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行业性、应用性科技活动的农业科研，应当遵循什么规律？
作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涉及人数最多的群体，农业科技人员所思所忧何在？
本文是《大地之犁——中国农业科技困局实录》一书的部分章节。
作者在书中指出：
课题制的“顽症”，逼得科研人员“跑部前进”，培养出一批批“科技老板”。
“国内首创”、“国际领先”的研究层出不穷，大量专利、成果躺在资料库里睡大觉，农民、企业却用不着。
科研活动到底是为了创造更强大的生产力，还是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
……
等等这些问题如今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创新是第一推动力。这不仅包括科技创新，也包括体制创新。
当下正是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从顶层设计到全面推开的关键时期。我们希望，通过揭示科技体制的痛点、改革的难点，能够对这项改革有所裨益，更希望科技对中国农业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强。
这是实现农村美、农民富、农业强的重要力量。
《大地之犁——中国农业科技困局实录》这本2011年出版的调研性报告虽然已过去了多年，但书中提到的一些科技体制问题和今天科研人员普遍遇到的并无二致。
【正文】
猪饲料的营养需求、营养需要、营养参数，这三种表述方式有什么区别？
答案是：没有区别。
但是，这是广东省农科院院长蒋宗勇当年陆续申报过的三个课题的三种说法。
为什么？
“每一次科技项目的五年计划，同样一个研究领域就得不断换新名词。不换的话上面就不支持了。”蒋宗勇说，“他会觉得怎么老是‘长青树’？老是这个题目，怎么支持你？”
当年他跟着导师一起做动物营养研究，在国内算是最早的了，主要就是研究牲畜每天应该吃多少蛋白质、多少赖氨酸，多少能量。应当说，这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研究，确切地说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研究项目。比如，随着育种的变化、养殖方式的变化、养殖环境的变化、人们对肉质需求的变化等等，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营养方面的调整。
“也不是说非要一下子给多少钱，但是不要让大家今天折腾这个、明天折腾那个。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就是得想各种办法把这个项目弄来、那个项目弄来才撑得下去，只好做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他无奈地说。
所以，如果单看蒋宗勇的研究名目，或许以为他这些年来都是在为课题而搞“万金油”，可事实上，他工作20多年一直都是执着地研究猪的营养问题。标新立异搞新词，纯粹是为了申请课题而不得已为之的事。
“农业科技最需要体制解决的，就是长期、稳定的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蒋宗勇说，“比如美国的柑橘育种做得很细，他们农业部就那几个人，几十年一直在做，国家一直给这项研究稳定的经费，其实也不算很多，就那么一个项目长期支持搞。所以你看，他们育出来的柑橘品质很好。这是科技界都比较羡慕的一种体制。”
另一个发生在植保领域的事更典型：近几年南方的水稻田连续多年暴发稻飞虱。在高温湿热的夏季，随着水稻的渐次成熟，这种小小的迁飞性害虫从东南亚一路向北，经两广、两湖再到江浙一带，几乎袭卷整个南中国，给水稻生产上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防治稻飞虱传统上用的是一种叫做吡虫啉的农药，但由于多年来单纯依赖吡虫啉，稻飞虱的抗药性大大增强，这种曾经很高效的农药不管用了。过去一亩地只需1克药就能杀死95%以上的稻飞虱，但现在用几倍的农药也只能杀死60%的虫子，而且药效持续时间由原来的一个月骤降至一周。
南京农业大学植保学院的农药专家沈晋良，是研究稻飞虱等病虫害防治方面的权威。稻飞虱一暴发，当地政府部门就找他支招，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可是沈晋良说，给的钱再多也无济于事。
虽然他过去的法子挺管用，研究也有个很好的基础，但防治稻飞虱需要长期跟踪研究抗药性的变化等情况，他过去曾经向一些项目主管部门申请过研究经费，每年只需二三
十万元，却一直没有得到支持，无奈只好作罢。等到新问题出现的时候，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这样的窘境，不是只有蒋宗勇、沈晋良遇到过。事实上，研究课题缺乏长期性、系统性，是很多科技人员普遍反映的一个大问题。
农业科研的对象是各种各样的生命——动物、植物、微生物，科研活动不能不遵循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比如，粮食、棉花、油菜等农作物的育种周期为8到10年，而茶、桑、果、畜、禽、水产等的育种周期更是长达20至30年。
但是，现在科研管理上充斥着急功近利的思想，从制定指南时就喜欢追逐热点，很多项目又只支持三、五年甚至一、两年就要求结题，许多课题在申报时就要求科研人员未卜先知，必须写明技术路线、实施步骤、经费使用、推广效益，这种浓厚的计划经济式的苛求，除了逼得科研人员胡编乱造、学术造假，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小麦专家许为钢谈了他申报项目的一个“经验”——滚动。
“经费来自于项目，你得不停的申报项目。三年、最多五年。有些事研究得差不多了，你再把它申请个项目，这个钱才能把半成品继续研究下去。你可能就把一半的经费用到下一个半成品的研究上。”他说。
“创新”是这个时代的流行词。“创新型国家”、“原始创新”、“科技创新”、“创新主体”……遗憾的是，科技界的原始创新极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极少，过分强调科技功利价值的管理思想难脱其咎。要求科研人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缺乏宽松和宽容，不理解、不信任他们，给科研人员在自由王国中的探索加上了一条又一条沉重的枷索。
比如育种研究，虽然各类农作物（尤其是大宗作物）新品种数量很多，但是许多品种相互没有太大差别，因为育种者们用的材料都是司空见惯的——为了保证快出成果，大家都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如果研究跨度太大，出不来成果的风险大、耗的时间也长，自然不划算。两、三年要是出不来成果的话，你就被淘汰出局了。
也许，我们需要换一种看问题的方式了，“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古老格言在科研领域永远也不过时。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桃专家姜全说：“相比之下，桃树的育种算是各类水果中比较短的了，这也需要至少10年。可是三、五年一个课题，项目合同能第一年末签订就不错了，等经费下来就更晚了。干个一两年，中间还要搞个中期检查。后一年的上半年就要开始准备总结。三年白手起家你能育出品种？这不跟蒙人差不多吗？大家要是不浮躁才怪！”
姜全认为，国家的体制是五年制订一次计划，财政预算是一年编制一次，今年的钱今年花、明年的钱明年花。可是，今年不能预算出今后10年的钱来。这种体制跟科研需求不相吻合。
事实上，蒋宗勇、沈晋良、许为钢、姜全，是能够坚持自己研究方向的科学家们。还有一些科学家无力或者不想去坚持的，就不断转换研究方向以拿到各类项目，这一方面使科研积累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导致很多专家不专、八面玲珑。
“结合实际的育种应当没有年头限制。作物不同，育种周期也不尽相同。不能规定是三年还是五年完成任务。”姜全说，“你把育种方案确定好、我组织专家审批，经费要有限度，要根据实际需要和国家的财力，不能你要多少就给多少，因为国家没那么多钱给你。然后，我会有阶段性的检查，你阶段性地给我汇报出了什么成果，我来决定要不要你再继续做下去。”
采访中，有一名科研人员曾调侃地把现在某些科学家比做妓女——谁给钱跟谁干。
科学研究竟然真得沦落到如此地步了？！
（原载《大地之犁——中国农业科技困局实录》第六章“课题‘七宗罪’”，p124-150，董峻，学苑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