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打开各种各样的短视频网站，经常能见到一类热门的人群：中外婚姻。
随着最近几年。我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不管是中国姑娘远嫁重洋，还是中国小伙娶外国媳妇，这两种情况都比较平衡。
甚至还有一些外国小伙干脆留在了中国，做起了“上门女婿”。但是在90年前，这样的情况是很难想象的。
当时的中国不仅贫穷，而且落后、孱弱，深处军阀混战、列强压迫、日本侵略的谷底，即便有中国人在海外收获来自异国的爱情，也多半不会冒险带着心上人返回祖国受苦。
不经历淘尽万斤黄沙的艰辛，便不能体会一粒金砂的贵重，正是在那样的动荡乱世之下，一段发芽于奥地利维也纳，结果于中国浙江的中欧婚姻，成为现实中的爱情童话，童话中的现实爱情。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这个名字，即使没去过欧洲，在很多人眼里也是如雷贯耳，向往之至。
自神圣罗马帝国开始到奥匈帝国，维也纳一直是欧洲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有一个浪漫到极点的称号：音乐之都，今天也是众多国际机构总部的所在地、人类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相比之下，浙江东阳这个地方，恐怕就连在省内也没有什么响亮的名气，到今天，也不过处于全省中游的经济水平，除了横店影视城之外，大概也就没什么能让外地人记住的地标了。
至于在1931年，这两个地方就更没有任何比较的余地：彼时欧洲正处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而中国好不容易在名义上，统一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际却依旧陷于看不到尽头的内战之中。
可以想象，当时的奥地利看中国，也许正如我们今天从中国看待叙利亚、阿富汗这些地方。
因此当1931年的维也纳市民，看到一队来自中国、接受本国先进警务训练的中国警员们，眼里除了好奇，大概也会多少带有一点轻蔑。
这种滋味自然不会好受，但受训的年轻警员杜承荣却将此化为动力，以奥地利教官从未见过的刻苦勤奋，迅速消化来自欧洲传统军事强国的先进知识。
杜承荣深知，这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机会。他的家乡远在东阳乡村，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那里最好的房子，大概还比不上维也纳路边的报刊亭。
杜承荣家中也是一贫如洗，他完全是靠着考试的优异成绩，才争取到民政厅拨下的这次公费留学指标，来到宛如天堂的维也纳。
从浙江农村，来到欧洲音乐之都，一切对于杜承荣和伙伴们都是那么不可思议，超出了之前想象的极限：精美博大的欧洲庄园、宏伟辉煌的皇宫城堡、余音绕梁的歌剧戏院，以及对中国人最为宝贵的：和平安宁。
紧张的学习活动之余，充满活力的杜承荣也接触到了一项在中国难得一见的优雅娱乐：溜冰。
溜冰场上，成群维也纳当地居民翩翩起舞，黄皮肤的杜承荣反而十分显眼。
一位人群中的奥地利姑娘，一眼就注意到了这张难得一见的面孔，而且比面孔更罕见的是，一个年轻男子，竟然比女孩子更腼腆害羞。
尽管这位叫做格特鲁德·瓦格纳的奥地利姑娘在维也纳算不上什么富贵人家，至少比起杜承荣，她还是有足够的资本选一个更好的本地男性。
但中国人却有一个神秘的朋友：缘分。格特鲁德·瓦格纳的父亲，正是一名奥地利警察，也是训练中国警员的教官之一，而他的家，就在杜承荣的房东附近。
不知道为什么，格特鲁德·瓦格纳对杜承荣的相貌和性格一见钟情，受宠若惊的杜承荣在忐忑不安之中，顺水推舟主动示爱，结果自然是一撮即合。
两人见面越多，就越被对方身上的独特气质吸引，这对在当时极为罕见的情侣在每一秒的思念和相处之中，迅速抛弃了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一切隔阂。
生活在维也纳的市民，当然有足够的资格自豪甚至骄傲，面对1931年的中国人，尤其如此。瓦格纳的父母，也难以免俗这种人之常情。
所以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竟然爱上一个中国乡下来的穷小子，做出的激烈反应，也是能让人理解的。
其实不光是父母，瓦格纳的行为在当时的奥地利可称“惊世骇俗”，即便是身边的闺蜜们，也纷纷劝她死了这条心：中国警察再怎么帅气温柔，训练结束之后也是要回国的，难道你还能跟他回到落后的中国不成？
瓦格纳却认定了杜承荣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她对闺蜜说：“我要嫁给一个中国人，我父母反对，但我要这么做！”
而面对坦诚相告“我家里很穷…祖国也多灾多难…”的杜承荣，瓦格纳却温柔地说道：“我相信你的祖国会好起来的，我们的爱情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
母亲在瓦格纳的反复劝说之下，心肠总算稍有软弱；可惜所谓父亲都是“女儿奴”，老父亲这一关，似乎还是怎么都过不去。
按照奥地利的法律，子女出国需要监护人的签字，只要父亲的工作做不通，只要杜承荣归期一到，这段稀有的异国情缘迟早会被时间和距离消磨干净。
父亲明面上的理由很简单：他必须考虑女儿的终身幸福，杜承荣完全不能给女儿带来任何保障。不过他内心恐怕多多少少，其实也是带有对中国人的一点点偏见。
瓦格纳对父亲解释道：“嫁给杜承荣就是我的幸福！”却依旧无法打消父亲眼里，看待中国人的别样眼光。
杜承荣在奥地利的训练时间只有短短两年，留给这对情侣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恐怕维也纳的歌剧院里，可以多出一起爱情悲剧的题材。
正所谓自助者天助之，这个时候，杜承荣在训练中的优异表现竟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另一位为人正直的奥地利警官听说了同事家里的这件稀奇事，专程找到瓦格纳的父亲，怒气冲冲地“教训”了他一顿：“杜非常优秀，我有两个女儿，要是她们中哪一个想嫁给他，我一定同意。”
面对同事如此罕见的评价，老父亲陷入了深思，最终，他对中国人的偏见开始让步给理智和感情，同意了女儿的婚事。
终于看到一条光明大道的瓦格纳，带着无法抑制的喜悦送杜承荣上了回国的客轮。
作为在维也纳最后的美好回忆，两人在临行前再次来到歌剧院，观看描写奥地利贵族少女丽莎和中国清朝大使苏忠亲王爱情的《微笑的国度》。
“你是我全部心灵之所在！”当舞台上的人物说出这句台词，瓦格纳和杜承荣也默契地紧握对方的手，同时重复这句台词，当作离别的誓言。
1934年12月，瓦格纳年满18岁，终于可以独自离开奥地利，前往她想去的任何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中国。
学成归国的杜承荣已经在家乡找到了体面的工作：杭州警校教练，他一接到爱人的电报，立刻汇去了一张从意大利开往上海的船票。
老父亲老母亲带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开心地收拾行李的女儿，这次分别，会有多久呢？在维也纳长大的宝贝女儿，大概迟早会受不了中国的落后，乖乖跑回来，回归一个普通奥地利女孩的生活吧。
“别担心，我五年之后就回来看望你们。”瓦格纳和父母、三个弟弟在车站抱了又抱，最后在上车之前留下这句话。
从意大利开出的“玫瑰好”客轮一路经过地中海、印度洋、终于穿越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来到充满黄泥水的上海杨浦江口。
而杜承荣早已算好船期，提前请了三天的假，在码头日夜守望。为了让未婚妻一眼就能认出自己，他特意买了一身洁白如雪的西装。
两年在维也纳，26天在海面，换来瓦格纳下船的第一眼，便是气度翩翩的心上人，比起在维也纳的青涩岁月，更加出色。
那一刻，这位维也纳长大的都市女孩抛却了心中仅存的所有疑虑，对自己在中国的未来再也没有产生二心：“我的承荣，他没有骗我。他在码头上一直等了我3天。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无论受多大的苦难，都是最幸福的人。”
1935年2月24日，杭州无数名流下榻过的北山路新新饭店，身披婚纱的瓦格纳和西装革履的杜承荣笑容满面地招呼各路来宾。
结婚证上，新娘下面印着“华知萍”三个字：萍水相逢，人生知己，这是杜承荣特意为妻子取的中国名。
两天后，杜承荣专门带着新娘子赶到东阳老家，轰动全村、大出风头自不必说，却因为瓦格纳对农村婚俗一窍不通，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好在华知萍没有因此对丈夫产生任何意见，反而充满好奇地探索着中国的乡土文化。
其实当天在杭州举行的是集体婚礼，除了杜承荣之外，还有另一对中奥夫妻：杜承荣的同事华其昌，和瓦格纳女伴燕妮。
也正是这两对夫妻后来的命运差别，才更显出华杜两人的爱情，不逊色于一切童话传奇。
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不过一日之间，婚礼的宴席散尽，无情的现实就开始像鞭子一样对日常生活反复抽打考验。
即便杭州已经是当时中国生活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娇气挑剔的燕妮还是对和维也纳生活的巨大差距产生了失望，和华其昌开始不断为各种琐事拌嘴。
华知萍却梳起了中国妇女传统的发髻，穿起了中国妇女传统的旗袍，挽着丈夫的手漫步于诗情画意的西湖边，享受这山水中的中式生活，度过了一生之中最甜蜜幸福的20多天。
然而，此时战争的阴云，已经在小情侣没有意识到的角落悄悄袭来。
亚洲这边，日本的野心日胜一日地显著，上海局势岌岌可危，杜承荣的警校不得不开始准备搬迁到福州去。
欧洲那边也好不了多少，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一直对奥地利虎视眈眈，决计把这个自己出生的国度，一块绑上侵略战车。
1937年77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宣告开始；1938年3月12日，纳粹德国武装占领奥地利；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华知萍却从未对爱情动摇过，她坚持陪着丈夫、带着一岁的大儿子杜强华，登上了退往重庆大后方的汽车。但她也有内心的痛苦煎熬：在车站临行前和父母的五年之约，怕是要失信了。
1937年之后，她和奥地利家人的通讯被迫中断，中国和欧洲两个小小家庭的十几个人，相互同时忍受思念和担心的痛苦。
逃亡路上，三子卫华出生又早夭、长女丽华因为没有吃的营养不良，在维也纳难以想象的苦难先后压在华知萍肩上，但只要杜承荣对自己忠贞不二，这一切都无法动摇她对丈夫的感情、和对中国的信心。
强华、兴华、丽华、韶华，最后活下来的四个子女，名字都带着父母对中国无限的热爱。
华知萍也不忘给他们取了德文名字：阿尔弗雷德、彼得、伊丽莎白、特鲁蒂。
1945年，蹂躏欧洲和维也纳六年的二战终于接近尾声，燕妮早已生死未卜，华知萍却做了一个让她辗转整夜无法入眠的噩梦：在梦中，老父亲和童年时一样带着自己攀登阿尔卑斯山，却突然从高高的雪山上摔了下来。
1946年7月，中国终于恢复了和奥地利的通信，弟弟们总算联系上离家12年的姐姐，拍来的电报却让华知萍悲痛欲绝：父亲在前一年不幸去世，到死也未能见到女儿履行对自己许下的诺言。
为了排解心中痛苦，华知萍变回瓦格纳，疯狂地找来一切能找到的德语书，回忆在维也纳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丈夫的国民党身份和华知萍的海外背景，两人不得不返回东阳老家乡下湖沧村务农。
然而，当华知萍生下第三个女儿时，她依然为孩子取名：杜爱华。
在中国三十年的岁月里，华知萍再也没有回到奥地利——六十年代，母亲和弟弟曾经希望她回去，但是她看着丈夫和孩子，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抛弃脚下的中国。
直到1969年，母亲临终，也未能再见到自己最疼爱的格特鲁德·瓦格纳，当年的五年之约，竟然对父亲和母亲，全都违背了。
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生活水平在中国是倒数的。为了给儿子上学，华知萍被迫卖掉了从维也纳带出的金手镯——那是母亲最后的遗物。
不过孩子们还是可以享受到一些当时其他人没有的福利：在每年的圣诞节，华知萍会在家中偷偷做一颗圣诞树，准备一些欧洲女孩才会做的精美礼品和玩具。
在养鸡、挖笋、编织这些日夜的操劳之中，欧洲都市女孩的白嫩肌肤，蜕变成了中国农村妇女常见的粗糙大手。
1980年，华知萍最后一次拒绝了来自奥地利大使馆的回国邀请，而丈夫和湖沧村民却给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证明她从未加入过中国国籍，这样只要她愿意，她就随时可以返回发达繁荣、如天堂一般的故乡维也纳。
1990年4月28日，杜承荣病危，弥留之际，他对着妻子拿出来的奥地利国籍，露出了最后的笑容，安心离去。
此时，这段感情已经越来越被更多人熟知，每一个接触过这段故事的人，无不留下感动的泪水。
1990年10月，在奥中友协的帮助下，应维也纳市长的邀请，瓦格纳携带着大女儿杜丽华回到阔别56年的故乡，从头发花白的弟弟手中，取回父母特意留给自己的项链，上面，双亲的肖像一如当初。
瓦格纳带着女儿在舅舅家中住了三个多月，最后还是回到东阳“老家”，面对记者，她坚定地表示：
“不后悔，我嫁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嫁给那个年代，更不是嫁给曾经的环境。”“中国有我的家，有我丈夫的坟，孩子们也在等着我，我要回去。”
老年的华知萍穿着农村的大棉袄，保暖鞋，开开心心地给邻居们带孩子，直到2003年2月19日，突发脑溢血在家中去世。
27日的葬礼上，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发来唁电，省市县各级领导都赠送了花圈。奥地利驻上海总领事温伯格女士也出席了葬礼。
这一年，以她的传奇经历为剧本，中奥两国合拍的故事片《芬妮的微笑》，在中奥两国同步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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