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孩子个个都是“时间管理”高手。
面对996的节奏，不盘算好一天24小时，真的会让工作与娱乐相残杀。
昼夜互替周而复始，精密管理将时间切细。
可若说吋光倒流三百年的大清，也有一群人将时间管理到分，你肯定不信。
若是不小心将一些时点给精确到分，怕能惹来杀身之祸⋯⋯
知识曾是权力的象征。
这是史前及封建时代的特色，时间也一样。
最早最聪明的一些人，从太阳起落中，发现天体运行及时间的某些秘密，
他们似乎也掌握了通天会神的本领。
最早天文星象学者便是执掌祭祀的贵族。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balabala⋯⋯简单点说：天文学很快发现了年、月、日、24节气及12时辰。
然而，这一切都是由谁说了算？
早期由酋长、贵族，稍晚归于国家皇权。
从上古周“鸡人”报时，到汉太史司天到明清时钦天监，无一例外全掌握时间发布话语。
KPI皆是“以协天纪，以授人时。”
对“天时”的话语权权威，是一个王朝“正统”的标志。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金国破城宋汴梁（开封），
非大费人力将数吨重大钟运到北方。
钟鸣鼎食不止是富足，是国家象征。
若非说这铜能铸钱，只能说是商人之见。
沈阳城中最早的报时工具就是口金代大钟。
天命六年(1621)五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征辽东盖州，发现了这口金代铜钟。
《满文老档秘录》载：“努尔哈赤谕曰：‘今遣员役将古钟一口送京，此钟得自盖州，系大金天德三年(1151)所造。’”
此钟原系女真掠自中原，系金代重铸。
此重六千斤的大钟，俗称“盛京定更钟”。
努尔哈赤迁都盛京，将钟从辽阳运往沈阳。
1637年，皇太极建盛京钟楼，悬挂的就是这口钟。
晨昏更筹，水火不虞，皆于楼之钟先教之。
按说铜钟能响却不能报时的，那时没表。
不是有表才能报时，那时有国家钦天监。
清承明制，钦天监掌管天文历法，确定时间。
地方的称阴阳官，为漏刻博士、司晨官员，负责钟鼓楼定时、换水日晷观测报更。
若遇盛京大典，这些博士还充当报唱官。
不过，赶上皇帝御临，多从北京直接带专业人员来。
1682年，康熙帝东巡盛京祭祖，直接带着钦天监的外国雇员南怀仁。
当时，从北京到盛京仅钦天监驮运各种测量仪器之马，就达十匹。
钦天监测报吉时如同“小儿科”，早习以为常。
国家大祭祀如祭天、祭谷等仪式，时间安排是以“分”计的。
就同这些天文官测报日食的时间一样，得精确到分秒。
老百姓用是传统12时辰，一时辰是两小吋。
其实，中国的时辰下是有“刻”（15分）的。如电视剧常有“午时三刻”（11：45）。
更何况，此时西方钟表早入中国，钦天官报时看表即可。
西方机械钟表从明末已经进入中国。
1600年传教士利玛窦就将大小自鸣钟献给万历皇帝。
顺治九年七月，传教士汤若望曾向顺治皇帝呈献一架天球自鸣钟。
到康熙雍正年间，洋钟表早就不算新鲜了。
陪都沈阳故宫亦有皇帝拔来的西洋钟表。
南怀仁担心的是：博学的康熙问天体数学。
他在沈阳还测量了南极夹角之类的新数值。
在康熙盛京祭祖中，他提供了充分的天庭数据服务。
甚至“晚间睡于靠近皇帝帐幕”，以便随时应对天子问寻。
从明后期到康熙朝，钟表进入中国至少有百年了。
此时，宫廷洋表数以千计，而且，大清国自己都可仿制洋表。
但时间发布权仍管理在钦天监之手。
子丑寅卯⋯⋯十二时辰仍是社会主流。
钦天监也越来越专业、要求越来越高。
君权天授，宪天乂民。历算之学决不能为一般官庶接触和研习。
大清规定：“凡算学之教，设肄业生。满洲十有二人，蒙古、汉军各六人，于各旗官学内考取。”
钦天监人员选拨多局限于满汉蒙各旗人。
汉人若需要考取的“于举人、贡监生童内考取。”
而且学制五年，简直就是今天的医科啊。
在“时间管理”上，没什么大师能超越大清。
康熙、乾隆、嘉庆等东巡盛京时，先后带去洋钟等珍玩，
充实“陪都宫殿”亦可用于太庙、祖陵典礼祭祀。
清宫中虽早就使用西方钟表，但对民众仍采用传统计报时方法。
铜壶滴漏、钟鼓报时。晨钟暮鼓在沈阳城几乎沿用了有清一代。
普通人似乎永远不知道钟表用途、时间的奥秘。
1884年，司督阁在奉天有一次去传教，人们无意间看见了他腕上的手表。
有一位老人非常好奇，问：“那玩意有什么用处？”
“它告诉我们时间。”司督阁回答。
“什么时间？你说的时间是什么意思？”
不知时间是何物的普通人，是愚民之治下的生命。
时间只是天文历法的副产品，与王权存在遥远又密切的关系。
清入关前在盛京 (沈阳) 所行历法以《大统历》为基础。
1644年，大清整体接盘明崇祯用中欧历算知识刚编好的新历法。
大明耗十年之功编制的新历，却没能使用，
《清史稿》就此评论：“乃为新朝改宪之资, 岂非天意哉!”
如此巧合，让关于时间的一切愈发敏感。
钦天监以外，私编伪造历书者杀无赦！
历书不过是日历册，无非是24节气时刻、黄道吉日而已。
这东西民国时叫皇历，清初时谁若告发有人盗版，可获奖银50两。
“管理时间”与统治规范如此结合在一起。
大清不缺乏精确计算的时间，只是关涉时间的许多东西不属于私人。
通发各地的日出入昼夜时刻和二十四节气时刻表，计时也细致到分。
可每晚七时，沈阳钟楼鼓楼仍钟鼓齐鸣，八门八关依次鸣锣，关闭城门。
次日早五时，钟鼓齐鸣，城门打开。
时辰是模糊的时间概念，一夜十小时为五更。是规驯也是习惯。
然而，一个悄然无声的变化却暗暗滋长。
同治时期，沈城的阔绰人家家里已经摆上了座钟，出门时衣兜里要揣怀表。
以清中《红楼梦》王熙凤所言：“素日跟我的人，随身俱有钟表（14回）”。大户人家的仆人也都用上了钟表。
这世道明显着是要出事了。
光绪元年(1875），伦凤翥在鼓楼南开设天象斋，是沈阳第一家钟表修理店。
此是新潮时尚之变还是社会之变？
1871年，近邻日本明治天皇下诏改行公历，剃发易服，实行24小时计时⋯⋯
1894年、1905年，日本连败中、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奉天推行新政，不再用钟鼓报时，旧计时法取消。
24小时计时系统终于跚跚来到沈阳。
此时，距西方钟表进中国已近三百年。
24小时计时的使用，是因为钟表引入吗？关联虽在，可显然不是！
工业革命让整个世界变成了部大机器，在旋转轰鸣声中不断提速。
时间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短，计时也越来越精细。
“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这诗用到24小时制的实施，是同样的时代感叹。
而就此剖开旧时代誓死捍卫的“时间话语”，人们看到的是什么？
仅仅是愚昧虚幻的符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