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古人的名与字都很有讲究的。中国古代有“夏商周”三个朝代，“商”在“夏”之下，之下（子夏）即“商”，故戏说子夏是“圣人之下”。《史记·孔子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子夏作为当时著名“教授”，对儒学自然有很多见解，本章就是他对“学”的见解。
“贤贤易色”这是子夏对“学”的一种定性式解释，“学”即“贤贤易色”，“贤贤易色”即“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三句话，这便是本章的结构。“贤”本意是“有财”，引申于人的评价，意思是“有才能的人”。“贤贤”的语法同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语法，即“以对待贤人的方式对待贤人”。“贤”也是“君臣父子”等等各种人物角色的代称，扩展开就是“以最恰当的方式对待各种人”。“易色”，“易”指转变，“色”指人的容貌、态度，“易色”意即“根据人物变化随时转变个人的对应方式”。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是子夏为“贤贤易色”列举的三项内容，“以竭力事父母、以致身事君、以有信交友”即“贤贤”，“事父母应竭力、事君则应致身、交友则应有信”则是“易色”。“事父母”即“孝”，“竭其力”即“真孝”；“事君”即“忠”，“致其身”即“真忠”；“与朋友交”应“信”，“言而有信”即“真信”。“真孝”、“真忠”、“真信”就是“学”的内容。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一般人可能认为只有“学文”之类行为才为“学”，只做到以上三项而没有“学文”，故而说“未学”。但以子夏见解，只要做到“真孝”、“真忠”、“真信”三项，即使没有其它能力，甚至不识一字，都能称之谓“学”，故说“吾必谓之学矣”。“吾”再次表明以上是子夏个人对“学”的见解。
把子夏对“学”的见解与孔子对“学”的定义的作一比较，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学”的认识。一是“学”的主体，孔子把“弟子”作为主体，又从“出入”到“众”，主体明确不足宽泛有余，而子夏把主体仅限定在“父母、君、朋友”三类“贤人”上，主体明确有余宽泛不足。二是“学”的行为方式，孔子把“孝弟谨信爱”作为行为方式，更把“孝弟谨信爱”从对应的主体上扩展至更广泛的主体上，针对性不强，扩展性有余；子夏则把“竭力、致身、言而信”作为行为方式，且严格对应“父母、君、朋友”，又特别指出要“贤贤易色”，其针对性有余，但扩展性不强。三是“学”的取向标准，孔子把“亲仁”作为“学”的取向标准，即“学”的目的或价值取向必须是“仁”，并明确把“余力”用于“学文”，即否定“学文”取向，故取向标准明确。子夏则仅以“贤贤”附带作为取向，与“仁”无所体现，故取向标准模糊。
以上比较显示出子孔子学问的高超和子夏学问的平实，但《论语》编者本意不在贬低子夏，把子夏的见解放在孔子的定义之后，有编者的特别用意。夏作为孔子弟子，对“学”的见解仍体现了孔子的思想，与孔子的不同，主要是因为所面对教授的对象不一样。孔子一生专以“传道”为务，弟子多以“学道”为主，层次较高，故以较高标往要求之；子夏一生以“教学”为职业，弟子多以“学业”为主，层次一般，故以平实标准要求之。对于《论语》后学之人，层次高者当法乎孔子，层次低者当从乎子夏。总而言之，学道很难，法乎孔子固然不易，不能法乎孔子，从乎子夏亦很难得。《论语》学者当于此勉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