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文化精深博大，五千年的智慧经验堪称人类菁华。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社会人心的日益衰败，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要加强教育。当今很多传统文化课堂都在宣讲《弟子规》，也有很多学校把《弟子规》作为学生的德育课本。那么《弟子规》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在我们传统文化经典中的地位又如何?
一、《弟子规》溯源《弟子规》成书于清乾隆年间，属行为规范类蒙学教材，它是建立在对其之前蒙学教材的借鉴与继承之上，由贾存仁重修编订命名而成。既包含规范孩子做人做事的标准，又是检测成人言行举止的一面镜子。凝聚着中华民族千年的处世哲学与人生智慧。传递着谦逊、好学、感恩、正德、修身的文化理念。倡导我们在生活中学习、力行，坚持修己爱人，成就幸福人生。
《弟子规》内容以《论语·学而》篇中的第六句话为全文纲领。而每个德目下包含的行为条目，一与《论语》中部分经句相应;二是或直接辑录或总结朱子及其弟子的童蒙著述而成。创作的主旨是：“正童稚之脚跟，开圣贤之途辙”。以“礼治、德治、人治”为立人思想。
《弟子规》是对《论语》的继承。以《论语》中“弟子之道”为总纲领，“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中关于“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几个部分的具体内容与《论语》中孝道、兄弟之德、谨信品行、爱众亲仁、余力学文的思想一致。而且结合了生活情境及具体事务提供行为践履的方法。
《弟子规》追本溯源，可上溯到《礼记》。当年重订中辑录了《礼记》中的《曲礼》《内则》《少仪》《祭义》等篇。例如：
《礼记·曲礼上》中说：“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这与《弟子规》的“冬则温，夏则凊”;“居有常，业无变”相应。
《礼记·曲礼上》中说：“立必正方，不倾听。”这与《弟子规》的“步从容，立端正”相应。
《礼记·内则》里说：“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这与《弟子规》的“亲有过，谏使更”;“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相应。
《礼记·祭义》中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这与《弟子规》的“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相应。
《礼记·问丧》里说：“哭泣无时，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这与《弟子规》的“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相应。
毋庸置言，《弟子规》与《礼记》是同本一源，是我们儒家圣哲人，代代承传下来的生活规则，它们的本质都是一个恭敬。诚如《礼记选解》中说：“礼者，理也”;“礼者，履也”。是说礼是一种成文的规则，是让我们去履行实践的，也就是让我们拿来做的。
另外，《弟子规》的内容参考了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朱熹门人程端蒙、董铢的《程董学则》，真德秀的《家塾常仪》，陈淳的《小学诗礼》等。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教育，并坚信教育应从幼儿开始，教育孩子“如何做人，如何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切从落实《弟子规》开始”。要树立“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人生理念，做社会大众的示范。
因此，《弟子规》是儒学根本，要承传先志，继往开来，教育孩子就要从《弟子规》做起，所谓“教妇初来，教子婴孩”，扎根的教育要做好。
说到《弟子规》，都说是贾存仁对李毓秀《训蒙文》进行了修订，将其散文体改写成了三字一句类似三字经那样的文体。近闻山西师大仝建平教授从陕西获得了《训蒙文》的刊印稿，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原来《训蒙文》也是三字一句的文体。
据《训蒙文》书首李毓秀先生之序(康熙壬午莫春之吉绛州李毓秀敬启)推算，《训蒙文》大概成书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暮春，此时李毓秀55岁，也就是说李毓秀的《训蒙文》是在其晚年问世。如果其书在社会上流行较广的话，当贾存仁八、九岁入学时，可能会读到《训蒙文》。
关于《弟子规》的作者，今天可以见到的清代版本《弟子规》大部分皆标明为李毓秀。也有一些版本，如清代咸丰六年(1856)的慎修堂藏书版，在书的前边题写有“绛州李子潜先生原著，浮山贾存仁木斋节定”。这一说法基本为各界所认可。
根据清末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贺瑞麟(号复斋)先生于“癸亥重阳”在绛州为绛州“复刻”《弟子规》所撰之序言可知：《弟子规》是由贾存仁“重订”和命名的。
序言中讲：“而有力者，更能取《训蒙文》而并刻之，即于世道人心益有赖焉!此又余之重有望也。”现将康熙壬午(1702)《训蒙文》之版本(收藏者尚未把其全文公诸于世)与《弟子规》比对可知：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大刀阔斧地删节修正、充实提高，同时保留了《训蒙文》的部分精华。或者说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二次创作。据仝建平先生统计，《训蒙文》全书正文约有1700字(亦有称1800字)左右，其中，内容与《弟子规》相同部分约为350字，相当于《训蒙文》1700字篇幅的20%，也就是说《弟子规》只包含了《训蒙文》五分之一的内容。《弟子规》，全文360句，计1080字，其中包含有《训蒙文》中350字所涉及的内容。可以概略的说《弟子规》新创作的字数为730字(占1080字的68%)，与李毓秀《训蒙文》内容相同部分的字数为350字(占1080字的32%)。即使按照当今学术界论文“重复率”检测的一般标准，《弟子规》新创作内容的字数达到了68%，也可获得“原创”的认可。
《弟子规》与《训蒙文》相比，言简意赅，亮点凸起，有了质的飞跃。贾存仁作为《弟子规》唯一的合法作者，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事实证明《弟子规》绝非是《训蒙文》的别名。两本书虽然有割舍不断的联系，但绝不可合二为一。
现在流通的《弟子规》是雍正乾隆年间贾存仁重订改编并改名，在清代后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被誉为“开蒙养正之最上乘者”。
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康熙雍正年间绛州(今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龙兴镇周庄村)人。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尊称为李夫子。清顺治四年(1647)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在新绛县周庄村。自幼淳朴谨慎，孝亲友弟，做事循规蹈矩。拜著名学者党成先生为师。王奂曾《旭华堂文集》记载：“视异母弟，温温抚爱，若惟恐有伤，弟固乐其有兄，而闺内亦忻然若有动也。”
光绪《直隶绛州志》记载：“李毓秀，字子潜，国学注选县丞，从党冰壑游几十年，守师说不敢变。”20岁时被州学推荐到国子监学习，成为监贡(秀才)，李毓秀对此曾有明言，“初亦有意制举业，顾所为皆求以发明圣谛，而于时下场屋中物多格不相入。”故而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乾隆和光绪《直隶绛州志》均记载：“晚而讲易敦复斋，听者屡满户外。”雍正七年(1729)农历八月二十四日辞世。著作有《训蒙文》《四书正伪》《四书字类释义》《学庸发明》《读大学偶记》《宋孺夫文约》《水仙百咏》等，分别藏于山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据光绪《直隶绛州志》记载，李毓秀的身份是“国学注选县丞”。为正八品。根据目前可见的资料，清代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县丞是国子监的监生和贡生出身，极少有举人担任县丞者。正是这样的身份，在由进士、举人、生员组成的科举功名等级体系和由官级高低组成的官僚等级体系中，均处在末端。在经济生活上，李毓秀虽然是国家官员身份，但只是较一般意义上的普通百姓好一些而已，并非十分富裕。
贾存仁(1724―1785)，字木斋，号余田，生于雍正二年(1724)二月二十二日，卒于乾隆甲辰年(1785)三月七日，浮山县张庄乡佐村人。出生耕读之家，主攻宋五子及诸理学书，精通韵学。乾隆三十六年(1771)参加山西乡试，考中辛卯科副榜，没有正式做官，但是也曾主持本地的书院，可知其学问在本地也具有一定的名声。他以《论语》为指导思想，以《三字经》为创作模式，重订改编了李毓秀的《训蒙文》，并定名为《弟子规正字略》，简称《弟子规》。著有《等韵精要》《音汇》《诗韵考源》等书，曾游学京师，参与修编《四库全书》。
从贾存仁的墓志铭可以看到，他对待学问，思考极为深刻，尤其注重亲身践行，而非为读书而读书。深厚的学养积累，高尚的道德行为，使他站在了一个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在众多的书籍读物中一眼看中《训蒙文》的价值，仔细品鉴，把训教幼童的《训蒙文》之“训”，变成了老少皆宜、人人皆须遵守的《弟子规》之“规”，并将自己的亲身体验，用最为简洁的语句凝结成为最精彩的人生准则，使《训蒙文》焕发出新的光彩。因此，有了如今大家看到的《弟子规》。
《弟子规》这本书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它是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编成的。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其次一切言行中，要谨慎，要讲信用;和大众交往时要平等仁和，要时常亲近有仁德的人，向他学习。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仁、义、礼、智、信。”孔子的仁爱思想在本书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成为可以看得见的行为规范。
《弟子规》内容浅显易懂，易于背诵、理解和实行。儒家思想提倡的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等思想，都包含在《弟子规》中，前六项属于德育修养，后一项属于智育修养，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生活规范、修身自律、处世交友、求学成才等应有的礼仪与规范。强调“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先”的圣贤理论。集孔孟程朱等圣贤的道德教育之大成。
《弟子规》全文有七个段落，共360句、1080个字，三字一句，言简意赅，合辙押韵，文字精透，内容博大精深。书中用字最多的是“勿”、“不”、“为”、“无”等，其中：“勿”，43个;“不”，25个;“为”10个;“无”9个。其构成的句子，就像一位敦厚的长者一字一句谆谆告诫孩子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孩子们从心理上到行动上循循善诱。全文内容列出113件历史故事，其中“入则孝”24则，“出则悌”13则，“谨”24则，“信”15则，“泛爱众”21则，“亲仁”4则，“余力学文”12则。这些故事个个典型生动，都是做人的标杆。
《弟子规》讲：“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从孝敬自己的父母开始，以孝道为原点，进而做到“长者先，幼者后”;“尊长前，声要低”尊敬所有的师长，……再把仁爱之心，推及到万事万物，达到“泛爱众”。正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人与人要和谐，人与自然也要和谐，整个世界都要和谐。
当我们按照《弟子规》做到了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那么在一切日常言语行为中，自然会小心谨慎，讲信修睦，和大众相处时平等、博爱，时时亲近有仁德的人，向他们学习，这些做人方面的应对进退都学到、做好了，有多余的时间才去学习其它有益的学问。所以，《弟子规》是拿来做的，不是拿来背的，要解行相应。“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一句，做一句，做到了，才能够更深刻地感受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有多么深远，才能够体会祖宗的深恩厚泽，进而圆满自己的学业、事业、家业、道业。
时至今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久弥新，它是我们人生幸福的金钥匙。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说，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要生存，必须从两千年前的中国孔老夫子那里汲取智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说，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的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这些世界顶尖级的人物，懂得我们中华先祖留下的文化是安身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与大道。然而，从砸烂“孔家店”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弟子规》和其它国学经典一起统统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我们弃之已久，惭愧之至。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尤其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缺失，不少人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时代呼唤《弟子规》，时代迫切需要它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培育祖国的下一代服务。目前，神州大地学习实践《弟子规》的热潮方兴未艾，工厂企业用它培训员工，城市乡村用它教育青少年，各类学校把它作为学生的必读书。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遵守社会法则的“规矩”教育，也越来越凸显其重要的地位。《礼记·学记》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要导正社会人心、解决社会问题，必须从教育着手，《弟子规》就是教人做人做事的最好教材，特别讲求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的践行，是启蒙养正、教育人们敦伦尽分、防邪存诚、养成忠厚作风和对照自我的经典。
检索古代文献，对少儿进行启蒙教育的典籍很多。比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这些主要重文采、重典故、重知识面的大而全。而《弟子规》则与这些侧重于知识、识字、练字等方面对少儿启蒙培养不同的是，它侧重于对儿童做人的培养，具有匡正时弊，铸就美德的时代价值。它秉承开蒙养正的立人导向，遵循立人化性的教育目标，依据矫正儿童心性的现实需要，为孩子们长大后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做准备。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通过高考选拔人才，使人们再一次看到了知识给人带来的经济上、社会地位上的深刻变化，使人充分体会到了知识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种变化也使人开始热切地追求知识，对子女教育也热衷于对知识的灌输和培养，想让孩子成人后过上高品质的生活。但古人却看得更深、看得更远，他们看到除了知识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外，更深刻地看到了做人的不同给人带来的一生的兴衰与荣辱;学习知识固然重要，但学会做人更重要，所以他们更看重的是对孩子做人能力的培养。知识只是短暂地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但绝不会起永远的决定作用;对一个人起永远决定作用的是他如何做人，包括如何与人交往，遇到事如何处理，如何奋争，如何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等。
学会做人非常重要：不知道如何做人，人有可能在人生之路上走到邪路、歪路上去，成为祸害社会的坏人，排挤诋毁他人的小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知识可能对人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学做人却不会;并且一个人在认知怎样做人的过程中又同时受到周围错综复杂环境的影响，它是一个人修心养正的长期过程;但它的影响却既深又远，不光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而且他做人的方式、人生观、价值观更能影响到他的子孙后代，使子孙后代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家教、家风问题。
纵观我们周围，凡是家庭不睦的、与人不和的，还有某些做人做事上出了问题使我们无可忍受的，在《弟子规》中总能找到相应的句子让我们明白：这个家庭哪方面出了问题，这个人哪方面出了问题，才会引起纷争，招人怒气的。
《弟子规》可贵之处就在于很多句子不仅能在家庭不睦，与人不和等方面找到原因，还能打开心结。比如说兄弟间因财因物生气，起纷争，一句“财物轻，怨何生”就使人找到怨气产生的原因，去打开心结，寻求兄弟间的和睦。
《弟子规》是一本可以让人受益终身的书，当代学者盛赞它是孩子们“素质教育的最佳读本”，是“人生第一步，天下第一规”。（刘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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