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某个寻常的日子，在广袤的鄂西北平原，一位农家女子怀抱着刚出世的婴儿，时而靠近并轻嗅婴儿的脸庞，像是嗅着最原始的生命气息。
我带着响亮的啼哭声来到这个世界。家有兄长，长我三岁。我的出生让父母喜上眉梢，和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他们的爱情抽屉里也藏着一个叫做“好”字的字条。
小时候，我家住在偏远的农村，父母俱是无闲月的田家人。记忆中，祖父很早便已过世，是祖母一手将我们带大。兄长和我都曾于烟雾缭绕的清晨，跳上牛背，挥舞着牛鞭看那山河辽阔；我们也曾于夏日的黄昏，从河边戏水而归，看那斜阳驮着飞鸟，远远地消失于地平线。
安逸的农家生活看上去很惬意，却也有着隐忧。父母早就想从农村跳脱出来，去到镇中心发展家具事业，不过，主意一直未定。直到某天，祖母带我和兄长去县城探望她的外孙涛涛。大概祖母认为涛涛的家境殷实，应当主动分享一些零食给他的乡下表哥表姐，然而任性的涛涛果断予以拒绝，气得祖母回家后边流眼泪边和父母诉说事情原委，父母听罢连连安慰她。与此同时，他俩心中的那个主意终于落了地。
不久后，父亲在镇中心租了一间门面，开始经营家具事业。父亲钻研木工手艺，请他上门做工的人特别多。母亲也不闲着，帮忙扶木板，递工具，归类下好料，清理电刨子下面的刨花和锯末并运到厨房烧锅等。母亲天生对油漆过敏，尽管如此，在年底销售旺季来临时，鼻子上蒙着粗布的她依然会一边咳嗽一边提着油漆桶，仔细地给家具刷上油漆。
家境略有好转之后，我也升入镇上的初中就读。由于学业压力增大，出于补足营养的考虑，母亲做主，为我购买了许多当年只有城里孩子才能享用的“红桃K”口服液。她笑呵呵地对我说：“婷婷，你经常要用脑。我买了这个，电视上说这个产品健脑安神，用处大着呢！”我问母亲这个口服液是不是很贵，她回答：“没关系，咱家受得起！”那时，虽然家境有了一丝好转，但事业毕竟刚刚起步，家中并不算十分宽裕。听邻居说，我住读的日子里，父母常常就着一碗咸菜吃完一大碗米饭。
上高中时，我去县城读书，为了更好地照顾我的生活，在与父亲商量后，母亲便在校门口附近租了一间房，并购置了一辆自行车方便送餐。每到中午，母亲便会将精心做好的饭菜装进保温桶，然后骑车来到校门口。不管风雨交加还是阳光明媚，母亲从未耽误，保温桶里的饭菜到我手里时依然热气升腾。在我备战高考时，母亲的保温桶像是各色食物的拼盘，有时装满排骨靓汤，有时盛满蒜苔炒肉，有时又换作清蒸鲈鱼。细心的她还会在每日食谱后面记录我品尝后的感受，对于我喜欢的菜色，她会用“撑”等词语表达；反之，则写下“难吃”或是画一个哭泣的小表情。
犹然记得，高中节奏加快，周末偶得闲暇，我便会与母亲相约，沿着县城内的小河边散步。在那座依山傍水的小城，我时常对母亲讲起我学习上的进步和班内新近出现的趣事。高考即至，临考前的夜晚，为减轻我的思想压力，母亲频频约我散步。夕阳西下，河畔的金柳在轻轻招手，夏日的晚风无上清凉，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偶尔，行至十字路口，母亲会抱怨等候红灯时间太长，我却在心里庆幸可以多陪她一会儿。
上大学后，我像一只羽翼渐丰的鸟儿，脱离了父母的怀抱。从此，我与家乡渐行渐远。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湖北省十堰市的一所学校任教。母亲因为晕车，加之含饴弄孙，极少来探望我。而我每次回家后，总会说服父亲让他抱着被子去客厅“栖居”，我则和母亲同榻而眠，聊着说不完的话儿。我拥着她，看她眼睛里闪动的光亮，像是夏天里灿烂的星辰。
工作第二年时，由于感冒加重和颈椎压迫神经的双重因素，我突然眼冒金星，并出现呕吐和站立不稳的症状，随后被救护车紧急送进医院。在医院急诊科，医生起初面对病情无法拿捏准确。临近下班时，依照他的专业判断，我被转入神经内科。
母亲得知病况后，备好晕车药，买好票乘坐班车来探望我。由于尚未找到症结所在，经医生用药后，并无明显改观。在病房里，焦急的她看着我憔悴的模样，轻抚着我的头发，心疼地说道：“婷婷，你受苦了！我老了，也没什么用，你身上的这些病痛该由我来承担啊！”听罢，我忍不住哽咽，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天底下的母亲大抵都甘心情愿地替儿女承受一切人间苦痛，直到我身为人母之时，对于这句话才真正感同身受。
在那家医院住到第二十天时，治疗效果依然欠佳。在一位好心医生的建议下，先生为我办理了转院转科室的手续。在另外一所医院的耳鼻喉科病室，由于药物对症，我的病情一天天好转起来。母亲见我逐渐恢复往日的神采，泪水与欢笑交织，我亦在内心深处感激她的温情相伴。
这位极为平凡普通的母亲，没有令世人惊叹的壮举，也没有让家族荣耀的业绩。虽然她没有给我们创造太多的财富，但她身上慈爱、执著、坚韧的精神品格就是给我们最好的财富。沧桑一世，是她陪我看尽万家灯火，数尽万家灯盏。我可爱、可敬的母亲！
（作者系湖北省十堰市五堰小学教师，湖北省诗词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