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苏东坡的才华是完全可以做个好官的。事实上他在各地做地方官的时候，做的相当不错。他在徐州率领军民抵抗洪水，在杭州，他决心重新治理疏浚西湖，没钱就打报告问朝廷要，同时组织军民一起干活，终于把西湖治理成为著名的网红景点。但苏东坡确实很不适应在朝廷为官，他在朝廷做官的时间不长，不是被外放，就是被贬谪，做官生涯基本上比较失败。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是宋朝党争的大环境。宋朝的统治者从一开始，其实就非常注意防止党争的出现，但宋太祖又给自己的后世子孙留下了一个阴谋，就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事实上是挑起党争，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其实整个宋朝，除了宋太祖时期，其余时间基本上党争很厉害。最厉害的是王安石变法派与司马光的守旧派之间的斗争。苏东坡不善于站队，他既没有站在王安石一边，也没有站在司马光一边，而是站在了客观公正的立场上。
历来混官场有两条秘诀，一是要懂得拍马屁，二是要懂得选边站队，你得找到你的依靠，否则你在官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苏东坡在这方面能力很差，官商和情商都不高。在新党得势的时候，苏东坡批评新党改革制度设计有缺陷，在旧党上台的时候，苏东坡又批评旧党一棍子打死新法，所以新党和旧党对他都不满意。因此苏东坡的命运也只能是一贬再贬，越贬越远。
第二，苏东坡的性格狂放不羁，性格耿直，属于那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看见不满意的事情就要骂的那种，用韩愈的话说就是不平则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种性格，在如酱缸般污浊的官场，注定要吃大亏。因为你不随波逐流，那就自我放逐，你不同流合污，那就泼你一身污水。
苏东坡太狂了。他的狂除表现在他的才气上，还表现在他的诗歌中，他是高喊着我很狂的那种人。你看他是诗：
“嗟君老狂不知愧，更吟丑妇恶嘲谤”，还骂那些指责他的人，是丑妇，说自己完全不怕无悔。他说“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老子老了还是那样狂。所以，“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就完全是苏东坡一生命运的写照了。
苏东坡还喜欢开别人的玩笑。开自己的玩笑叫自嘲，开别人的玩笑，关键要看这个人的幽默感是否在线，否则就会被别人认为嘲笑。苏东坡不管这个，他喜欢给别人起外号。比如他给王安石的外号是野狐禅，给司马光的外号是司马牛。
他自以为很幽默，但他的幽默往往很伤人。著名诗人郭功甫路过杭州时，拿了一首诗拜访苏东坡，自己很得意地朗诵一遍后，问苏东坡，我这首诗您能打几分啊？苏东坡说，我打十分，郭功甫很得意。接下来苏东坡很不着调地说，读得声情并茂打七分，至于诗的水平，打三分，正好是十分。郭功甫天赋异禀，据说是他妈妈梦到李白而怀孕生了他，号称“太白后身”，显然“祖上也曾阔过”，苏东坡这样开玩笑，人家自然不快了。这就是又得罪了一个人。
宋朝有名的历史学家刘贡父晚年患病，头发眉毛脱落，连鼻梁都断了，十分难看。这个样子就像是无眉大侠。但这个外号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的，而苏东坡和刘贡父等几个朋友在酒酣之际，现场改编了《大风歌》，“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刘贡父本来眉毛没了，鼻子塌了，苏东坡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个是拿人家的身体缺陷开玩笑了。
官场是尔虞我诈的所在，逢人只说三分话是官场颠扑不破的真理。官场上也很少有真正的朋友。像元稹与白居易，柳宗元与刘禹锡，苏东坡与黄庭坚那样意气相投的朋友，很少见。官场上流行这样一个道理：官职提高一分，人情淡漠十分。而苏东坡完全是个真诚的毫无机心的人，和谁都推心置腹，看谁都是好人。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在人情世故方面，苏东坡就是个缺心眼。他对别人诚心以待，别人对他暗地使坏；他赠别人“金错刀”，别人背后砍一刀，他对别人放青眼，别人对他翻白眼。但苏东坡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继续对别人好而至死不悔。
当年乌台诗案中迫害他的人，如著名科学家沈括等，苏东坡照样拿他做朋友。当年把他搞得很惨的好朋友宰相章惇遭贬，其子写信试探他一旦掌权后将如何处置他的父亲，苏东坡大度地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减也。但以往者，更说何益？”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我苏东坡根本就不在乎。
苏东坡是这些性格特点，也就是在宋朝，要是在明清时代，早就人头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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