居住的宫殿，另有一说是西王母藏书的地方。无论哪种说法，慈禧都把乔家视为和谐之福地。
三、和衷共济，追求“为善最乐”的与人相处之“和”
2017年7月5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详细介绍了乔家“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吸毒，六不准酗酒”的家规。
当年乔致庸用严格的家规、家训、家风来约束子弟，告诫子孙要正人品、立人格，杜绝一切不良习气沾身，要做一个纯正善良的人。
一个家族有了家规的约束，有了家训的教化，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一种优良的家风并传之于后世。我们现在把乔家的家风归纳为七个方面：“和为贵，家睦族旺；重修德，人正事兴；讲诚信，以义取利；乐读书，百年树人；慎俭德，勤俭持家；善为先，无私讼公；怀天下，兴家报国”，其中“和”仍占首位，是诸多家规的核心。
乔致庸对内时时严格要求家人，而对外却处处体贴别人。农忙季节，乔家在门口拴上耕牛，以方便村民去耕种，村民早上牵走到傍晚还牛，连饲料都不用去喂。乔家的佣人们有了难处，乔家总是给予帮助。大人病了，买不起药，给几两银子让看病。父母亡了，买不起棺材，又给几十两银子让料理丧事。而有些不检点的佣人还要小偷小摸，于是管家对佣人严加管制，训斥……可传到乔致庸耳朵里，却是一副菩萨心肠：“他总是可怜得不行才偷呢，再说，乔家的东西多着呢，丢上一两件也不觉少，不用责罚了!”所以，当时能进了乔家当佣人，都是很让人羡慕的事，甚至有人说：“能进乔家当佣人，那可是跌进福圪洞啦！”
乔家大院现在的明楼院，当年是乔致庸从别人手里买来的，这家人穷困潦倒，房屋破烂不堪，几乎快要倒塌了。在买这一处地基上，乔致庸不以自己财大气粗自居，留下了一段一让再让的购地佳话。
让人一步天地宽，让是一种美德。一个“让”字，成全了他人，也成全了自己。“让”就是“和”的具体表现。
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北方大旱，秋粮减收大半。旱情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六年春播时节，一冬一春，仍是滴雨不下，整个北方地区寸草不生，赤地千里，这是百年不遇的大旱。于是，乔致庸亲自安排赈灾：（一）本乔家堡的人，按人发给若干粮食。（二）在村里的大街上安几口大锅舍粥，以接济外来的饥民。（三）家中男女老少一切从简，一年内不准做新衣服，不准吃山珍海味。那年，乔致庸已是80多岁高龄，为了搞好赈灾，他拄着拐棍去分粮舍粥的地方亲自查看，他在分粮的地方嘱咐佣人说：“把斗子装得满一些，分得粮亏了，我给你们补。”领粮的百姓听了，齐声喝彩，再看看乔致庸一身布衣，更生敬重之情。来到大街上舍粥的地方，他则坐在砖坡上监看，吩咐佣人们：“不要稀了，再稠些！”到吃饭时间，他也和饥民一起，喝一大碗锅里的粥，算作一顿饭。灾民们对乔致庸感激涕零，赞不绝口：“这样的财主真是天上少有，地上难寻！”
由于乔家慷慨赈灾，使祁县一带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光绪皇帝以悌弟之举赠送乔家“仁週义溥”的匾额。乔致庸乐于行善在当地成为美谈，有位绅士还给他送了一块牌匾，上刻“为善最乐”四个篆字。这块匾至今仍然高悬在乔致庸的老楼之上，虽字迹有些褪色，但风骨犹存，灵魂宛在。
四、和而不同，追求“诚实守信”和气生财之“和”
以身股制厚待员工，是乔致庸“履和”的又一具体措施。这种十分有利于员工的分红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从掌柜到伙计，无不禅精竭虑，尽心尽力，从而提高了商号整体的经营水平和竞争力。乔致庸“人弃我取，薄利广销，重义轻利，诚实守信”的中和经营理念，使乔家在包头的生意日渐兴隆。当时，乔家的“复”字商号几乎左右了包头的整个市场，所以民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乔致庸还审时度势，主持开设了“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地。那时候，乔家的票号、钱庄、商铺、粮行、当铺计有200多处，其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他以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才干创造了乔家商业最为鼎盛与辉煌的时期，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德通天下、和通天下的伟大梦想。
乔致庸身为商贾，崇从儒家；以儒为核，坚守中庸；以商为用，心怀仁义；明礼知耻，崇中尚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疑是最成功、最伟大的晋商中和文化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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